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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那种宿命论或半宿命论的星占学思想完全不同，古代中国星占学是非宿命论的。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天命”转移之说。为便于分析，不妨举一个具体事例以见一斑。这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有名的事件，由此而产生的“问鼎”一词，历两千数百年而不衰，至今仍是汉语中的常用词汇 。公元前606年，雄才大略的楚庄王攻伐“陆浑之戎”而到达洛水，就在周朝境内陈兵耀武，意在向周天子进行军事示威。周定王派王孙满前去劳军，楚王就探问起九鼎——周天子统治权的象征之物——的大小轻重。楚王此问是明显的挑衅行为，王孙满知道他的用意，所以正颜厉色答道：
在德不在鼎！……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
由王孙满的答复，可知“天命”的三项性质如下：
（一）“天命”可知。周朝的“天命”由周成王定鼎时卜知：可传三十世，享国七百年。
（二）“天命”会转移。即所谓“天祚明德，有所底止”（上天保佑有德者，有一定的期限）。“天命”归于某朝之后，不可能永远固定不动。就是对于自己的周朝，王孙满也坦然承认只有七百年“天命”，不会“万寿无疆”的。
（三）“天命”归于“有德”者。“天命”曾依次归于夏、商、周三代，其间转移之机，即在于“有德”还是暴虐无道。
这样的“天命”观念，在《尚书》、《诗经》等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文献中，被反复阐释说明，从此深入人心，垂两千余年而不变。星占学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天象观测，预见到“天命”的转移。但是他们靠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这又由中国星占学的下一个要点来加以保证：
三、“天垂象，见吉凶”
“天垂象，见吉凶”一语，最早见于《易·系辞上》。“见”在这里的音、义皆与“出现”、“显现”中的“现”相同，意指上天向人间显示种种天象，从这些天象中可看出人事的吉凶。
所谓“吉凶”，主要是指人间政治得失的后果——有德则吉，失德则凶。这可以举东汉正统派历史学家班固的论述为例，在谈到日月交食、彗星流星出现，以及行星运动中的顺行、逆行、伏等各种天象时，认为所有这些天象都是：
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即影）之象形，响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汉书·天文志》（班昭、马续定稿）。
天体运行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这是现代科学的常识，说天体运行受政治得失的影响，在现代人看来当然毫无道理。不过班固的说法显然是非宿命论的，在古代确实有着相当的进步意义——因为这一理论中，天象变异是后果，而政治得失才是前因；而且天象变异对政治得失的反映之快，如回声反响；反映之准确，如影子之于物体之形。所以贤明的君主一见天象，就立刻省悟这是上天对他政治举措失当所呈现的警告（在中国星占学体系中，绝大部分有星占意义的天象都是凶兆），立刻就整饬身心，修明政治，并且深刻反省，如此则可望转祸为福。类似的论述，在历代官修正史的《天文志》、《天象志》或《五行志》中经常可以见到，例如：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此则观乎天文以示变者也；《尚书》曰：天聪明自我人聪明，此则观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是故政教兆于人理，祥变应乎天文，得失虽微，罔不昭著。《晋书·天文志上》。
为政首先要合人“人理”，而在儒家学说中，这个“人理”也就是“天理”，这一点可以由许多著名的儒家格言警句加以证明：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
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
这个道德至上、赏善罚恶的人格化的天，是尊重人心民意的，是为民作主的。因此它明察秋毫，只要见到人间君王政治举措稍有失当，立刻呈示出明显的天象来加以谴责警告。这种警告，愚人或昏君可能不知不觉，无动于衷，但是在星占学家看来，则无一不是彰明昭著，令人惊心动魄。
上天不仅会为人间政治的黑暗或修明而垂象指示吉凶，上天还会为某些英雄人物或悲剧人物（这两者往往合二为一）个人的坚强意志所感动，从而用奇异天象向人间昭示正义与美德。这被唐代大星占学家李淳风称为“精诚所感而上灵悬著”。李淳风：《乙巳占·序》。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也源远流长，从荆轲行刺而白虹贯日，到窦娥蒙冤而六月飞雪，都是个人精诚意志感动上天的传说——关汉卿杂剧的全名就叫《感天动地窦娥冤》。
四、阴阳和谐与为政之道
在中国古代先哲的思维中，有三对概念极为重要：
男—女
天—地
阴—阳
这三对概念是平行的，每对的双方，都以相互交合为佳境：
男女交合（生殖后代）
天地交合（产生万物）
阴阳交合（达到和谐之境）
因而阴阳和谐是古代中国人极力赞美、追求的理想境界：
天地缊，万物化醇；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系辞下》。
阴阳和谐的意境与中国古代方术的关系极为广泛，这里不能尽述，仅就与星占学直接有关者言之，则有广、狭二义。
就狭义而言，古代中国人认为男女交合是大可赞美、绝对必要之事，如果人世间怨女旷夫不能婚配的情形过于严重，就会破坏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宇宙中的和谐状况，这样就会造成灾害，上天也就要垂象示警了。古代史籍中类似的事例甚多，这里仅举其一，是东汉荀爽对皇帝奏陈“对策”中的说法：
臣窃闻后宫采女五六千人，……百姓穷困于外，阴阳隔塞于内，故感动和气（感应冲动了和谐之气），灾异屡臻。臣愚以为，诸非礼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让她们嫁人）。一日通怨旷、和阴阳，……此诚国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后汉书·荀爽传》。
皇帝后宫宫女多达五六千人，宫内既有怨女，民间必有旷夫，这就破坏了宇宙间阴阳和谐的境界，上天已为此屡现灾异。皇帝后宫宫女太多，经常是臣子们抨击谴责的题目；世间的水旱灾害、年成欠收，乃至五大行星运行的异常，都被认为是皇帝独占宫女太多的结果。而因为水旱灾害严重，将部分宫女放归民间嫁人的事，在古代也史不绝书。
就广义而言，则古人有“为政顺乎四时”之说。汉文帝问宰相陈平，宰相的职责何在，陈平回答的首先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史记·陈丞相世家》。所谓“顺四时”，是指将“天”假想为与人一样有喜、怨、哀、乐，而这四种情感又与四季相附会，因而各种政令也应与此相配合而行。汉代那位不太“纯”的大儒董仲舒的说法最为典型：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一。
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乃出。
贤明的君主，喜怒必“当义乃出”，这个“义”的意思是“合于时宜”。天的喜怒哀乐是寒暑四季，人主的喜怒哀乐则表现为生杀藏养的政令——当然是完全理想化的，君主个人的私欲在这里已被彻底排除。四时有不同的合宜政令，如果用错，则上天又要垂象警告，星占学家又有工作要进行了。
以上所述，就是中国星占学独特思想理论基础的主要方面。在此基础之上，古代中国人建造起自己的军国星占学体系。这体系千门万户，宏大壮观，但从它的思想理论基础出发，就不难加以理解和把握。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67节 天区划分
“天”既是人格化的，会与人事相互感应，垂天象以昭示人事吉凶。但天下之大，东南西北，郡国州县繁多，各地的情况又大不相同，吉凶当然也就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天垂象”之后，究竟能从中看出何处的人事吉凶，必须先确立某种对应法则才行。这种天与地的对应法则，就是分野理论。分野理论是军国星占学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在别的古代文明中也曾出现，但中国幅员辽阔，版图万里，严密的分野理论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第一节天区划分
古代中国对天区的划分，在星占学中应用的主要是“三垣二十八宿”和“十二次”两套体系，依次分述如下：
三垣二十八宿体系
所谓“三垣”，指北天球北极星附近的星群（中国——以及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古代文明——位于北半球，所以古人不知道南天星群）。三垣是：
紫微垣
太微垣
天市垣
二十八宿则是沿着黄道—赤道带（究竟当初是以黄道还是赤道为划分基准，迄今尚无定论）分布的星群，它们又被分成东、南、西、北四方四群，而且各有自己的象征神物。以下依次列出，括号中是该宿常用的别名。
东方七宿，以苍龙象征之：
角
亢
氐
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