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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永远难忘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这一天。
窗外，天还黑糊糊的，她正睡得香。突然，村外响起了枪声。
那时，她已从北岳区党委宣传部，调到了河北平山县部苏区担任区宣传委员，住在园坊村。
她翻身下床，披上棉大衣，急急奔出屋，就被门口的雪滑了一跤。
“日本鬼子进村啦！”她跟随着村里的老百姓往外逃。
敌人四面合围。一颗子弹发出尖锐的啸声，朝她袭来。
她倒在地上。
她的那副金丝眼镜，最清楚地表明，她不是本村的老百姓，而是外来的共产党干部。
她被日本兵押上了汽车，拉到平山县城。
在平山县城才逗留了一天，她就被押往石家庄，送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大牢。
二十七岁的她，脸色惨白，她哪见过带血的刺刀，哪尝过皮鞭的滋味。最初，她曾咬着牙，熬着那地狱生活。她知道，一旦被敌人撬开了嘴，将会意味着什么。
皮肉之苦，毕竟难捱。特别是日本兵用枪掠倒了几个不愿屈服的共产党人之后，终于摧毁了她的精神防线：死了，什么都完了；自首，起码还可以留下一条活命。
她，自首了。
她得到了敌人的“宽大”，调往石家庄甲第一四一七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
走了第一步，她不得不走第二步——从自首到叛变。日本兵仍要她当“宣传干事”。
矮矮胖胖的日军中尉矢野宣布，建立一个“宣传班”，任命李淑芳为“班长”。
于是，李淑芳又拿起了笔。不过，这一回“李岩兄”不是为中共《晋察冀日报》写稿，却是替日军作宣传。出自她的笔下的反共宣传材料有：《我们不再受骗》、《弃暗投明》、《玩火自焚》、《李老太太的悲哀》。她不光是写，而且还演出。
她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她参加了日军组织的“反共同盟”。她居然在日军电台作广播宣传，鼓吹“中日提携”、“共存共荣”！
她的“出色”的“宣传”，受到了她的上司——三好大佐、矢野中尉、中西少尉的表彰，给了她一连串叮叮当当响的“荣称”：“巾帼英雄”、“新派绅士”、“女中豪杰”、“东方的摩登女士”……
李淑芳好梦不长。抗日战争节节胜利，八路军步步进逼石家庄，大佐、中尉、少尉们已在收拾行装，准备滑脚了。他们已经顾不上“宣传班”了。
李淑芳又陷入了新的痛苦之中，虽然她拣了一条活命，却断了脊梁骨。眼看着日军大势已去，她失去了依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回晋察冀边区吧，叛变之徒，在那里无处容身。回到父母身边吧，那将有何面颇。她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张春桥身上。
于是，她提起沉重的笔，给亲爱的“桥”寄去一信……
清冷的月光，照着山村。张春桥失眠了。
他面临着抉择：甩掉李淑芳吧，他们已经有过那样公开的恋爱关系。何况，再想找一个像李淑芳这样能干而又有知识的女人，在山沟沟里实在很不易；要李淑芳吧，她又已经落到了那样的地步。
看来两者不能两全，张春桥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两全之计：只要李淑芳隐瞒那段五史，如同他隐瞒了“狄克”、“华蒂社”一样，不就用“红皮”遮住了“白心”？
李淑芳回来了，来到了阜平县苏家台村，来到了张春桥身边。一年半没有见面，张春桥还是老样子，李淑芳却丧魂落魄，目光无神，失去了当年的青春的光彩。
李淑芳低声向张春桥倾诉了一切，而张春桥只是轻描淡写地对邓拓说：“李淑芳在反扫荡时受伤被俘，最近刚刚从牢里逃出来……”
于是，李淑芳改名“文静”，被张春桥安排在《晋察冀日报》社资料科当编辑。
一九四五年，张春桥亲笔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上，这么写着，并为之加了注解：
爱人姓名：文静。
爱人是否党员：是（注二）。
（注二）是一九四三年在北岳区党委认识的，但四三年反扫荡中文静受伤被俘，直到今年始回边区。她的组织问题，据称己经天津市委解决，但未经正式转来，现正解决中（日前是个别关系）。
在张春桥的庇护之下，文静摇身一变，居然又成了中共党员！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日军在张家口挂起了白旗，晋察冀八路军一举夺得这一冀北重镇。
一个多星期之后，《晋察冀日报》社迁入张家口。
刚刚吃上几口安定的饭，张春桥就与文静结婚。
毕竟文静的劣迹昭著，不是张春桥能够一手遮住的。后来，文静的叛徒问题被组织上知道了。
随着张春桥的飞黄腾达，文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后悔莫及，可是这苦酒是他自作聪明喝下去的……
与柯庆施共事于石家庄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石家庄炮声隆隆，一彪人马朝城里杀来。
国民党军队稍战即溃。石家庄落入了晋察冀杨得志、罗瑞卿野战兵团手中。
《石门日报》在石家庄出版了。张春桥奉调，出任《石门日报》社社长。
尽管文静对于石家庄有着痛苦、恐怖的回忆，生怕重新在这座倒霉的城市露面，会被过去的熟人认出“东方的摩登女士”的昔日形象。可是，她又不能不跟随丈夫一起赴任。她在石家庄深居简出，唯恐在街上遇见当年她的“中日提携”、“共存共荣”节目的观众
张春桥在石家庄却很得意，因为他的顶头上司不再是格格不入的邓拓，而是情投意合的“何大鼻子”。
“何大鼻子”只因长了个大鼻子，得了这么个雅号。当面，人们则总是用亲切而尊敬的口吻称他为“庆施同忐”。
早年，何庆施的雅号叫“柯怪”。那时候，何庆施还不是“首长”，人们当面直呼“柯怪”，他倒也答应，不以为怪。
丁玲写的《我所认识的翟秋白》一文中，曾顺便写及“柯怪”。寥寥数笔，可谓传神。
那是一九二三年，“柯怪”不过是个二十一岁的毛头小伙：
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是我们在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一坐十大，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大家不喜欢他。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
论革命，柯庆施的资格是很深的：一九二○年，十八岁的他，便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二十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柯庆施担任了一系列重要的职务：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河北省委前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
就在张春桥来到石家庄不久，柯庆施被任命为石家庄市市长。
《石门日报》易名为《石家庄日报》。作为市政府的喉舌——《石家庄日报》社长，张春桥跟柯庆施有了密切的接触。
四十六岁的柯庆施很快就发觉，三十一岁的张春桥是一个善于出点子的人。张春桥被柯庆施看中了，任命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
在张春桥看来，柯庆施是一把梯子。柯庆施与中共上层领导有着很深的渊源。
在《晋察冀日报》社郁郁不得志的张春桥，把政治腾飞的希望寄托于柯庆施。
在石家庄的这一段共事，后来成为张春桥“跃龙门”的契机……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起，石家庄的天空上连续五天出现“下蛋”的“铁鸡”。
国民党空军对石家庄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狂轰滥炸石家庄，国民党军队期望正在猛攻济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回师北援。
可是，九月十六日夜，济南城外还是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回师，而是对济南发动总攻。八天之后济南城头升起了红旗。
济南解放才十几天，济南的《新民主报》忽然登出《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张春桥的《寻人启事》：
父张开益，字晋青，事变前在市公安局卫生科作事，日寇占领时去青州开医院，日寇投降后回济南作医生……
其实，张春桥完全用不着刊登《寻人启事》去寻找他的父亲。他有那么多的亲友去济南，在巨野，写信问一声，也就“寻”到了。何况，济南已经解放，通过组织查问一下，这么个颇有身份的张开益，是很容易“寻”到的。
张春桥与其说是刊登《寻人启事》，倒不如说在报上向当年的“华蒂社”、“复兴社”的故朋旧友们发表声明：我张春桥如今已经是中共重要干部，已经是《石家庄日报》社社长了！
一九四八年十月，张春桥“衣锦荣归”，与文静一起来到济南。当他举杯与父母庆贺团圆时，脸上漾起了平日难以见到的笑容……
第三章 柯庆施的智囊
取恽逸群而代之
阔别大上海十二载，“狄克”终于回来了！
这一回，不再在福州路当张静庐手下的小伙计，却成了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走马上任之后，张春桥才意识到这个“副”字，太碍手碍脚了。
正局长何人？大名鼎鼎的范长江，是《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震动全国的系列通讯的作者，曾任《新华日报》社社长、中共南京代表团发言人，有着很高的声望。刚进上海，范长江还兼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
在范长江之下、张春桥之上，还有个副局长恽逸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