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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著作，原著作从何而来呢？一个重要的来源是拜占庭帝国。阿拉伯人与拜占庭的关系并不太好，后者被视为阿拉伯帝国“在西方的永远的敌人”，从倭马亚王朝时代双方就不断进行边界战争。但到了公元9世纪，双方关系缓和，和平共处，交通也通畅了。阿拔斯王朝的学者争赴君士坦丁堡等处购求希腊古籍。相传麦蒙曾亲自致函拜占庭皇帝，索求希腊古籍，得到许诺。拜占庭皇帝不止一次向哈里发赠送大批书籍。因此阿拔斯王朝的翻译家除了《四书》、《至大论》这些星占学—天文学著作，还翻译了大量其他希腊学术著作。
上述翻译运动第一阶段中，阿拉伯人扮演主角是显然易见的。到了第二阶段，说阿拉伯人扮演主角就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了——第二阶段中的翻译家主体是欧洲人，但是他们译的许多书是阿拉伯文著作。这一阶段的主要中心是西班牙的托莱多（Toledo）城——前面提到的《托莱多天文表》即因此城得名。
西班牙的托莱多城本来就是西欧的宗教文化中心之一，后倭马亚王朝统治期间，它又成为伊斯兰文化的重镇。公元1085年它被基督教的西方“收复”，但西班牙半岛上的穆斯林王国依然长期存在（穆斯林的最后一个重镇格拉纳达直到1490年才投降），这使得托莱多，以及另一座名城科尔多瓦（Cordoba；1236年“收复”），成了西欧学者吸取伊斯兰学术养料的学堂。大批学者纷纷赶往托莱多城，从事拉丁语的翻译活动。
公元9世纪的巴格达是阿拉伯的“翻译院”，而公元11世纪的托莱多则是拉丁西方的“翻译院”。这里盛况空前的翻译活动有两大特点：一、翻译活动始终得到基督教会的资助；二、翻译的作品中，主要是希腊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其次才是阿拉伯原著和希腊语原著。这一时期有名的译者甚多，此处只能略举若干人如下：
从事将阿拉伯文著作译为拉丁语的：
约翰尼斯·希斯巴纳斯（Johannes Hispanus）
赫曼纳斯·达尔马拉（Hermannus Dalmala）
杰拉尔德（Gerard；克雷默纳的）
阿德拉德（Adelard；巴思的）
威廉（William；孔契斯的）
罗伯特·雷廷斯（Robert de Retines）
赫尔曼纳·阿历曼纳斯（Hermanne Alemannus）
布莱修斯·阿曼甘特斯（Blasius Armegandus）
阿诺德（Arnold，巴塞罗那的）
埃吉休斯·特里巴迪斯（Egidius de Trebaldis）
柏拉图（Plato，提沃里的）
约翰（John；塞维利亚的）
从事将希腊文著作译为拉丁文的：
巴托罗缪（Bartholomew；墨西拿的）
勃艮第奥（Burgundio；比萨的）
犹杰努斯（Eugenius；西西里的）
阿德密勒尔（Admiral；西西里的）
在这一时期中译为拉丁文的阿拉伯文星占学—天文学著作（希腊的和阿拉伯人的）数量非常可观，这里只能略举其重要者：
托勒密的《四书》，由提沃里的柏拉图译出（拉丁书名Quadripartitum）。
托名于托勒密的《金言百则》（我们前面曾和《四书》一起谈到过），由塞维利亚的约翰译出。他还译了马沙·安拉、阿尔布马扎等人的星占学著作。
《至大论》，1175年由克雷默纳的杰拉尔德译成第一个拉丁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两部与天学有关的著作也由克雷默纳的杰拉尔德译出：《天象学》（Meteorologica，以往常译作《气象学》，不准确）、《生成与毁灭》（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
巴塔尼的《历数书》，最先由英国人雷蒂尼西斯（R。Retinensis，又名Cataneus）译为拉丁文，但已佚失。稍后又由提沃里的柏拉图译出，但他的译本出版时用了《星的运动》这一书名，再版时又改成《星的科学》，都大失原意。
这些阿拉伯著作译成拉丁文之后，给西方的星占学注入了新颖的内容。关于阿拉伯星占学—天文学的历史地位，以及它与周边诸文明中天学的承传关系，我们可以由图19所示的方框图大致表示出来。图中没有箭头的线表示双方有着同时的双向关系；虚线表示关系比较弱；埃及、巴比伦、波斯之所以被置入阿拉伯的大框内，是由于它们都在“伊斯兰征服”之下归于阿拉伯帝国的版图了；又由于图19是以阿拉伯为中心的，所以埃及、巴比伦、波斯三者虽然曾经与希腊—罗马关系密切，但不在我们现在所论的时间范围之内，可不必反映。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图19仅仅是一幅大致的示意图，不可能巨细靡遗，省略许多细节是不可避免的。
图19阿拉伯星占学—天文学的历史地位和承传关系。无箭头的线表示有同时的双向关系。
最后，我们或许已经可以感觉到，在阿拉伯学术中，星占学—天文学（我们在行文中有时也简称之为“天学”，以区别于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何以会如此？下面是一种解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1），“译校者序言”，第5～6页。
阿拉伯人原来索居广漠，游牧为生。白天酷热，活动多在夜间和早、晚。万里黄沙，莫辨东西，全靠观察星象来指引方向。伊斯兰教兴起后，各地穆斯林每天按时作五次礼拜时，必须面对麦加卡尔白（天房），白天靠太阳，夜晚察星位，才能确定卡尔白方向。因此，穆斯林十分重视星象学。
当然，人们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第八章文艺复兴：星占学盛极而衰第八章文艺复兴：星占学盛极而衰
这个时代虽是伟大发明、发现和新科学概念兴起的世纪，但同时也是浮士德（Faust）和诺斯特拉达穆斯（Nostradamus）当时法国著名的星占学家，详见本章第二节二。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53节 星占学的“第二黄金时代”
“文艺复兴”这一被人们无数次使用的词汇究竟何指，首先在时间上就很难明确界定，谁也无法说清文艺复兴具体开始于哪一年。而且，文艺复兴运动最先出现于意大利，再逐渐向全欧洲扩散，但它究竟算在哪一年到达了法国、德国或英国，同样难以确认。不过只要记得这是一个在中世纪之后、现代世界到来之前的万象更新的伟大时代，对于阅读本章来说也就够了，何况论述年代有时还需向后延伸。
星占学的“第二黄金时代”
文艺复兴带来了星占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与希腊化时代相比，这一次的盛况又大有过之；由于年代较近，留下了更丰富更全面的有关史料。然而从表现方式来看，星占学的两次黄金时代虽然相隔千年，却颇有相同之处，都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君王贵族等上流社会人物普遍沉迷此道；二是都出现了将第一流天文学家与第一流星占学家一身二任的代表人物——在希腊化时期是托勒密，在文艺复兴时期是第谷和开普勒。
一、君王、贵人和星占学
先看意大利的情况。那时，每个君主的宫廷里几乎都有星占学家充当顾问，为大小事务出谋划策。在佛罗伦萨等“自由城市”中，也有市政府正式任命的星占学家。在大学里，从14世纪起就任命了星占学教授。罗马教皇们，除个别例外，都迷信和依赖星占学。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Ⅱ）加冕和返回罗马的吉日是星占学家为他推算的；著名的利奥十世（Leo Ⅹ）则认为在他任教皇期间星占学大为盛行是他的荣耀，并有一位星占学家为他“讲解过去年代极端隐秘的或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事情，而且几乎每天都正确无误地预言任何潜伏的未来事件——事后都得到事实的验证”；而教皇保罗三世（Paul Ⅲ）则“在星占学家为他定出时间之前是从不召开枢机主教会议的”；还有的教皇甚至连接见宾客的时辰也要由星占学家为他推算好。按照布尔克哈特（J。Burckhardt）的说法，在星占学盛极一时的年代，意大利的贵人们几乎家家户户都雇着一位星占学家，只不过“不一定能够保证他吃得上饭”——就是说有时候薪金很低。
君王们迷信星占学，在其他各国的情形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举行加冕典礼的吉日，就是由星占学家迪（John Dee）用星占学理论为她推算择定的。后来出现了1577年的大彗星，引起普遍的惊恐，女王又将迪召去垂询。而法王路易十四（Louis ）听人报告说英国国王信仰星占学之后，就自作聪明地任命一位星占学家作为驻英特使；不料这位特使道行太浅，竟至有辱君命——在一次赛马中英王要他预言赢家以供选择，结果他预言失败，只好奉召回国去了。
与各国君王相比，王公大臣等贵人们对星占学的热情似乎更大。1524年有所谓“日月五星会聚双鱼宫”的罕见天象，据说预兆了又一次《圣经》中所说的那种大洪水，一位修道院院长就特地到山上去盖起房子，储备给养。英王的国务大臣史密斯（T。Smith）为星占学耗费了如此之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致“如果不想到星占学，几乎就夜不能寐”。另一位国务大臣则请星占学家为他排算了算命天宫图，他临终遗言说：星占学家对他一生事件的所有预言最后全都应验了。就是名垂千古的大科学家牛顿，年轻时也曾买过至少一册关于星占学的书；而据现代学者对牛顿的研究，他晚年热衷于研究的学术，除了神学、年代学、炼金术等等，还有一项就是“预言书”——这类书籍十之八九都与星占学有关，后面我们就要谈到这一点。
要说到这一时期各方面著名人物之热衷于星占学，例证极多，兹再述几则以见一斑。宗教改革家梅兰希顿（P。Melanchthon）笃信星占学，相传有一种托勒密星占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