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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范长江之下、张春桥之上，还有个副局长恽逸群。
比起张春桥来。浑逸群的资历要深得多：早在一九一二七年便已加入中冈共产党—一那时，张春桥还不过是个十岁的娃娃。一九三五年，恽逸群铁笔一支，为上海《立报》写评论。在那几年之中，他“每天写的四、五百字的评论，成为北至长城，南至两广、云南，西至甘肃、四川广大革命入民的主要参考材料从那里揣摩时局动向和斗争的方针、方法。塔斯社奉命要逐日一字不漏地电告莫斯科……”后来，他进入解放区，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有着这么两个在中国新闻出版界广有影响的人物在前，张春桥当个“老三”，做个“配角”，心中不是个滋味。
总算范长江走了，凋往北京，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而浑逸群成了正局长，兼《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又兼华东新闻专科学校校长。
在张春桥看来，恽逸群成了压在他头上的一块“石头”。
最使张春桥感到快快不快的是，浑逸群跟邓拓一样的嫉恶如仇，不留情面。诚如恽逸群在其自述中所言：
我对于自己认为不妥的事，不论对方的地位多高，权力多大，我都要说明我的看法和意见，这对表里一致的人本是平常的事，但对于心中有鬼者，就必然既怕且恨，就要置我于一死地而后快！
张春桥是个“心中有鬼者”。他想撬掉恽逸群这块大石头，苦于没有机会。张春桥对《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这把金交椅，垂涎三尺。他宁可不要副局长的空名，巴不得拿到这把可以左右上海舆论的金交椅。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恽逸群绊了一跤，张春桥趁隙而入，夺得了那把金交椅……
事情发生在一九五一年儿月＿三日凌晨。
九月二日，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今天皇和政府以及大本营三方代表，到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鉴字仪式。日本宣布正式投降，于是，九州三日被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一九五一年九月三日，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纪念日。
这天出版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刊登新华社九月二日电讯，醒目的标题为：
《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毛主席电贺斯大林大元帅》然而，当人们翻开同日的上海其它报纸，发觉比《解放日报》多了一条电讯：
《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斯大林大元帅电贺毛主席》奇怪，《解放日报》为什么不登《斯大林大元帅电贺毛主席》呢？《解放日报》是党报，是否意味着中共对于斯大林大元山帅有看法？
政治神经异常敏感的上海新闻界，顿时议论纷纷。
消息飞快地传入恽逸群耳中。他风风火火赶往上海《解放日报》社，调杏其中的缘由：
说实在的，那时候的上海新闻界，通讯设备非常落后。新华社的电讯，要靠新华杜华东分社接收、油印，然后派通讯员分送到各家报社。毛泽东致斯大林的贺电先发，所以到了九月二日夜间，电文稿已分送到上海各报社。可是，斯大林的复电，是九月二日上午九时二十二分从莫斯科发出的。这时，相当于北京时间十四时二十二分，亦即下午二时二十二分。经过俄译中，再经过译成电码，发到各地，又花费不少时间。当新华社华东分社把斯大林复电稿送到上海各报社，已是九月三日凌晨三时。《解放日报》杜总务科的一位同志收了电讯，以为是一般公文，没有在意，于是，九月三日的《解放日报》上，便漏登了斯大林的复电……
本来，这很明显是一桩因一时疏忽造成的新闻事故。为了挽回影响，恽逸群采取补救措施，在九月四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补发新华社九月二日电讯：
《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斯大林大元帅电贺毛主席》这“九·三事件”，到此可以画上休止符。
可是，过于正直敢言的恽逸群，得罪过一些人。此时此刻，他们抓住“九·三事件”狠狠地乘机攻击恽逸群。其中的“积极分子”之一，便是张春桥。
面对种种责难，磊磊落落的恽逸群承担了“九·三事件”的全部责任。
九月五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左下角，刊登了浑逸群的公开检查：
关于本报漏登《斯大林大元帅电毛主席祝贺
抗日战争胜利日》电文的检讨
九月三日，新华社于晨十二时四十分截稿（引者注：应为零时四十分），三时又补发斯大林大元帅电毛主席祝贺抗日战争胜利日的稿件，这时，编辑部问志都已回宿舍，而总务科值夜班的同志又将稿件压下未通知编辑部同志，致将这一重要稿件遗漏了，造成严重政治错误。这是因为我们工作制度不健全及对工作人员教育不够所造成的；今后保证不重复同样的错误，除在此预先向读者致歉外，我们正遵照华车局的指示，继续进行深刻的检讨，并听候党委的审查。
社长 恽逸群
恽逸群的公开检讨，本来意味着“九·三事件”的结束。不料，事态进一步扩大。几天之后，竟导致了他的下台！
张春桥取而代之，走马上任，成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金交椅。
这是一个“通天”的位置。作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张春桥三天两头与上海党、政、军首脑人物聚晤，以至与中央领导建立经常的联系；这是一个消息灵通的所在。上海各界的一举一动，他都马上知道。他了解上海的脉搏，上海的三教九流，为他日后成为上海的统治者打下了基础；这是一个拥有无尚权力的职位。他可以利用报纸，捧一些人，压一些人。特别是报社的《内部情况》，直送中央和上海的领导人物。他的《内部情况》，三天两头要点一两个部、局以上领导干部的名。他不断地扩张着自己的势力。
“狄克”今非昔比，成了上海的大员、要员。
那个被撬下台的恽逸群，从此蒙受了一连串的打击：
几个月之后，他受到“三反”运动的猛烈冲击，开除党籍，降为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
一九五五年，受潘汉年冤案牵连，他被捕入狱达十一年之久。
一八六六年冬，他才终于出狱，被派往江苏阜宁县中学担任图书馆管理员。每月工资仅三十七元。他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文革”风暴又把他卷入无休止的批斗之中：
直到一九七八年九月，七十三岁的他，才算被调往南京，在国家第二档案馆工作。他仅仅过厂两个多月的人的生活，便于十二月十日油尽灯灭，溘然去世。
一代英才之毁，最初只是因为漏登一条电讯！
在这位老革命、优秀中共党员、优秀新闻工作者、优秀学者离世几年之后，他的冤案才得到昭雪。
一九七三年七月八日，身处逆境的恽逸群在致胡愈之的信中，写下掷地有声的话语：
弟之遭遇，非楮墨所能宣。但既未抑郁萎顿而毕命，亦未神经错乱而发狂。平生以“不为物移，不为己忧”自律，经此二十年检验，圭未蹈虚愿。
就在恽逸群一步步跌进地狱之际，张春桥步步直上青云……
坐镇《解放日报》
张春桥坐进了上海《解放日报》社四楼的总编办公室，桌上的烟灰缸里很快就积满了烟蒂。
每天上午，张春桥九点左右来到报社，在那里吃中饭、晚饭，到了晚上八、九点钟，他拎起公文包下楼。经过三楼时，他总要到三○九房间夜班编辑室坐一会儿，然后回到香山路九号家中。
据当年《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对笔者谈及张春桥印象，用了八个字：“一本正经，不苟言笑。”
张春桥在报社里，从来不参与“吹牛”、聊天。他的嘴巴甚紧，从不谈起过去，从不谈及自己的经历。他在《解放日报》工作几年，与他共事的人，居然不知道他三十年代曾在上海干过！
张春桥的面孔，总是那样扳着，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叫人高深莫测。报社里，编辑们常常开玩笑，可是谁也不敢跟张春桥说一句笑话。每当见到他，总是恭恭敬敬叫一声：“春桥同志！”他呢，微微一点头，算是打招呼了。
那时候，编辑部在三楼、四楼，而一楼、二楼是印刷厂。编辑们白天编稿，印刷厂夜里印报，倒是错开时间，相安无事。后来，《人民日报》在上海发行航空版，由《解放日报》印刷厂代印。这下子，白天轰隆隆印报，吵得编辑们心烦意乱。
好心的报社经理，去找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反映编辑们的意见，希望市政府帮助解决一下问题。宋日昌很爽快，说道：“我看，可以让东湖招待所腾出一幢楼，给《解放日报》社办公，那里安静。你回去，请张春桥出面，向市政府反映情况，代表报社要求……”
编辑部会议，经理喜孜孜地把好消息告诉大家。当经理转达了宋日昌的意见之后，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张春桥。
沉默片刻，张春桥的牙缝里，才挤出这么一句话：“我不去！”
大家深感谅讶。张春桥慢慢地抽着烟，用极为严肃的口气说道：“吵一点，有什么关系？当国民党的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毛主席照样在延安窑洞里看书呢。我看，你们不要太娇气……”
张春桥这么一说，谁也不再吱声。自然，东湖招待所的房子也就告吹了。
张春桥十分“艰苦朴素”。他住在香山路九号《解放日报》宿舍，一幢小洋楼二楼，六十多平方米。他家的家具很简朴。书橱里，放着一整排马列著作，给人的印象仿佛他是一位道地的马列主义者。来了客人，他总是以棕子糖招待，以为那包着花花绿绿纸头的高级糖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