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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中央文革”之前，倒曾有过一个正儿八经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五人小组，早在一九六四年四、五月间，在起草“九评”的过程中酝酿成立的。
所谓“九评”，即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一评”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九评”发表于一九六四年月七月十四日，即《关于赫政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建立的。这五个人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任组长；
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兼义化部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为组员。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义章突然出现在七海《文汇报》上，陡地全国卷起一阵狂澜。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事先毫无所知。何况姚文。
所批判的吴晗是北京以副市长，而彭真则是北京市市长。
彭真从头至尾，细细读了姚文元的文章。虽然他知道姚文元的文章“有来头”，但他仗义执占：“《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哪里是毒草？！”
彭真指名道姓地反攻：“你张春桥说《海瑞罢官》是毒草，你们上海不是出演过《海瑞上疏》，难道你张存桥没有责任？”彭真还说：“姚文元的文章乱上纲，这也是错误，也要批判！”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发表谈话，支持姚文元。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足‘罢官’。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真直接与毛泽东交锋。翌日，他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毛泽东听了，对彭真深为不满。
姚文元文章点燃起来的批判之火，在全国蔓延。身为“中央文化不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以为必须把这场人论战引上正确的轨道。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主持召开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著名的《二月提纲》。
两军对战，眼看着一场大搏斗要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从北京飞来的一架飞机刚刚降落在上海西郊虹桥机场，一辆红旗牌轿车就把客人直接送往西郊不远处的一座幽静、外人不知的别墅。
来者不是“女客人”。他戴着一副紫色边框的眼镜，留着小胡子，头发已经花白。大抵由于过度的思索，额头有着深深的皱纹，此人便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主管中共对外联络工作。
毛泽东住在上海西郊——他不住锦江饭店，每一回总是住在西郊为他准备的别墅里（如今那里已对外开放，成为高级宾馆。一九八七年，英国女王访沪，便住在毛泽东当年下榻之处）。
康生此行，是为了向毛泽东汇报最近中日两党代表在北京会谈的情况。
“主席，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再三坚持，不愿在两党联合公报里点名批判苏共。”
康生见了毛泽东，便开始汇报了。
“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怎么样？他在出国以前，是怎么处理的？”毛泽东抽着烟，问道。
毛泽东离开北京以后，由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两天以前，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去了。
“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认为应该尊重官本显治同志的意见。”
康生回答道。
“那就不必发联合公报了吧。”毛泽东的脸上，出现不愉快的神色。
康生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连忙说：“好，遵照主席的指示办。”
到此，康生此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是，康生依然坐在沙发上，放下手中的笔，压低了声音，对毛泽东密告道；“主席，还有一点情况，要向您汇报。”
看着康生那副神秘的样子，毛泽东问：“什么事？”
“是这样的。”康生把身子往前倾，声音变得更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让许立群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康生此人，身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此刻却在背地里向毛泽东告彭真的状。
毛泽东猛地吸一口烟，久久地一言不发。康生凭借着多年与毛泽东打交道的经验，知道这表明他的告密成功了——倘若毛泽东听不进去的话，会立即予以反驳的……
果真，毛泽东把康生说的情况，告诉了江青。江青立即打电话，找来了张春桥。
张春桥来到了上海西郊。当他握着毛泽东那大而厚实的手的时候，真的，如同当时“时髦”的语言所形容的那样，“幸福的暖流一下子流遍全身”。
万万想不到，当年上海滩上的恶少“狄克”，如今居然可以坐到伟大领袖毛泽东身边的沙发上，柯庆施死后，他已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升为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长，由杨永直去当。不过，即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也没有多少机会可以亲近眼前这位历史的伟人。他，借助于搞“革命样板戏”接近了“第一夫人”，又借助于批《海瑞罢官》接近了毛泽东。四十九岁的张春桥，已经窥测领袖的脾气、性格多年。在毛泽东面前，他言语不紊，勤于笔记；一副虔诚的信徒的姿态。
张春桥不亚于康生，也是一个“情报专家”。他事先已经从江青那里，得知康生密告的情况。他向毛泽东证实，许立群确实给杨永直打过电话。
毛泽东捻灭了烟头，终于说话了。张春桥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这段话，后来成为在“文革”中常常被引用的“最高指示”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引者注：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问，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说了几句很有分量的话：
“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就要解散。还要彭真向上海市委赔礼道歉。”
听了毛泽东的这些话，江青微微一笑。她蛰伏那么多年，这一回要大显身手，而毛泽东的支持是她胜利的保证。
望着毛泽东和江青，张春桥虽然脸上保持三分笑，心中却在狂笑—一如今，再也用不着何庆施“中转”，他眼看着就可以步入中国政界的最高层。
张春桥的预感一点也没有错。
康生飞回北京。四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发布的“最高指示”。于是，书记处决定向全党下达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康生要他手下的笔杆子——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起草了通知。
通知草稿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毕，觉得内容太简单了。毛泽东以领袖的高度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当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通知不只是告知全党撤销《二月提纲》，而是应当在通知中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二月提纲》。
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另外起草一个通知。
陈伯达觉得独力难以承担重任。于是，经毛泽东同意，成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陈伯达为组长，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时，三十五岁的姚文元，虽然写了批《海瑞罢官》的大块文章，但是尚未跨入中央，所以成员之中没有他的份。
这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通知，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发往全党，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如今，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这一天，已被历史学家们认定是中国“文革”正式开始的日子。人们常说的“十年浩劫”，具体地说，是从这一天算起，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为止。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五月四日开到二十六日。会议决定，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亦即“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以那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为基础，增加了姚文元等人。因此，“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了“中央文革”的前身。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宣告“中央文革”成立，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八月二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文革”组成如下：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陶 铸、康 生
副组长 江 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 谢镗忠、尹 达、王 力、关 锋、戚本禹、穆 欣、姚文元
不久，又宣布增加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华北局）、邓季翘（代表东北局）、杨植霖（代表西北局）和刘文珍（代表西南局）。
这样，“中央文革”由十八人组成。对于张春桥来说，他从“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组员，进而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确立了他在中共中央的地位，跨出了从上海进入中央的重要的一步。虽说副组长有四个，张春桥名列其末，但是，一九六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