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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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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中央文革”之前,倒曾有过一个正儿八经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五人小组,早在一九六四年四、五月间,在起草“九评”的过程中酝酿成立的。

  所谓“九评”,即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一评”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九评”发表于一九六四年月七月十四日,即《关于赫政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建立的。这五个人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任组长;

  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兼义化部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为组员。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义章突然出现在七海《文汇报》上,陡地全国卷起一阵狂澜。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事先毫无所知。何况姚文。

  所批判的吴晗是北京以副市长,而彭真则是北京市市长。

  彭真从头至尾,细细读了姚文元的文章。虽然他知道姚文元的文章“有来头”,但他仗义执占:“《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哪里是毒草?!”

  彭真指名道姓地反攻:“你张春桥说《海瑞罢官》是毒草,你们上海不是出演过《海瑞上疏》,难道你张存桥没有责任?”彭真还说:“姚文元的文章乱上纲,这也是错误,也要批判!”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发表谈话,支持姚文元。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足‘罢官’。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真直接与毛泽东交锋。翌日,他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毛泽东听了,对彭真深为不满。

  姚文元文章点燃起来的批判之火,在全国蔓延。身为“中央文化不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以为必须把这场人论战引上正确的轨道。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主持召开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著名的《二月提纲》。

  两军对战,眼看着一场大搏斗要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从北京飞来的一架飞机刚刚降落在上海西郊虹桥机场,一辆红旗牌轿车就把客人直接送往西郊不远处的一座幽静、外人不知的别墅。

  来者不是“女客人”。他戴着一副紫色边框的眼镜,留着小胡子,头发已经花白。大抵由于过度的思索,额头有着深深的皱纹,此人便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主管中共对外联络工作。

  毛泽东住在上海西郊——他不住锦江饭店,每一回总是住在西郊为他准备的别墅里(如今那里已对外开放,成为高级宾馆。一九八七年,英国女王访沪,便住在毛泽东当年下榻之处)。

  康生此行,是为了向毛泽东汇报最近中日两党代表在北京会谈的情况。

  “主席,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再三坚持,不愿在两党联合公报里点名批判苏共。”

  康生见了毛泽东,便开始汇报了。

  “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怎么样?他在出国以前,是怎么处理的?”毛泽东抽着烟,问道。

  毛泽东离开北京以后,由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两天以前,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去了。

  “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认为应该尊重官本显治同志的意见。”

  康生回答道。

  “那就不必发联合公报了吧。”毛泽东的脸上,出现不愉快的神色。

  康生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连忙说:“好,遵照主席的指示办。”

  到此,康生此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是,康生依然坐在沙发上,放下手中的笔,压低了声音,对毛泽东密告道;“主席,还有一点情况,要向您汇报。”

  看着康生那副神秘的样子,毛泽东问:“什么事?”

  “是这样的。”康生把身子往前倾,声音变得更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让许立群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康生此人,身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此刻却在背地里向毛泽东告彭真的状。

  毛泽东猛地吸一口烟,久久地一言不发。康生凭借着多年与毛泽东打交道的经验,知道这表明他的告密成功了——倘若毛泽东听不进去的话,会立即予以反驳的……

  果真,毛泽东把康生说的情况,告诉了江青。江青立即打电话,找来了张春桥。

  张春桥来到了上海西郊。当他握着毛泽东那大而厚实的手的时候,真的,如同当时“时髦”的语言所形容的那样,“幸福的暖流一下子流遍全身”。

  万万想不到,当年上海滩上的恶少“狄克”,如今居然可以坐到伟大领袖毛泽东身边的沙发上,柯庆施死后,他已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升为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长,由杨永直去当。不过,即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也没有多少机会可以亲近眼前这位历史的伟人。他,借助于搞“革命样板戏”接近了“第一夫人”,又借助于批《海瑞罢官》接近了毛泽东。四十九岁的张春桥,已经窥测领袖的脾气、性格多年。在毛泽东面前,他言语不紊,勤于笔记;一副虔诚的信徒的姿态。

  张春桥不亚于康生,也是一个“情报专家”。他事先已经从江青那里,得知康生密告的情况。他向毛泽东证实,许立群确实给杨永直打过电话。

  毛泽东捻灭了烟头,终于说话了。张春桥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这段话,后来成为在“文革”中常常被引用的“最高指示”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引者注: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问,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说了几句很有分量的话:

  “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就要解散。还要彭真向上海市委赔礼道歉。”

  听了毛泽东的这些话,江青微微一笑。她蛰伏那么多年,这一回要大显身手,而毛泽东的支持是她胜利的保证。

  望着毛泽东和江青,张春桥虽然脸上保持三分笑,心中却在狂笑—一如今,再也用不着何庆施“中转”,他眼看着就可以步入中国政界的最高层。

  张春桥的预感一点也没有错。

  康生飞回北京。四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发布的“最高指示”。于是,书记处决定向全党下达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康生要他手下的笔杆子——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起草了通知。

  通知草稿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毕,觉得内容太简单了。毛泽东以领袖的高度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当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通知不只是告知全党撤销《二月提纲》,而是应当在通知中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二月提纲》。

  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另外起草一个通知。

  陈伯达觉得独力难以承担重任。于是,经毛泽东同意,成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陈伯达为组长,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时,三十五岁的姚文元,虽然写了批《海瑞罢官》的大块文章,但是尚未跨入中央,所以成员之中没有他的份。

  这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通知,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发往全党,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如今,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这一天,已被历史学家们认定是中国“文革”正式开始的日子。人们常说的“十年浩劫”,具体地说,是从这一天算起,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为止。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五月四日开到二十六日。会议决定,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亦即“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以那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为基础,增加了姚文元等人。因此,“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了“中央文革”的前身。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宣告“中央文革”成立,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八月二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文革”组成如下: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陶 铸、康 生

  副组长 江 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 谢镗忠、尹 达、王 力、关 锋、戚本禹、穆 欣、姚文元

  不久,又宣布增加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华北局)、邓季翘(代表东北局)、杨植霖(代表西北局)和刘文珍(代表西南局)。

  这样,“中央文革”由十八人组成。对于张春桥来说,他从“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组员,进而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确立了他在中共中央的地位,跨出了从上海进入中央的重要的一步。虽说副组长有四个,张春桥名列其末,但是,一九六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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