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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焉能不老羞成怒?
须知,上海市多少个单位的《鲁迅全集》忽然被争借一空。好事者甚至刻印了《三月的租界》一文,大量散发,名曰“学习鲁迅,捍卫鲁迅”……
密告信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一二”炮打的硝烟还未曾散去。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张春桥、上海市革委会、于会泳和市文教组的S忽然都收到一封检举信,内容相同,都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寄出的。这一式四份的信,告发了极其重要的线索:炮弹来自上海图书馆!
急如星火。上海市革委会马上派人前往上海图书馆调查,写出了报告。
报告马上送到了张春桥手中。
张春桥微微一笑,提笔在报告的天头上写了一句话:“应查清,但不要扩散。”
多妙,既要“查清”,又不要“扩散”,张春桥滴水不漏,把“攻”与“防”都作了安排。
五月二十二日,王承龙一接到张春桥的手谕,立即写道:“请按春桥同志批示办,抓紧!”
于是一个很不醒目的所在,成了“查清”、“抓紧”的目标。
它坐落在上海徐家汇,离那座在当时被砸去尖顶的天主教堂不过一箭之遥。它犹如陶渊明当年隐居的田庄,“门虽设而常关”。即使是大门旁那扇仅容一人通过的边门,你刚一进去,便立即自动关上。
高高的围墙里,一片草地包围着一幢上了年纪的楼房。早在爱狄密勒著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一书中,便曾提到它:“耶稣教教会办有一所图书馆,里面藏着好几千卷书,大部分已变成蠹虫的眠食所。没有一个人到那边去看书,也没有一个人去注意那个地方。”
其实,那个地方原本是外国牧师的宿舍。早在李秀成攻入上海时,就曾到徐家汇天主教堂做过弥撒,也曾步入这个牧师宿舍。
后来,那里成了收藏教会图书的“藏经楼”。
罗马教皇为了搜集中国的情报资料,订阅了大量的中国报纸、杂志,也存放在“藏经楼”。慢慢的,随着报纸、杂志逐年增多,那里积聚了旧中国近百年的报刊资料。藏经楼成为藏报楼、藏刊楼,成为一座珍贵的中国现代史料库。
解放后,那里被人民政府所接收,隶属于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人称“徐家汇藏书楼”。
矗立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上海图书馆,大门口挂着陈毅市长题写的招牌,为广大市民们所熟知。然而,徐家汇藏书楼悄然站立在潜溪九路西侧,除了一块只有一本书的封面那么小的门牌号之外,没有任何招牌。它不对一般读者开放。然而,手持组织介绍信的读者们,从四面八方、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步入那扇狭窄的边门。
其实,徐家汇藏书楼所拥有的众多的发黄了的报刊,是一面清澈的历史的镜子。美即美,丑即丑,善即善,恶即恶,一切都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一字不易,一笔不改。
公安人员那敏锐的目光扫过镜子,从那些“脱离共产党声明”、“反省宣言”中,查出叛徒的真面目。文学史专家、历史学家也都从中探究历史的真实面貌。
然而,当奉特殊使命的上海市革委会的专员进入这座藏书楼,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那里记载着蓝苹当年的丑闻;
那里记录着狄克当年的劣迹;
那里刊登着《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那里甚至还有徐景贤之父——徐宗骏的《自首自白》……
除了王洪文太年轻,还不够格之外,那面历史的镜子,如实地映出了江青、张春桥当年的真实形象。
麻子怕镜子。经过初步清查,上海市革委会清档组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迅即草成《关于查封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紧急请示报告》。
确实“紧急”。再晚一步,如果让徐家汇藏书楼里的一篇篇文章变为“炮打江青”、“炮打张春桥”的炮弹,后果不堪设想!
五月二十五日,王承龙“紧急”批转报告:“同意。请少庸同志审阅,报春桥同志审核。”
王少庸“紧急”批转:“以同意,并请徐景贤同志阅定。”
徐景贤考虑得更加周全,作了如此“紧急”批示:“同意查封徐家汇藏书楼,同时把电影局、作家协会等单位的三十年代影剧、黄色刊物封存,请春桥批示。”
最后拍板的,是张春桥。他在五月三十一日,“紧急”批示:“同意。”
张春桥为了掩藏狄克,也为了替同党江青、姚文元、徐景贤遮丑,开创了查封一座图书馆的空前纪录!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由上海市清档组和政宣组组成的特派小组,杀气腾腾进入幽静的徐家汇藏书楼,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查封了旧中国三十年代的全部图书报刊资料。
这些资料被搬入指定的房间,加锁,贴上封条,在查封时,就连查封专员也未敢翻开这些报章看一眼。
查封专员当众宣布了如下规定:“未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不准查阅这些资料。
书库管理人员未经同意,也不得进入书库。”
真是难得,从查封专员口中,居然说出如此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的话:
“对这些材料,看一眼就是犯罪,听一句也是犯罪!”
上海图书馆的钟楼成了炮楼
手中拿着《查封徐家汇藏书楼的汇报》,张春桥的眉头舒展了,仿佛了结一桩心事。
从此,狄克那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大晚报·火炬》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封入“冻土层”。他的许许多多暗箭般的毒文,也不再有暴露之虞。
细思量,他又不由得双眉紧锁。死材料易禁,活口难封。那么多书库管理员,势必看过那些三十年代报刊。这些人一张口,就会发射出“炮打江青”、“炮打张春桥”的炮弹,更何况那个泄露“狄克=张春桥”这一天机的主炮手,迄今隐伏,未曾抓获。
张春桥又下一道密令……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向解放军学习”的口号响彻上海文化广场。“工军宣队进驻上海文化系统”的盛大的“欢迎仪式”,在那里举行。
主席台上,戴着大红纸花的工、军宣队代表,慷慨激昂地发言,不断引述姚文元在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九月二十二日,一支由穿绿军装和蓝色工装者组成的队伍,挎着鲜红色的语录袋,步入上海图书馆大门。军人六名,工人二十七名。这支“领导一切”的队伍,事先接到张春桥的密令,肩负特殊使命,进驻这“敌情非常严重”的单位。
张春桥毫不含糊地说:“上海图书馆有一批很坏的人!”
不仅“坏”,而且是“很坏”;不只是一个,而已是“一批”。上海图书馆的“敌情”如此严重,张春桥这一句话就说得够清楚的了。
在上海市革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张春桥说及有人用三十年代资料“炮打”他,顿时竖眉瞪口,穷凶极恶地说:“以后谁再要提这个事,我就不客气了,我是要整人的!”
果真,张春桥“不客气了”,“整人”了!
徐景贤为“整人”定下了罪名:“上海图书馆有人曾提供了三十年代资料,就是提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
不言而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现行反革命。
在“清理阶级队伍”、“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口号下,“整人”开始了。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徐家汇藏书楼的工作人员。诚如一九七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所披露:“藏书楼的九名工作人员,包括工勤人员、图书馆修补工,也没有一个逃脱‘四人帮’的魔掌。甚至临时在藏书楼工作过的人、进过藏书楼的人、接触过三十年代资料的人,统统成了‘审查’对象。”
藏书楼那百年老屋里,刀光剑影闪耀,腥风血雨可闻,一时间一片白色恐怖,人人自危。
“学习班”不断收进“新学员”。只进不出,挨整的人数从九人扩大到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以至五十多人!
张春桥还不解恨。他批评进驻上海图书馆的工、军宣队还太右,指派得力干将、市文教组头头徐海涛亲自坐镇上海图书馆,工宣队员增至三十七人,军宣队员增至九人。
大军压境,乌云欲摧藏书楼。
张春桥激将了:“‘一办’(即市文教组——引者注)的徐海涛,你好像没有一点波涛。我看你很怕。(徐海涛马上答曰:“我不怕!”)我看你怕。怕什么?在这块阵地上战斗,不准备头破血流是不行的!”
徐海涛掀浪兴涛了。
一九七○年二月九日,徐海涛杀气腾腾,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了“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动员大会”。
坐在台上,他的手指朝上海图书馆主楼顶上的巨钟一指,骂声咧咧:“你们上海图书馆的钟楼,不是钟楼,那是炮钟!”
这句话,顿时成了徐海涛的“名言”!
徐海涛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张名单。台上念一声,台下的打手们抓一个。
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被抓进了隔离室。
徐海涛还宣布,对这些被拘留者的家,进行“保密检查”。
多么动听的词儿——“保密检查”,其实就是抄家!抄家的重点,是收缴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防扩散材料”。惟其“防扩散”,故日“保密检查”。
以下是一部分被隔离审查者的名单及隔离期限:
费毓龙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
罗良健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
施龙生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六月。
任光亮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