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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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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获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签发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

  当天晚上,刚吃过晚饭,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手里拿着传单,踱进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家门。

  “老陈,你看过了张春桥的传单了吗?”魏文伯扬了扬手中的传单。

  “早就看过了!”陈丕显指了指书桌上放着的传单,说道,“张春桥算是什么?

  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利,可以签发这种‘五项要求’?”

  魏文伯也是一样的情绪,说道:“张春桥签字,将来只能由张春桥自己负责!”

  正说着,门外响起了四川口音,戴着金丝眼镜的上海市市长曹获秋也来了。

  虽说事先并没有通知,这上海的“三巨头”不期而遇,聚在一起话题自然集中在张春桥身上。

  “三巨头”的意见完全一致: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

  他们三个越说越生气,陈丕显提议:“给北京挂电话!”魏文伯、曹获秋立即赞同。

  陈丕显打电话给张春桥的顶头是司——“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正巧,王力在陈伯达身边。大抵由于陈伯达那福建式的“普通话”叫人很难听清楚,王力替他接电话,替他向上海转述意见。

  “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你们知道了吗?”陈丕显心中有气,就往电话里发泄。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承认这是‘革命行动’?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为什么不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

  为什么他反而说,一切后果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

  陈伯达的答复,像做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冗长的回话,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陈丕显挂上电话,太阳穴上的青筋怒张。看得出,他的心中窝着一把火!

  “我给陶铸挂电话!”曾获秋说道。

  电话迅速接通了,耳机里传来“中央文革”顾问陶铸的清楚的话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陶铸的话,使曹获秋以及坐在旁边的陈丕显、魏文伯都受到鼓舞。

  张春桥呢?也在往北京挂电话。他又是向江青汇报……

  上海,剑拔弩张,陈、曹、魏与张春桥严重对立;北京,两派的意见也泾渭分明。

  张春桥,顿时处于矛盾的焦点。诚如他后来曾对王洪文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

  显然,在针尖对麦芒之间双方作出裁决,唯有毛泽东。

  十六日,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明确地表了态。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支持了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先斩后奏”。

  王力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消息飞快地传到上海,张春桥长长舒了一口气,背脊上的冷汗才算干了。他,终于“立一大功”!

  毛泽东的话,不光是支持了张春桥,而且等于承认了上海“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从此,王洪文的“工总司”,成为张春桥手下的一支强大的“炮队”。

  毛泽东的话,也等于批评了中共上海市委,批评了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

  从此,他们成了“炮队”重炮猛轰的目标。

  从北京调来“大炮”聂元梓

  张春桥在上海点起了一把火。火势熊熊,正在烧向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

  此时此际,张春桥却想滑脚了:第一,他只想“借刀杀人”,借助于王洪文干掉上海市委;第二,北京正处于大动荡之中,争夺在中央的地位比上海更重要。

  十六日晚,在“最新最高指示”下达之后,张春桥给江青挂长途电话:“我想回北京了。”

  “我给你派一员女将到上海。她是一尊大炮,用她准能轰垮上海市委。”江青的语调,那么的洋洋得意。

  张春桥一转眼珠子,马上猜着了“谜底”:“是聂元梓吧?”

  “不错!”江青哈哈笑了起来。

  聂元梓,这个四十五岁的女人,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上,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无线电波,名震中国。

  此人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党总支书记。她颇有点来历:十七岁的时候,便在山西晋城的华北军政干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进入延安,在那里结识康生之妻曹轶欧……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起,曹轶欧进驻北京大学。据说是搞“调查研究”。

  聂元梓因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过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与校党委结下深仇。曹轶欧与聂元梓一拍即合。在“曹大姐”的指点下,聂元梓联合六名老师,于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彭佩云,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经康生推荐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六月一日下午,毛泽东在长途电话中同意康生的建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张大字报……于是,聂元梓这个普通的女人,在一个晚上成为中国的新闻人物。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此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称聂元梓等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名声鼎沸了!

  这个桀骛不驯的女人与江青、张春桥第一次结识,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

  那天晚上,一串轿车鱼贯驶进北京大学燕南园六十四号。从车上下来的,是“中央文革”的大员们——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

  在门口恭候的,便是聂元梓。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大操场,人山人海,北京大学师生们正在等待着“中央首长”的光临。在燕南园稍息,江青、张春桥与聂元梓相见恨晚,正在热烈地交谈着。江青此行,本是为了宣布撤销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之职,而聂元梓以及她手下的大将孙篷一却谈起了另一个不相干的话题——常溪萍。

  如果说,陆平是聂元梓心中的头号大敌,那么常溪萍便是二号仇敌了。常溪萍是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本来,常溪萍在上海,聂元梓在北京,素不相识,从无来往。常溪萍被聂元梓恨之入骨,那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受教育部和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常溪萍担任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当聂元样借助于社教运动整陆平的时候,常溪萍保护了陆平,批评了聂元梓,要聂元梓作检查……

  “春桥同志,你是上海的,托你一件事……”聂元梓见到张春桥,这么说道。

  张春桥一时弄不清聂元梓的用意,支吾着。

  “我写好一张大字报,批判常溪萍的,托你转交给上海市委。”经聂元梓说清楚了意思,张春桥大喜,当即一口答应。

  原来,聂元梓是个报复之心极强的女人。她一听说江青、张春桥要来北大,便写好她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在张春桥答应之后,聂元梓就把一大卷黄纸头塞到张春桥手中。

  张春桥打开大字报,飞快地掠了几眼,顿时乐不可支。那标题,就充满了火药味儿:《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

  大字报一开头,那语气便咄咄逼人:

  “最近,我们得知常溪萍负责领导上海的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分震惊!

  “常溪萍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队中的政治投机家……”

  江青和张春桥去北大,竟有如此重要的意外收获,连连抚掌而笑。

  张春桥毕竟乃当世奸雄。他从聂元梓手中接过那卷黄纸,却并没有直接由他自己派人送往上海。因为这时候的他,在上海人面前,还需要保持面带三分笑的可爱形象。倘若由他出面攻击常溪萍,未免太暴露了……

  事情那么凑巧,四天之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们,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曹获秋提前几天来到北京。张春桥来了个“借刀杀人”之计,把那卷黄纸交给了曹获秋,叫他带回上海去。

  这,无疑叫曹获秋左右为难。带回去吧,势必会使常溪萍无端蒙尘;不带回去吧,这可是江青、张春桥交办的。

  笔者从浩多的“文革”档案中,查到曹获秋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卜四日所写的一份手稿。虽然当时江、张正在“台上”,曹获秋还是如实写下自己亲历的经过: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问,北大师生开全体大会,中央文革的负责人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聂元梓等人把写好的一张对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次日,张春桥把这张大宇报送给我。对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我和张春桥研究结泉,决定去请示康生。二十六日见到康生,正谈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时,他临时被别的人找去了,没谈下去。几天和他相约都没有空,我感到这张大字报老摆在我这里不是办法,这时我想到北大杜教问题是邓小平处理的,决定去找他……

  康生几次推说没空,其原因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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