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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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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他竟吹捧江青有着“鲁迅那样的一副硬骨头”!

  在江青和张春桥的“提携”下,于会泳坐上了火箭:一九六五年六月,他与江青第一次见面时,还不名一文。转眼几年间,他成为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文化部部长以至成为中共中央委员。难怪他得了个雅号——“政治暴发户”。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对于于会泳来说,那是终生难忘的日子……

  那是《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两个剧组前往北京演出,刚刚住了下来,一辆红旗牌轿车急驶而至。

  从车上下来两个一身戎装的中等个子的男人,一望而知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剧组头头三步并成两脚,迎了上去。

  “于会泳怎么没有来?”已经是“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张春桥,劈头第一句话,口气就是冷飕飕的。显然,他对上海的情况了然若指。

  “他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审查去了。”剧组头头答道。

  “于会泳会有什么问题?!”张春桥逼问道——尽管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早已把于会泳给“蒋军官兵的弟兄们”写信等问题上报张春桥。

  “不清楚。”剧团头头推诿道。

  “据我了解,这是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有意要整他!”张春桥狠三狠四地说道,“你马上打电话给上海,说江青同志要接见于会泳,上海音乐学院必须放人!”

  说罢,张春桥又硬硬地补充了几句,每一句都是一道命令,那口气已经很大的了:“你告诉上海,这是江青同志的决定!如果上海音乐学院不肯放人,那就派市委宣传部长去做工作;宣传部长不行,那就派市委书记去做工作!”

  连宾馆都不进,张春桥和姚文元钻进轿车,呼啸而去……

  第二天,于会泳就坐着飞机,来到北京,受到江、张、姚的“亲切接见”。

  于会泳终于跳出了政治危机:“文革”开始以后,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把他“揪”

  了回去,关进了“牛棚”……

  一九六六年底,于会泳回上海音乐学院“视察”,喝令上海音乐学院党委的头头们一个个跪在学院的大门口迎接,那种飞扬跋扈的气势,纷红骇绿,真可谓“盛气凌人”……

  这个“江记”文化部长大抵也自知民愤太深,所以在“四人帮”就逮之后,他便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打响批《海瑞罢官》这一炮

  自从“提携”了于会泳之后,张春桥有了左右手:通过于会泳抓“革命样板戏”,通过姚文元完成另一桩“绝密”任务。

  这桩“绝密”任务,在上海最初只有两个人知道:柯庆施和张春桥。

  这桩“绝密”任务,就是江青交办的批判《海瑞罢官》——后来,“文革”便是从批判《海瑞罢官》拉开序幕的。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笔者已在《姚氏父子》一书中详加描述,揭开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的内幕。此处,不能不交代几句——因为批判们每瑞罢官》,不仅是姚文元一生中的“里程碑”,也是张春桥一生中的大事,而且还是江、张、姚结帮的契机。

  江青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晚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之后,就认定这是一株“大毒草”。一个多月以后,江青在和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谈话时,提出了批判《海瑞罢官》,无奈,部长们充耳不闻,这使她极为生气。于是,她下决心,自己找“笔杆子”,自己组织批判文章,给中宣部、文化部一点颜色看看。她在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时,对中宣部、文化部实行保密。

  最初,她在北京求助于她在一九五四年支持过的“小人物”——李希凡。她想,当年“小人物”敢批俞平伯、敢于与周扬较量,如今当然敢于批吴昭。何况,她有“恩”于“小人物”,更会使“小人物”听命于她。

  出乎意外,李希凡这一回犹豫了。

  “唉,‘小人物’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锐气!”江青碰了钉子,愤懑不平。

  她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一旦下了决心,那就非达到目的不可。她的过去的历史,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在何庆施的支持下,《“有鬼无害”论》一文终于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从此,她寄希望于上海了。

  一九六五年初,“女客人”和何庆施、张春桥在上海聚首时,谈起了批判《海瑞罢官》。“女客人”把任务交给了柯庆施,柯庆施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找来了“笔杆子”姚文元。

  姚文元回家之后,从底楼走上二楼,走进了《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的家。

  “王维同志,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我恐怕顾不上了。”

  姚文元向王维请假时,没有说明写什么东西。

  “你去好了!”王维是个爽快的人。他知道,柯庆施常常给姚文元下达“批判”任务。

  从那以后,姚文元很少上楼了。王维难得见到这位邻居一面。他从不透露最近在写什么。

  从那以后,原本文章不断见报的姚文元,忽然变得沉寂起来,难得在报刊上露面。

  姚文元的“文友”,政治神经异常敏感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作出了判断:“姚文元一定在写大文章!”他特地去看望姚文元,旁敲侧击了一阵子,姚文元连一点口风也不漏。徐景贤越加确信自己的判断了。

  在柯庆施去世之后,以江青为帅、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笔杆子”,实行“三结合”,秘密写作评《海瑞罢官》。上瞒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瞒上海市委、华东局。直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署名姚文元的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世人方知有这么一篇“大批判”的“雄文”。

  关于此文的写作经过,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得最为详尽。她以洋洋得意的口气,才透露了其中的秘密,总算为历史留下一段史料: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伯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

  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哈,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许《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去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

  江青的讲话之中,也有大言不惭、掺假之处,那就是“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她以前两回的“批判”——批电影《武训传》和批俞平伯,已经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依仗于毛泽东的崇高声望,她才能打胜仗。这一回批《海瑞罢官》,她又打出了毛泽东的旗号。

  其实,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阿尔及利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说得非常清楚: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毛泽东所说的“江青他们”,就是指江青、张在桥和姚文元。

  虽说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的“老土地”,当时的姚文元又是在《解放日报》工作,深谋远虑的张春桥却选择了《文汇报》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张春桥的话很妙:“《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出面不方便。《文汇报》是一张民;司色彩的报纸,便于‘开展讨论’……”

  据《文汇报》总编对笔者说,他是在姚文元文章见报的前一天,才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在此之前,他一无所知!他看到的,并不是姚文元的手稿,而是由《解放日报》印刷厂保密车间排印的大字本。他是奉命刊登——奉张春桥之命刊登,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除了照发之外,别无选择……

  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

  在中共党史上,“中央文革”——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怪物。在“文革”中,“中央文革”竟取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查遍中共六十多年的历史,唯有那十年非正常时期,才会有这般非正常的现象。毛泽东倒颇为赞赏,甚至说了这样的说:

  “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在打响批判《海瑞罢官》这一炮半年之后,张春桥在宦途上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这成为他从上海跨到中央的一步,成为他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跳板。

  其实,在“中央文革”之前,倒曾有过一个正儿八经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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