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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当代军政大事的参与和对未来事务的预测之外，星占学还被用来对重大历史事件作出解释。这种解释有时表面上看起来仍是关于某某天象兆示某某事件的记载，但实际上并非星占学家在事先就指出了这些事件，而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才附会上星占学解释的。关于历史事件的星占学解释，可以在史籍中见到大量实例。例如一位英国星占学家主张，星占学完全可以解释伊丽莎白女王一度对莱斯特（Leicester）伯爵的爱恋之情。加伯利则断言，被处死的国王查理一世一生都已经由他本人出生时刻的天宫图暗示出来了。而著名的教皇利奥十世则早在孩提时代就由费奇诺（M。Ficino，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也热衷于星占学）用星占学推算出他将来必成为教皇。还有人宣称，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若不是选了一个星占学上不吉之日开战，就绝不会战死。1534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与罗马教皇决裂，英国国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英国国王为“英格兰教会在世间之惟一最高首脑”，对于这件大事，卡登（J。Cardan）的解释是由于火星、水星和木星1533年在白羊座会合的缘故。而科莱（Hley）则认为哈维（W。Harvey）是根据土星与木星在一个特殊位置上的会合才发现了血液循环的。利利在这方面同样出手不凡，他竟能用行星运动解释了整个16世纪的英国历史。认为星辰的周期运动与民族的历史之间存在着某些神秘的联系，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观念，对此不妨再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事例以见一斑：科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牛顿，作有《古代王国大事修正年表》，I。Newton：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 Amended；London （1728）。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其中也利用了星占学资料。
二、火灾与时疫之类
对星占学的普遍热衷和迷恋，有时会激发出一些奇情异想。1644年，贝尔纳特（F。Bernard）写信给利利，描述他关于火灾起因的一种新理论（当时火灾频仍）。他说他一直在考虑，能否为一座城市排算算命天宫图，就像为一个人排算那样。困难在于，人的出生时刻可以确切记录，但一座城市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逐渐发展而形成的，“它们最初兴起的时间不是有所争议就是已被遗忘”。但是贝尔纳特想出一个变通办法，他说可以将一座城市的火灾与人体的发烧相类比，这样就可以根据火灾而重建该城的算命天宫图。他将他的这套设想施之于伦敦城，从1212年伦敦桥的被烧向下推算，自信他已能构建出伦敦城的算命天宫图。使他极感兴奋的是，他从此可以确切预测伦敦未来的火灾了——他对这一点是如此自信，以至打算将在伦敦城的“成功经验”推广使用于阿姆斯特丹，他自豪地宣称：“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我们是否能像指导人那样指导城市的命运。”
贝尔纳特的上述设想其实并非他的独得之秘，更轮不到他“申报专利”——早在中国的春秋时代，郑国的宫廷星占学家裨灶就不止一次地根据星象预报城市火灾了。《左传》昭公十七年、十八年。至于为城市排算算命天宫图，在西方也早已有之，我们在前面就谈到过塔鲁提乌斯为罗马城排算天宫图，不过他所采用的“出生时刻”是根据罗马建城的神话传说而来。
关于传染病的爆发流行，即使在现代也很难作出完全准确的预报，在几百年前，则又是星占学提供了惟一的解释和预报途径。正如星占学家加伯利所说：“无论如何，没有其他技艺能够作出这类预报”。对于当年可怕的黑死病，星占学的解释（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三）一直是知识阶层最乐意接受的。星占学家解释和预报时疫的方法，至少从表面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科学性的：列出过去所有的大时疫，然后将这些时疫发生时的星象列出并进行比较，由此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那时的星占学家们认为，通过上述工作，他们能够预测严重时疫的发病范围和持续时间。福尔曼曾制订法则预测每周死亡人数，加伯利则声称，1665年的大瘟疫曾被他和另外四位星占学同行预报过。这类预测和解释，在今天看来当然极少有科学依据。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61节 星占学家知道什么？（下）（2）
三、1577年大彗星：迷信与科学
对于彗星的恐惧和迷信，源远流长，中外皆然。文艺复兴时代，大部分欧洲知识界人士和下层民众在这方面与中世纪相比，仍然毫无进步。1528年、1577年、1618年、1680年出现的彗星，都曾引起普遍的惊恐和混乱。连哈雷（E。Halley）对彗星轨道的科学推算，也被用来为荒诞不经的“世界末日预告”提供证据。反倒是第一流的星占学家—天文学家第谷通过对1577年大彗星的观测和研究，在天文学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图271577年的大彗星。它于这年10月27日过近日点，从11月1日至次年1月26日，皆可在黄昏的天空中见到。图中描绘了大彗星从人马座逐渐移至飞马座的路径变化。取自1578年出版于布拉格的哈格休斯（T。Hagecius）《彗星图》（Descriptio etae）。
对于彗星的恐惧和迷信，可以极大地激发人们的想像力，这种想像力的发挥又反过来进一步增强恐惧和迷信。对此可以在当时的有关著述中看到生动实例。当时有名的外科医生帕雷（A。Paré）在他的《天空怪物》一书中描述1528年的彗星说：
这颗彗星是异常可怕的，在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恐怖，有吓死的，有吓病的。它的尾巴异常之长，颜色红得像血一般，在这颗彗星的头上我们看出一只屈曲的臂，手里持着一柄长剑，好像要往下砍。在剑端有三颗星。在这彗星的光芒两旁有许多带着鲜血的刀、斧、剑、矛，其中还混杂有许多可憎恶的、须毛竦竦的人头。引自弗拉马利翁（C。Flammarion）：《大众天文学》，李珩译，科学出版社（1965），第375页。
在彗星光芒中看出刀斧剑矛和人头，当然是虚幻的想像力的产物。那时有人甚至认为自己在天空中看见了军队。将彗星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这在古代西方和中国都是长期广泛流行的观念。当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召集剑桥大学的学者，请他们解释1618年彗星时，这些学者预言了三十年战争和斯图亚特（Stuart）王朝的灭亡（自“光荣革命”后，王位两传而绝，转入有远亲关系之另一家族至今。斯图亚特家族的世系则断绝于1807年）。
关于彗星引起的恐惧，还可以举出不少记载。法国的塞维尼（Sévigné）夫人1661年1月2日致比西（Bussy）公爵的信中说：引自《大众天文学》，第376页，但书中将年代错记成1681年。
我们这里看见一颗很大的彗星，尾巴是再漂亮没有了。所有的大人都吓倒了，他们以为老天在料理他们的后事，特别拿这颗彗星来通告他们。据说马萨林（Mazarin）大主教已经染了不治之症，他的侍臣们为着阿谀这位大人物，故意对他说天上出现一颗大彗星，很使他们害怕。他还有精力转而去讥笑他们，他说这颗彗星太看得起他了。事实上我们也该像他那样说：人们的骄傲竟到了这样的地步，以为个人的死亡也会影响到天上的星象呢！
即使到了1680年，对彗星的恐惧与迷信仍不稍减。伏尔泰（Voltaire）记其事云：伏尔泰（Voltaire）：《路易十四时代》，吴模信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463页。
迷信思想在人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以致直到1680年，彗星还使人胆战心惊。几乎没有人敢于破除民众的这种恐惧心理。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伯努利（J。Bernouili，创立变分法并最先研究概率论）就彗星的问题回答这种成见的信奉者时说：彗发不可能是神的愤怒的征象，因为彗发始终存在；它的尾部倒可能是这种征象。……
伏尔泰的见解在那时要算非常高明的了，而在巴黎“太阳王”的宫廷里，1680年大彗星带来的，据当时一篇题为《牛眼记事》的作品记载，是如下一番景象：《大众天文学》，第376页。
所有的望远镜都对准天空，一颗近来还从没有看见过的大彗星，使我们科学院的学者们日夜操心。城里的人很害怕，胆怯的人以为又是一次洪水的预兆，他们说因为水的预兆总是火；我想这是合理的解释，只需卡西尼（Cassini；几代任职于法国的意大利天文学世家）先生为我证明就成了。胆小的人看见世界末日快到了，赶忙写下他们的遗嘱，把他们的财产送给僧侣。在宫廷里大家热烈地讨论着这飘荡的星究竟预兆哪位大人的死亡。他们说罗马的独裁者死亡以前，不是有一颗彗星出现过吗？……
那时哈雷已经建立起计算彗星轨道和周期的数学方法，他算出1680年彗星的周期是575年，数值虽不准确（后来别人的计算表明该彗星的周期应是8800年），却完全是科学的产物。但是他的计算结果却被当时的神学家兼天文学家（？）惠斯顿（W。Whiston）引用来推算“世界末日”的确切日期！这日期据他推算是公元2349年11月28日或2926年12月2日。他说上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就预备了一颗彗星来做他复仇的工具，这彗星便是1680年的那颗彗星”。
既然迟至1680年对于彗星毫无根据的恐惧和荒诞不经的迷信还达到如此地步，那么当人们回过头去，看看百余年前以星占学驰名全欧的第谷对1577年大彗星所作的研究和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就会深感天文学与星占学在历史上紧密交织在一起所呈现的局面是何等复杂多变了。
1577年大彗星的出现是那个时代引人注目的大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持续可见达87天之久（从1577年11月1日至1578年1月26日），而第谷又对它进行了空前细致的观测、描述和分析研究。大彗星刚消失不久，第谷就为此写了一篇小型作品。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