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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喜：生产队自造了火车
为适应人民公社发展的需要，公社党委领导人民大搞工具改良运动，人人献计，个个献策，人人搞创造，个个搞发明。各乡村都建立了技术革新研究室、发明创造展览馆，口号是：一村培养一个诸葛亮。
深夜，常韩粮所里依然灯火通明，几个人凿的凿，砍的砍，地上堆了一堆木板和刨花。人们用木板打制成大斗，一个连着一个，下面安上钢套，前面用人拉，后面有人推。于是人们欢呼：“木制火车”试验成功了。
凌晨１点多，公社党委书记陈丙寅被一阵锣鼓声从梦中惊醒，他迷迷糊糊地问进来的通讯员：“外边谁在闹什么？”通讯员说：“有人来报喜，说是试验成功了木制火车。”一听说岈山出产木制火车，陈丙寅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坐火车他这一辈子也没几回，自己社能生产火车，就可以天天坐了。待他走出门外，定睛一看，见灯笼火把映照下，人们抬着几个木头斗子，喜气洋洋地打着标语，上写：卫星，又是一颗大卫星，木制火车试验成功。陈丙寅问：“火车哩？”
7、天文数字征购粮———吹牛皮的代价
自古农民们就有朝贡纳粮的传统，只有李自成义军打破了这一传统，“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颇让千百万农民心旌摇动了一阵子。然而，历朝历代什么都可以免，惟独朝廷的“皇粮”不能免，这一点中国的农民是清楚的。
１９５８年夏、秋两季的“粮”征购，却让查岈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
征购任务下来了！全县全年征购任务９０００万斤，夏季完成５５１４万斤，秋季任务３４８６万斤，全年统销任务２０００万斤，差额７０００万斤。油脂统购任务１２５８万斤。
实际上全县全年粮食作物产量为２４４００万斤，大豆与芝麻的产量是４９６４万斤和９０４万斤。
可县委财政的账面上，却明明白白地躺着一个巨大的数字：全县粮食总产量为１００２７９万斤，比去年增长了３．１倍。
实际与账面的差距不啻是天文数字：８５８７９万斤！
这能怪谁呢？小麦亩产３８５３斤，玉米亩产１．２万斤，红薯亩产２０多万斤，难道不是大丰收吗？这些高产数字不是从你们嘴里吹出来的吗？既然有这么高的产量，难道不应该向国家多交售些粮食吗？全县人均粮食１５６５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一切顺理成章，合情合理。
当人们艰难地吞咽苦果时，才悟到吹牛皮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只是，这个代价要用天文数字计算。
关于９０００万斤的征粮指标是如何产生的，娄本耀向我介绍了如下情况：１９５８年夏季，在郑州，我和县委书记蔡中田参加了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各县、市委书记，记得是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的会议。会议调子一开始就很高，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河南省人均粮食超千斤，已经向中央报了喜，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我们要下大气力抓好粮食征购，产量高，征购任务也要高。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会下，信阳地区行署召开小组会，地委书记路宪文头脑热得很，逼着各县委、市委书记表态报高产量，并规定不准低于亩产５００斤，杠杆一定，人们都往高处报，惟独平舆县委书记曹明认死理，报的产量偏低。结果，路宪文书记组织人辩论曹明，斗争得很厉害。这一斗，就把产量斗上去了，一个比一个报得高。蔡中田找到我私下商议，说：“老娄，你说咱报多少呢？”我说：“报个３００多斤算了，多了咱拿不出恁多粮食呀。”蔡中田发愁地说：“报低了过不了关呀，你没看这阵势，把曹明斗争得死去活来，咱们谁架得住这么来一家伙呀。”我说：“把粮食征购光了，老百姓吃啥哩？”蔡中田叹了口气，说：“唉，过了今天这一关再说吧。”我问：“蔡书记，咱报多少呢？”蔡中田伸出手指比画了一下，说：“９０００万斤，怎么样？”我吓了一跳说：“太多了，根本完不成，去年才征８００万斤。”蔡中田说：“就这样定了吧，说不定这还过不了关哩。”我想想，也只有这样了。蔡中田还说：“人家淮河南边都他娘的报１亿斤啦。”
瞒产私分坚壁清野
据房维中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载：全中国１９５８年的粮食实际产量才达４０００多亿斤，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２．５％。
但１９５８年的粮食征购量却由上年的９６０亿斤猛增到１１７５亿斤，增长了２２．２３％，在大办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时把夏粮基本吃尽的情况下，秋收时交征购粮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恐慌和不安。同时，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三收款（强行收回货款）和高征购，引起了农民的更大恐慌和坚决反抗。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党委大批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所有这些，都使这一年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困难重重，大量的蔬菜留在地里宁可烂了，也不卖给国家，不足１００斤的猪也宰吃了，冬天降临，市场便出现了粮食、油料、猪肉、蔬菜的短缺现象，一些地区的农民开始外流逃荒……
一场骇人听闻的高征购开始了。
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党委的领导者们首先为老百姓设计了一个光辉灿烂、十分诱人的图画：
口粮：从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２日起由原来的３６０斤提高到５００斤，每人每月４１斤，炼钢铁人员６０斤。标准内要吃红薯３０％～５０％。
饲料：牛、驴、马每头全年６００斤，猪每头全年２００斤。
种子：本着保证密植、根据需要、留足够用的原则，每亩小麦３０斤，大麦３０斤，大豆１０斤。
这是一种画饼充饥的欺骗方式，把粮食征完，一切计划都成为一纸空文，事实就是如此。
明明油脂征购任务１２８５万斤，已经大大超过了产量，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领导者仍信口雌黄地说：“国家征购以后，留在农村的油脂仍有３３２万斤，每人平均９斤，这个数目是很可观的，基本解决了全县油脂产销矛盾。”
县里召开了粮食征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乡乡长、财粮、会计、大队长、总会计、粮所主任等７１０人。会议上，不管县委副书记李世英喊破了喉咙，会议的气氛仍是热烈不起来。该开会时开会，该吃饭时吃饭，人们就是不发言，不表态。关王庙乡十九大队大队长赵毛，开会打瞌睡，讨论还是瞌睡，总有睡不完的觉。别人说：“赵队长，该你发言啦。”
他睁开迷迷糊糊的眼睛，说：“发啥言？人家咋着咱咋着，老丈人死了哭爹，随大溜。”说完，倒头便睡。
沈寨乡会计李全德发愁地说：“一听说开征购会，我就打软，弄不好要扒脖子。”
关王庙乡九大队会计说：“去年开征购会，我报的低了，把我辩论了三伙，是铁也打烂了，今年叫咋着就咋着。”
屈打成招哭犹不及
别看人们在会上不发一言，可会下肚里的小九九打得很精。沈寨乡二社的会计沈万治，每次开会总是坐墙角，眯缝着眼，一言不发，可肚里却打着小算盘。来开会的时候，队长把他叫到一旁，十分严肃地交代：“万治，你这次去开会，肩上的担子不轻啊！全大队千把张嘴跟着你吃饭哩。”
沈万治问：“队长，你说让我报多少？”队长十分为难地叹口气，说：“说少了对不起毛主席，说多了，老百姓要饿掉牙，我看就实事求是说，１３０斤的单产。”
沈万治说：“队长，我就按你说的办，１３０斤的单产。”
队长看了一眼沈万治，咂咂嘴说：“万治，你去开会也作难，弄不好就得挨辩论。不中，你就往上多报一点，报１５０斤；再不中，再报１６０斤。不过，只这三个数，不敢再长了。”
沈万治很感激队长为自己想得周全，说：“队长，你放心，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可谁知沈万治架不住折腾，报出１６０斤后，说什么还是过不了关。一辩论，就束手就擒，信口胡说队里亩产５１２斤。人们问他：“开始为啥报那么低的产量？”万治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俺们队长交代的，不让报得太高。”
队长在家听到这个消息，五尺高的汉子立时号啕大哭：“我日你娘啊万治，把我打成右倾不碍事，你让老少爷们饿肚子，可咋办哪！”哭得小孩一样，任谁也拉不起来。
辩论会的气势把沈寨乡十九大队会计郭朗吓得头发蒙。娘，这又推又打又骂的，谁受得了？干脆交代了算啦，早交代早过关，也省得挨整。他找到干部，说：“我这次来时，队长让我带了３个亩产数，有１００斤的、２００斤的、还有４５０斤的。我报４５０斤的单产吧，别斗我了。”
干部笑了，说：“你这思想就不对了，征购是义务，交粮自觉自愿，没有人逼你斗你呀。”
郭朗忙赔着笑脸说：“我说错了，我说错了。”出了门，郭朗骂道：“你娘的腿，自愿个屁。”
硬汉子架不住辩论会
和兴乡春生社王勤立一到会上，就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任你干部怎么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