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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瑞”的种类之一，在历代官史志书中（例如《宋书·符瑞志》、《南齐书·祥瑞志》、《魏书·灵征志》等），可以集中见到大量这类记载。古代中国人“天下之大，何奇不有”的观念，在这类记载中得到极富于形象性的说明。
与瑞星相对，又有所谓“妖星”。在中国星占学著作中，妖星名目之多，超出瑞星远甚。例如，《开元占经》中竟用去整整三卷篇幅于“妖星占”，其中妖星名目多达87种。妖星的性质是：
妖星者，五行之气。五星之变，如见其方，以为灾殃。各以其日五色占知何国，吉凶决矣。以见无道国、失礼邦，为兵为饥，水旱死亡之征也。《开元占经》卷八十五引《黄帝占》。
这里必须特别提出的是，由于古代星占学著作中对瑞星、妖星的描述非常含混，古人又没有明确区分大气现象与天文现象的能力，因此有许多关于瑞星和妖星的天象实际上并非恒星天象。比如，有些关于妖星的天象，从占辞可以推测它们很可能只是流星。有的学者利用古代星占学文献中的记载，作为现代天文学研究中的补充资料，对此尤应小心。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76节 日食占
关于日、月和五大行星的星占学，构成中国星占学体系中最富科学成分的内容——因为这七大天体作规律性周期运动，对它们进行星占需要掌握它们的运动规律，并能够用数学方法准确描述和推算它们的运动，这正是古代数理天文学知识产生和发展的最主要动力。
日月之占
与日、月有关的天象，是古代中国星占学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天象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依次论述如下：
日食占
先看日食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星占学意义——这是最严重的凶兆之一，对国家和君主都预示着大灾祸。举一些占辞为例：
日为太阳之精，主生养恩德，人君之象也。……日蚀，阴侵阳，臣掩君之象，有亡国。《晋书·天文志中》。
无道之国，日月过之而薄蚀（日、月经过“无道之国”所对应的分野天区，就会发生蚀），兵之所攻，国家坏亡，必有丧祸。《乙巳占》卷一。
君喜怒无常，轻杀不辜，戮无罪，慢天地，忽鬼神，则日蚀。《开元占经》卷九引《礼纬斗威仪》。
日蚀有三法：一曰妃党恣，邪臣在侧……；二曰偏任权并，大臣擅法……；三曰宗党犯命，威权害国……。《开元占经》卷九引《春秋纬感精符》。
日蚀尽光，此谓帝之殃，三年之间，有国必亡。《开元占经》卷九引《荆州占》。
日食在中国星占学文献中还被细分成几十种具体名目，各有大量占辞，但大都与上引各条大同小异，不烦多举。由上述占辞已足见日蚀在古人心目中是何等凶险不祥的征兆，对于君王尤其如此。
日食既是大凶之兆，是上天震怒，对人间君王提出的严重警告，则人间君臣就要对此进行“禳救”，以求回转天心，转祸为福。对这种思想最经典的表达见于司马迁笔下：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史记·天官书》。
这里“修德”、“修政”是最高的理想境界，当然被列在前面，这非常容易理解：如果君主“有德”，政治修明，则赏善罚恶的上天根本就不会让日食之类的天象出现，这就是古人“天下太平，虽交而不能蚀”的信念（当然是违背现代科学常识的）。然而退一步来说，“修德”、“修政”的治本之道虽好，治标之法却也不可或缺，这就是“修救”和“修禳”。要是治标治本都不做，“正下无之”，那就不可救药，单等着亡国杀头了。这些修德修政修救修禳之举，照理对一切不吉天象都应考虑，但日食是大凶之兆，所以禳救之举特别受重视，超出所有其他天象之上。
古人为日蚀而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如下三项：1皇帝下诏，征求臣民对朝政的批评，即所谓“诏求直言”，这是君王修德修政之举；2解除某个高级官员的职务（让他作为天子的替身承受天谴）；3举行祈祷仪式，直至日食结束。后两项就是修救修禳之举了。依次述之如下：
为日食而下诏征求直言，最早的标准做法或当推汉文帝，他的《日食求言诏》是一篇有名的历史文献，篇幅不长，全文如次：
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谪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汉书·文帝纪》。
大意是说：如果君主道德失修，或施政不妥，则上天就会降示灾异，以示警告。如今竟发生日食，上天降下谴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而这责任，应由自己一人来承担。因此希望天下臣民，在诏书到日，即可将皇帝的过失以及皇帝未能了解的下情，上书奏闻。
汉文帝下诏求直言的结果，到底对于政治有多少推进，很难估计。不过西汉的“文景之治”一直是被后世史家称赞的。汉文帝的做法，后来成为日食发生时经常采取的惯例。古人相信，这样做可以得到上天的谅解，从而消弥灾祸。即使实际上对于政治的改良不产生什么直接效果，至少也是向上天表示了一个虔诚敬畏的姿态，总是有益无害的。除了日食之外，后来对一些别的不吉天象，也采用“诏求直言”作为主要应对措施之一。
因日蚀而解除高级官员的职务，这种做法的思想渊源十分久远。古人认为，如果上天显示不吉天象对人间政治进行谴责警告，则君王应负责承受。这种思想至少已被古人上溯到成汤时代，这就是有名的“汤祷”传说：
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吕氏春秋·顺民》。
这里成汤的“以身为牺牲”是象征性的，“剪发手”与曹操因马践农田而“割发代首”一样，不是真的自己去死。
君王既不能因天谴而真的去死，古人就又有“嫁祸于人”之法——通过禳祈之术，让日食等不吉天象所代表的天谴由大臣代替君王去承受。这样做对于君王而言当然是“失德”的，“有道之君”宁可自身承受天谴也不会嫁祸于大臣。但碰到王莽这样的君主，就不惜真的实施起来：
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马并曰：日食无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马印韨，就侯氏朝位。《汉书·王莽传中》。
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大司马陈茂以日食免。《汉书·王莽传中》。
并、陈茂这两任大司马都因日食被免职。这也难怪，王莽在后世史家笔下，本来就是十足的“无道昏君”，自然要嫁祸于人，哪肯“万夫有罪，在余一人”？不过这种大臣顶罪的做法，到了曹魏诸帝时，几次明令废止，此后基本上就不再实行了。
天上出现不吉天象，古人常称之为“天变”。皇帝为此采取的措施，有素服、避正殿、撤乐、减膳等多种，但对于日食，还有专门的禳救仪式，极为隆重：《晋书·礼志上》。
日月将交会，太史乃上合朔（奏上合朔时刻），尚书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挚虞《决疑》曰：凡救日蚀者，著赤帻，以助阳也。日将蚀，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登灵台（皇家观象台），伺候日变（待日蚀开始），便伐鼓于门；闻鼓音，侍臣皆著赤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剑立其户前；卫尉、卿驱驰绕宫，伺察守备，周而复始。亦伐鼓于社，用周礼也。又以赤丝为绳以系社，祝史陈辞以责之。勾龙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陈辞以责之。日复常乃罢。
这种为日食而进行的禳救仪式要动员如此多的人众，还要做如此多的准备，显然必须在事先安排好才行。而且这种仪式在京城以外的地方也要举行，并有专职官员负责其事。因此对于日食，必须事先做出推算和预报。
推算和预报日食，是古代中国星占学家一项极其重要、极其神圣的任务。关于中国古代一向特别重视日食预报的传统，这里不打算详加讨论，而是想通过叙述两个故事来了解这一传统。下面这两个故事，如视之为信史恐不可靠，但通过它们来理解中国古代对日食预报的重视则非常生动。
第一个故事是著名的“书经日蚀”，见于《尚书·胤征》：相传夏代仲康在位时，某年秋季第三月朔日，发生日食；而当时的皇家星占学家羲和，因酗酒误事，未能事先提出预报，结果造成混乱。羲和为此得了死罪：“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因为“《政典》曰：（预报日食）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预报时刻不准确都要“杀无赦”，何况根本不作预报？羲和自然是罪不容诛。当然，预报日食不准而被杀头的事，只是传说中如此，由后世信史中的记载看，尚不至于那么严重。但一般至少会受到皇帝的责备，日子也不会好过。
第二个故事见于《太平广记》卷七十六：太史令李淳风根据新校订的历法，推算某日当有日食，唐太宗闻之不悦（我们前面说过，日食对君王尤为不吉），问李淳风，要是届时日食不发生，“卿将何以自处？”李淳风表示，如果预报不准，甘当死罪。于是到了那天唐太宗和他一起在庭中等候，许久未见日食，唐太宗认为李淳风的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