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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第谷就为此写了一篇小型作品。这是一篇“为一般的知识界人士而作”的通俗读物，所以是用德文写成。在这篇作品中他也用去不少篇幅讨论大彗星的星占学意义——未免有阿俗之嫌，那时一般读者显然是热衷于谈论这类话题的。但是第谷随即转向同一主题的拉丁文学术专著的精心写作，即第谷生前所出版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一种——《论天界之新现象》，Tycho Brahe；De mundi aetherei recentioribus phaenomenis；Uraniborg （1588）；Prague （1603）；Frankfurt（1610）。最后这种版本曾由耶稣会士于17世纪带到中国，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北堂藏书1123号）。在耶稣会士的中文著作中此书译作《彗星解》。于大彗星消失十年之后的1588年首次出版。
《论天界之新现象》是写给同行专家看的，内容艰深，计算繁复。全书共十章：第一章是对大彗星进行逐日观测的详细记录。第二章给出彗星的位置数据，系根据逐日观测记录计算而得，以一些选定的恒星作为参照。第三章给出大彗星逐日位置的黄经和黄纬数值，是以观测到的大彗星与某些选定恒星的角距离用球面三角学推算而得。第四章讨论大彗星的赤经和赤纬。第五章研究彗星的轨道，最后列出一张从1577年11月9日至1578年1月26日间彗星的逐日运行表，其中包括黄经—黄纬、赤经—赤纬两套坐标值。第六章讨论大彗星的视差，以此来确定它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并断定大彗星是运行于“月上世界”而非处于“月下世界”（详下文）。第七章研究1577年大彗星和以前出现的一些彗星的彗尾方向。第八章讨论大彗星在行星际空间的位置。第九章再论彗尾，指出彗尾的方向是背离太阳，而其他方向（比如“背离金星”之类）则皆为错觉。第十章概述了当时欧洲其他各家对大彗星的观测，包括认为彗星是在“月上世界”和“月下世界”两种对立的结论。
要理解第谷对大彗星所作研究的意义和影响，我们必须在这里补充一些有关的历史背景。当时虽然《天体运行论》已出版了34年，但是距离现代天文学的胜利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那时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学说仍具有极大的权威（他的整个学说成为罗马教廷钦定的官方学说已有三百余年）。按照这种学说，圆形的宇宙是层层叠套的同心球体系，地球位于中心；宇宙中以月球运行的轨道为界，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月下世界”是速朽的、变动无常的尘世，“月上世界”则是由万古不变、永不朽坏、坚不可入的水晶球（crystalline spheres）组成的天界。由于天界的性质如此，一切较短时间出现的天象，包括彗星、流星、新星等，都只能是“月下世界”中的现象——因为它们是变动而速灭的，与天界的水晶球性质无法相容。这种纯粹从概念出发而完全无视客观现实的学说，在今天看起来荒唐可笑，不值一驳，但在当时却束缚着大部分人的头脑。
第谷以星占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双重角色，充当了击碎水晶球宇宙学说（中世纪天文学的最后堡垒和象征）的斗士。早在1572年一颗超新星爆发（这颗星后来因第谷对它的研究而被命名为“第谷超新星”），他通过仔细观测就已发现超新星是在恒星天层，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教条不符；在1573年出版的《论新星》（De nova）一书中他已经对这种教条提出怀疑。但一颗超新星爆发对于公众的影响是远远无法与一颗大彗星相比的，因为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是很少去注意千万群星中一个新成员的出现和消失，然而大彗星横空出世，壮丽奇幻，世人有目共睹，而对彗星的恐惧和迷信又是如此广泛，因此通过对大彗星的研究而打开缺口，就对水晶球宇宙学说造成致命一击。《论天界之新现象》全书十章，详细记录，反复推算，主要任务就是要无可争议地确定大彗星的位置——在月球轨道之上的行星际空间，因而这颗变动着的、来了又去的大彗星是在“月上世界”运行的，所以水晶球宇宙学说是站不住脚的，是不符合观测事实的。第谷的结论是：E。Rosen：3 Copernican Treatises；Dover （1959）；p。11。
天空中确实没有任何球体。……当然，几乎所有古代和许多当今的哲学家都确切无疑地认为，天由坚不可入之物造成，分为许多球层，而天体则附着其上，随这些球运转。但这种观点与事实不符。
这个结论果然在当时遭到许多保守派人士的攻击，例如，后来曾被罗马教皇指定为伽利略著作审查官之一的恰勒蒙蒂（S。Chiaramonti）就写过一部《反第谷论》（Antitycho），硬要论证1577年大彗星是在“月下世界”以维护钦定的水晶球不被击碎。现在我们知道，所有这些攻击都是徒劳的，第谷的结论完全正确。
《论天界之新现象》一书的另一重要之处，就是第谷在该书第八章中公布了他自己创立的新的宇宙几何模型（参见图20），这是继亚里士多德的水晶球体系、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哥白尼的日心体系之后，欧洲第四种影响很大的古典几何宇宙模型，也是这类模型中最后的一个。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62节 如何为说不准辩解
星占预言不可能都准确无误——实际上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准确的，因此星占学家要想在公众面前维持其声誉于不坠，必须有一套辩解的理论和方法。
第一种办法是设法使预言内容模棱两可，或是空洞化、普适化，这是最容易想到又经常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例如下面这些预言：
本月有一位伟人将有死亡或者患病之虞。
本月有一位杰出的教士将要升天。
（某宫中的某行星）表明巨大阴谋将被及时揭露。
上帝保佑国王威廉免遭一切公开与隐秘的敌人之害。
“伟人”本无确切定义，只要是较有名望或地位的人物即可，教士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当中每个月都会有人生病或归天；阴谋是什么，“及时”是何时，都无明确陈述；“上帝保佑国王……”更是典型的模棱两可之语——无论国王遇到危险还是平平安安，这条预言都无懈可击。利用这类预言，星占学家们就可以经常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种办法是强调自己预言之事只是“可能性”，而实际情况完全可能不是如此；那么为什么所预言（或者说，所“指出”）的“可能性”未实现甚至演变成相反之局？最常用、听起来最振振有词的辩解是“神意”，因为上帝有能力改变一切。例如利利认为，星占学只限于分析自然原因，而不能解释上帝的奇迹。比如《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就不是星占学所能解释，因为这是“全能之神的亲手之作”；1652年他又解释说，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的方式是不能指望由星占学作出预测的，因为这是“神的奇迹而非自然作用”；尤其是1659年，他预言这年5月护国公克伦威尔将“向全世界显示他的统治能力”，谁知这个月却成了护国公退位的月份，于是利利解释说，这种政局变动是不可能借助星占学去预测的，“它们显然是上帝之手的直接体现”。这种“神意”之说，与“哲人主宰星辰”的信念之间也不缺乏相通的余地——哲人克服了星辰所兆示的恶运，这种事本身就可归功于上帝。
第三种方法是承认自己在排算天宫图时发生了差错，所以导致预言失误。但这并不是直截了当认错就算，也有一套动听的说辞，不妨举前面谈到的意大利星占学家卡尔达诺为例。他成名之后，曾于1552年去英国，本来是为爱丁堡大主教和其他达官显贵治病，但大星占家的名声在外，自然不能不算命；他预测幼王爱德华六世（Edward Ⅵ）至少可享寿55岁，谁知这位君王不久就去世了，这一下预言彻底失败，卡尔达诺何以自解？他的办法是坦然发表了他为爱德华六世排算的天宫图，并附上一篇题为《我的事后思考》的文章，其中解释说，他的预言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在计算时略去了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的计算要耗费他一百多小时的工作量，他“因懒惰而冒险”，这才铸成大错。由于他应付得宜，他作为星占学家的声誉并未因此事受损，而因他这一番“作秀”，知名度反而大起来。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63节 如何解释说准的预言
星占预言在古代人看来有着“精密科学”的外表，因为天宫图的计算确实是数理天文学知识的运用，一点也容不得弄虚作假；而在现代人眼里却又更多地看到它“伪科学”的一面。其实在这两者之间，确实有一些颇为微妙的机制，能使预言变成真实。这些机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暗示的作用。中国民间俗语有所谓“诚则灵”，也是此意。比如两人决斗，技艺相当，本来各有五成胜算，但是星占学家预言甲方必胜，若甲方相信其说，因有必胜信心而勇气倍增，结果果然获胜。又如星占历书预言来年将有饥馑之虞，谷价将要上涨，如果农民和商人相信其说，必然会对谷物惜售和囤积，结果谷价果然上涨。再如财物失窃，当主顾去求助于星占学家时，他心目中通常已经有可疑之人；星占学家并不具体指明窃贼为何人，而只是对窃贼外表作某些玄远空泛的描述，这些描述有时会启发主顾的思维。特别是当窃贼本人也敬畏或虔信星占学时，效果会更好，可以设想当某主顾从星占学家的事务所回家后宣称：“无所不知的利利先生已经告诉我窃贼是谁”，窃贼就有可能露出马脚。
最后，人们确实无法否认，星占学家们曾作出过一些非常准确的预言，正是这些预言给星占学家带来巨大的声誉。说句实在话，我们今天如想对这些说准的预言作出解释，其实比当年星占学家为自己未说准的预言作出解释要难得多！如果我们站定在不违背现代科学原理的立场上，能够尝试进行解释的思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