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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何庆施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论革命资历是很深的,但是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一般。柯庆施博得毛泽东好感,那是在一九五六年,柯庆施主持上海工作不久的时候……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这次著名讲话,后来被整理成文章,就是那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论十大关系》。柯庆施非常用心地研究了毛泽东的讲话,特别是其中的第二段《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注意到毛泽东对沿海工业的态度的新的观点: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
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柯庆施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在上海加以贯彻。“政治秘书”张春桥又立即领会了柯庆施的意图,在为柯庆施起草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时,把毛泽东的那一段话,作为主旋律。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何庆施步上讲台,作了长长的报告,题为《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提出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作为上海工业的新方针。
何庆施不客气地批评了“前届市委”:“在方针政策方面,……对上海的工业方针,由于对上海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研究不够,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扩大化,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对上海工业从发展方面打算少,维持方面考虑多,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所谓“前届市委”,当然是指以陈毅为首的原中共上海市委。“这显然是不妥的”,不言而喻在批评陈毅。
毛泽东正在杭州。听到从上海传来的消息,派了秘书田家英前往上海,取来了柯庆施的报告。毛泽东看毕,大加赞赏,说了几句夸奖柯庆施的话。
于是,柯庆施声誉鹊起,从此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因为毛泽东表扬他在上海实行了正确的方针。
柯庆施呢?也从中深切领会:紧跟毛泽东,无往而不胜!
从此,柯庆施特别留神毛泽东的言论,特别是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讲的,没有见诸于报纸的“最新指示”,他总是不断往本子上记,揣测着毛泽东那深邃的思想大海中正在翻腾着什么样的波浪。
柯庆施深刻地影响了张春桥。从此,张春桥把来自何庆施那里的毛泽东的动向,当作自己行动的指针。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柯庆施当选为中共委员。
张春桥呢?在一九五六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委委员一位化名的“反右英雄”
成为中共九十七名中央委员中的一个的柯庆施,随时得知来自中央的动向,消息灵通多了。
一九五七年,风啸浪涌,中国不平常的早春、不平常的夏季来临了。
柯庆施很早就从毛泽东的话语中,得到重要的政治信息。正因为这样,早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当他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步上上海政协一届三次全会主席台,便面对着台下的上海各界民主人士,严肃地告诫道:
波兰事件是波兰人民内部的问题;匈牙利事件开始也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后来成为帝国主义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问题……
从最近国际事件中应得出以下教训:首先,要明辨是非,分清敌我。这样才能树立正气,缩小邪气的市场……
很自然,有了来自柯庆施那里灵通的政治信息,张春桥在一九五七年早春的“大鸣大放”之际,早已知道那是“阴谋”。
正因为这样,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的震撼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发表,张春桥就接二连三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反击“右派分子”的文章。张春桥已于一九五五年秋离开《解放日报》,但是他的文章,在《解放日报》上总是照登不误,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会改动。
相比起来,当时四十岁的张春桥,比二十六岁的姚文元要老练多了:姚文元还不过是个小人物,巴不得出名,巴不得成为“反右英雄”,所以他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的反右派文章,一律署真名。张春桥呢?像当年的狄克一般,深知这类指名道姓批张三骂李四的文章会给日后招来麻烦,他又来了个“最最会化名”,差不多写一篇文章化一个笔名!
我逐版查阅着一九五七年夏天的《解放日报》。由于熟知当年内情的《解放日报》编辑,向我提供了张春桥“笔名录”,所以我很顺利就复印了一大批张春桥的化名文章。不过,查多了,我竟然发觉,即使没有“笔名录”的指引,我也能很容易、很准确地判定哪些文章出自张春桥之手;因为张春桥写文章有个习惯,篇末总要写上“×月×日”。他解放前发表的文章,篇末大都注明写作日期。《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是不标写作日期的——即使别的作者在篇末也写上日期,发表时总被删去,以节省一行铅字。可是,由于张春桥当时已成了《解放日报》的“太上皇”
一般,编辑们不敢易一字,所以篇末写作日期也就照登。这小小的“尾巴”,竟成了张春桥文章的特殊标志。照这个办法查阅,我的判别准确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这时候的狄克,已经是一副完完全全的“左”派面孔。
他在“六月二十六日”写的文章,隔了一天,《解放日报》在六月二十八日就在二版头条地位登出来了,题目是《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化名“吴松”。他一口气“批驳”了陈仁炳的“暗无天日”论、“辩驳有罪”论、“拆桥头堡”论、“火烧基层”论、“大病重药”论、“我们负责”论,得出了惊人的结论:陈仁炳“所说的、所走的是一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他在“七月十七日”写的文章,也只隔了一天,《解放日报》在七月十九日三版头条登出。这一回,他化名“常轨”,声势汹汹地来了个《质问彭文应》。他把彭文应提出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上纲上线,说成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然后发出一连串的“质问”……
六月二十五日的《解放日报》上,张春桥又化名“徐汇”,发表《“今天天气……”》。
他声称:“夏天是长庄稼的季节,也是毒草想着压倒庄稼的季节”,他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不带括号的左派”……
张春桥有句座右铭:‘凡事左三分。”在一九五七年夏天,这位“左”派化名“子渔”、“何泽”、“蒲西”、“龙山”、“齐索”、“安得”、“子执”、“何闻”、“路宾”等等,今日批这个,明天驳那个,成为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反右英雄”。
张春桥的“化身术”,读者不知,柯庆施知。每发表一篇文章,张春桥总要请柯庆施“指正”。或者根据何庆施的意思,写出批判文章。经过这番反右派大风大浪,张春桥益发得到柯庆施的垂青
张春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一九五八年对于张春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第一次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这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一跃而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也在这一年,张春桥跃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话还是要从一九五七年暮秋说起。在柯庆施的办公室里,他一次又一次跟张春桥在那里苦苦思索着:年底,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柯庆施的报告的基调应该是什么呢?
自从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柯庆施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表彰,这一回,柯庆施当然又想露一手。
负责起草报告的张春桥,细细倾听着柯庆施的“北京消息”:毛泽东对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的“反冒进”,似乎颇为反感——虽然当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的。看来,毛泽东所侧重的是“反对保守主义”……
摸准最高领袖的思想,对于何庆施来说,是“紧跟”的前提。张春桥终于根据毛泽东的最新思想,为柯庆施起草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代表大会上,柯庆施站立了几小时,吃力地念完长篇报告。这篇报告稿飞快地送到毛泽东手中。那时候,毛泽东又住在杭州西子湖畔。
“乘风破浪,好!”毛泽东一看标题,就发出了赞赏之声。
毛泽东正在思索着怎样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这股劲头作为东风,在一九五八年来个大跃进,而柯庆施的报告恰恰符合了在西子湖畔沉思着的毛泽东的心意。
领袖的思想,立即化为《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的元旦社论。社论的题目只有四个字:《乘风破浪》!
当时的毛泽东,所赞赏的只是柯庆施,他并不知道有那么个叫张春桥的人,参与这篇报告的起草。
这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会上,柯庆施又一次给毛泽东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多次发表讲话,显示了他对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和党的“八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