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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是每一个出身殷实人家的人都对金钱有免疫力，但起码在王石身上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视之为他对金钱的态度的缘由之一。
不过，一个在不缺钱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也有可能培养成“小富即安”的心态，由此放弃了奋斗，但王石显然没有陶醉在安乐窝中——虽然他完全有条件这么做。他尽管不缺钱、对财富抵制，但毋庸置疑，他有十足的赚钱能力。万科公司脱胎于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虽然起点不低，但王石纯粹是白手起家，并且把万科经营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中，最大的行业——房地产行业最成功的机构”（张五常语），的确是一件不平凡的事。并且，难得的是，万科的胜利，是技术层面的胜利，而没有任何投机的成分，万科的成功在于它的管理、它的人才、它的产品，这些都是硬碰硬的元素，是可以打持久战的公司。王石凭借这样的“资本”，尽可以获得极大的社会财富，并且他可以是合法地获得。然而王石的姿态是：我可以，但我放弃。他的赚钱能力，显然已经超越了为个人谋取利益的阶段，而成为他个人价值的一个符号，而这个符号，他贡献出来给了公司：到目前为止，万科已经连续赢利15年，作为上市公司，它的赢利，回到了万科员工和股民手中，而王石手中，没有任何股份可言。
王石有赚钱的能力，当然也有赚钱的欲望，尽管这个欲望不是为了自己把钱攥在手里。他的赚钱能力已经超越了个人需求，而变成为公司、为更多的人赚钱，这种赚钱成功后的快乐，显然比把钱放在自己腰包里更让他感到愉快。
1988年，万科进行股份制改造，发行4100万股，其中万科职工股应得的股票约500万，其中10％允许量化到个人名下，其余由集体持有，王石个人的股份占整个股份的万分之一点六九，但王石说了一句：“我放弃。”另外还有一个传言甚嚣尘上，那就是当年股改还有一个方案是王石可以持股40％，但他依然选择放弃。——多少并不是原因。
在他的《道路与梦想》一书里，王石这么解释自己放弃个人股份的举动：
一、社会价值取向。“不患寡，患不均”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社会也向来有仇富心态。个人突然有了钱，会把自己摆在一个极其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像我如此爱出风头，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如果很有钱，弄不好会惹来杀身之祸。名利之间只能选择一项，或默不作声地赚钱，或两袖清风实现一番事业，我选择后者。
二、讨嫌暴发户形象。少年时代阅读了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莎士比亚的作品，反感暴发户。当发现自己有可能成为这一类人时，自然采取回避。
三、家族没有掌管财富的DNA。我祖籍安徽，但从来没有回去过，股改过程中，专门翻阅了家乡堂弟邮寄来的族谱，上溯20代，农民世家，没有一代成为地主的，我没信心对钱财妥善处置，传统农民有了钱做什么呢？修祠堂，娶小老婆，赌博。
……
《王石这个人》 第四部分第9词 金钱（2）
然后他写到，当放弃个人股份时，太太开他的玩笑：“什么时候能住上别墅啊？”王石回答说：“别墅会住上的，但太早住进去会不安宁。”
王石从此成了一个地道的职业经理人，也就彻底和“富豪”这两个字绝缘。如果纵向看王石个人的经历，对他这样的选择能找到很多理由，但如果横向来看，对比同一代企业家，王石此举确有可圈可点之处。
上世纪80年代的创业者有三种模式：一是在国营背景下创业，二是在国营的背景下干自己的营生，三是自己创业。王石的创业属于第一种模式，而当时的一大批企业精英也都在第一种模式的队伍里，比如三九的赵新先等。当时间流逝20多年，这三种模式里的创业者们已经命运迥异，在国营背景下的创业者大都因为经济问题，也就是所谓的“58岁现象”而翻了船；后两种模式的人要么已经生意失败，销声匿迹，要么因为生意的成功而成为了真正的富人，他们要么已经完全转换成投资人，要么还在自己经营着大盘生意，享受着企业王国的愉悦。但王石好像慢慢偏离了这三类创业者的发展轨道，他从第一种模式转换角色成了职业经理人，从表面上看，似乎主动把自己降了级，不仅在身份上退出了“老板”坐席，在财富数量上，也心甘情愿地主动选择了次席的位置。
迄今为止，王石以一贯的透明态度这么总结个人的财务状况：1983年到深圳时，存款数为零；到1988年，万科进行股份改造时，存款有25000多元，全部用来买了万科股票；到2005年，所有财产，包括房产、股票、存款，不超过600万。
王石到底是怎么想的？除了上面他所说的对财富的抗拒，他的放弃还有更多的原因吗？在选择第一种模式创业和选择放弃股权，他显然还有更深的原因，那就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当年在国营背景下创业，是因为国营企业控制的资源是私营企业无法比拟的，个人价值必须附之于其上，才能有大的空间可发挥；而第二次放弃，王石的想法除了自我人生的定位，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何可以把万科做得更大。冯仑曾经说：“王石是被逼出来的圣人。”很多人猜测这句话的意思是指王石作为第一种模式下的国有资产保护者，他的身份决定了他要么为一己私利铤而走险，要么选择企业的掌控力和未来的发展长远性，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
从企业管理上讲，王石可以选择成为多数股份的持有者，并最终把万科置于自己一人掌控之下，但他最终选择了民主治理万科。王石是一个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人，他很明白当权力过于集中时会有哪些负面影响，而这些影响未必是自己和万科能够承受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英国学者阿克顿勋爵曾对国家权力制衡原理这么说过，对企业来讲，绝对的权力集中，同样难逃失败的厄运。王石深谙此理，所以他断然将权力稀释到整个管理队伍，而相伴而行的，就是财富的放弃。
王石取了大义，放了小利。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来讲，王石的做法显然很难推广，因为在当下的价值观来看，社会成功标准已经归结到“金钱”这唯一的尺度，但这种衡量带来的负面现象是：在这种社会衡量之下，金钱最终成了一个放大镜，放大了成功人士对自己的评估。一个人挣钱越多，他的自我感觉就越良好。结果就是，成功人士部分丧失了自知力，并降低了他们对失败的承受能力。——王石显然不在此列。
不过，滑稽的是，在某一媒体评选奢侈人士时，王石竟然名列第九，在他前面和后面的，皆是诸如荣智健、陈丽华等富豪级人士。在看到这个评选结果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编辑无知，因为但凡有一点中国富豪阶层知识的人都知道，王石从来没有上过富豪榜，以前没有过，以后看来也不太可能，王石的个人财富，可能仅仅是与他共同被列为奢侈人士的几位富豪的百分之一或者更少。不过，站在传媒的角度我转念又想，如果从对金钱的重视与否来看，王石也许真的算得上一个奢侈的人。他的奢侈表现为对金钱的潇洒和不在意，众所周知，王石所热衷的极限项目都花销不菲，而王石所有投入这些爱好的钱，都是从自己腰包里掏出的，和企业没有任何关系。
2006年，王石和自己南极探险的队友们一起为中国移动通信拍了形象片，中国移动无疑是看上了王石个人的品牌效应。王石笑称此次拍摄是“卖身契”，实际上他并不能从这次广告拍摄里拿到一分钱，因为之前的南极探险活动，中国移动通信已经以赞助的名义付给了探险队探险经费，而条件就是王石代言新的中国移动通信形象片。
这是王石在近几年的另外一项收入，随着媒体将王石的形象越来越时尚化甚至娱乐化，王石的社会活动有了一些悄悄的变化，逐渐从财经界的圈子向时尚圈拓宽，而他的个人形象，也开始逐渐偶像化。王石被邀请作为各种企业或机构的代言人的机会越来越多，摩托罗拉首开先河，请王石做了产品代言人，接着有途越吉普车、旅游卫视纷纷出马，最近有中国移动。从这繁荣的景象看来，王石似乎可以有另外一条生财之道了，因为中国企业家里面真正偶像化的人物并不多。在台湾的广告专例里，有一种“职人专案经纪”的说法，大意是把各行各业精英人士品牌化，然后市场价值最大化。但王石显然对这些个人经营不感兴趣，当有身边的人开玩笑说他需要一个经纪公司时，他根本没当一回事，也完全不以为然。在王石看来，他之所以愿意走到镜头前去做所谓代言人，完全是因为这笔钱有了预算。王石当年拍摄摩托罗拉的广告，就将收入全数捐给了社会公益组织，后面几例依然如此，要么是社会公益活动的需要，要么是登山探险队的经费需要。“它们是收入吗？我不这么认为。”他的理解是这些所得是为了花出去，而且他已经“奢侈”地安排了花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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