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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贤比姚文元小两岁。论笔头,他不比姚文元差;论口才,远远胜于姚文元。
他长着“奶油小生”般的脸,颇有风度。做起报告来,一口气讲三、四个小时,滴水不漏。倘若把他的报告整理成文字,便是一篇思路很清楚的文章。
徐景贤的人生经历,与姚文元有许多相似之处。
徐家原在上海郊区奉贤县县城——奉城镇。在镇的东街八号,开过一家名叫“东王成”的布店,后来改为百货店,那便是徐景贤的老家。双开间的门面,雇两、三个伙计,日子小康。
一九○四年,徐景贤之父徐宗骏出生在那里。徐宗骏又名徐雅平,一九一七年小学毕业以后,就离家到松江上中学。一九二一年,他考入南京的东南大学化学系。
一九二六年夏天,他从东南大学毕业之际,正处于中国大革命的高潮之中。他回到了奉城老家。在这县城里,大学毕业生并不多见,二十二岁的徐宗骏受到了乡亲们的尊敬。
就在这个时候,徐宗骏在镇上结识了当地豪绅之子李主一。李主一也是个知识分于,与徐宗骏情趣相投。不久,徐宗骏才知道,李主一是中共党员。在李主一的介绍下,徐宗骏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则在潘汉年介绍下,在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徐、姚的父亲的经历,也是那么的相近。
经李主一提议,借助于徐宗骏在当地的影响,于一九二七年在奉城创办了私立曙光中学,徐宗骏出任校长。学校里来了两位湖南口音的老师,皆姓刘,人称“大刘”、“小刘”。大刘名叫刘德超,又名刘柄;小刘则是大刘的堂弟,名叫刘先齐。
在今日中国,刘先齐这名字,几乎无人知道。这个当年的“小刘”,后来变成了“刘晓”——把“小刘”颠倒了一下。刘晓是中共著名人士之一,一九三一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一九四二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解放后,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徐宗骏手下,除了“大刘”、“小刘”之外,还有李白英、王厚生、姜兆林、姜辉林、范纯、范志超、张模、周务农等进步教师,其中大都是中共党员。曙光中学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后来,这个党支部扩大为淞浦特委,负责人之一便是刘晓。
李主一则出任曙光中学校董。
曙光中学成了“共产党老窝”,这消息传入奉贤县县长的耳朵。
一九二八年四月,趁学校放春假之际,国民党县政府逮捕了李主一,查封了曙光中学。
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上海《申报》第三版刊登了徐宗骏的“自首申白”。
不久,李主一被国民党枪决,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徐宗骏逃往上海,起初在一所中学任教,后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担任教师。
从此,他埋头业务,脱离了共产党。这一段经历,又大致与姚篷子类似,但徐宗骏没有像姚蓬子那样成为叛徒,为人也比姚蓬子老实。
一九二八年八月徐宗骏与戴秋楠(前妻)结婚。一九三三年,戴秋楠生下一子,取名徐景贤。
徐景贤小学毕业后,正值父亲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兼任化学教师,他考入了这所在上海赫赫有名的老牌中学。父亲的政治生涯,毕竟给了他以影响。在中学里,他接近了中共地下党支部……
解放后,头脑灵活、笔头又快的徐景贤,成了中共华东局宣传处的一名干事。
写写总结,起草文件,替领导拟个发言稿,这些工作锻炼了他的政治才干。
一九五七年,在“反击右派”的时候,上海《解放日报》上最活跃的是姚文元,而张春桥则用各种各样的笔名发表文章。这时,也冒出几篇署名“徐景贤”的文章,向“右派分子”发射几发炮弹。
此后,徐景贤写了一些报告文学。他的父亲是“老交大”,在交通大学当了二十来年化学教师。这使徐景贤熟悉交大,了解交大。他以交大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穆汉祥的事迹为题材(迄今,上海交大校园里,仍屹立着穆汉祥纪念碑),写了人物传记《穆汉祥》,连载于《中国青年》杂志。
他写起杂文、政论、影评来了。他的发迹跟姚文元一样,关键的一步棋,是被张春桥看中,调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从此,他可以不断地从张春桥那里,听到何庆施的声音。他关心政治,胜于关心文学。他花大量的功夫,用来揣摩、猜度柯庆施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作家的名声是与作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徐景贤很想成为一个作家,无奈,他在报上所发表的杂七杂八的文章,很难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作品。
机会终于来临。听说上海戏剧学院排演了陈耘的话剧《年青的一代》,很不错,何庆施去看,他也赶紧随之同去。何庆施正在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年青的一代》正合他的心意。于是,柯庆施派人,帮助提高这出戏的质量,以求在全国打响,树为“写十三年”的“样板”。柯庆施派谁去呢?派的便是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徐景贤。
徐景贤在“提高”的过程中,参加了创作,成了作者之一。于是,随着《年青的一代》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成为文化部的获奖优秀话剧,随着话剧搬上银幕,徐景贤名声大振。
一九六五年,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出版了徐景贤的书《生命似火》。他兴高采烈地在样书上题字,广赠文友。
就在这个时候,姚文元不声不响地在那里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那篇大块文章突然在《文汇报》上冒出,曾使徐景贤感到震惊,感到嫉妒,也感到失落——姚文元太不够朋友了,连半点风声也不漏!
“姚文元”这名字变得炙手可热。一时间,徐景贤无法靠上张、姚那条船。他毕竞是市委写作班子的核心人物,在张、姚看来,他是陈、曹线上的人物。于是,当“安亭事件”风起云涌之际,徐景贤所忙碌的事,竟是为陈、曹起草检讨书!他受到造反派的大轰大嗡。
眼看着陈丕显、曹获秋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善于随机应变的徐景贤,已在向张、姚暗送秋波了。他已准备好扯起白旗,反戈一击了。
形势不断吃紧。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罗思鼎”头头——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负责人朱永嘉被复旦大学红卫兵揪回学校,进行批斗。红卫兵送给他一个雅号,叫做“黑秀才”。红卫兵勒令朱永嘉交代,在市委写作班里,接受过陈、曹什么“黑指示”,替他们写过什么“黑文章”。反正什么都要加一个“黑”字:黑线,黑帮,黑话,黑笔杆……
二十七日夜,丁香花园附近出现复旦大学红卫兵的身影。他们前来捉拿“丁学雷”,要把“黑秀才”们一锅端掉。
火烧眉毛,徐景贤终于在二十八日清晨,拨通了北京“中央文革”的长途电话,向张、姚求救。
“时候到了!”刚从上海返回北京的张春桥,与姚文元计议了争取“丁学雷”、“罗思鼎”的“起义”之策。
明暗两线,通向徐景贤:明里,姚文元从“中央文革”给徐景贤拨电话;暗里,张春桥挂电话到上海康平路家中,把意见告诉文静,再由文静转告徐景贤。
姚文元的一个电话,就救了朱永嘉。姚文元在长途电话中,嘱令徐景贤转告复旦大学红卫兵:“朱永嘉同志在批判《海瑞罢官》中,做了许多工作,是姚文元同志的助手。你们马上释放朱永嘉同志……”
果真,朱永嘉跳出了“牛棚”。
徐景贤深有所感。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脚碰脚”的文友姚文元,如今一个电话就那么管用。“中央文革”,有着无形的、庞大的权力。在“《解放日报》事件”的猛烈冲击下,上海市委已变得发发可危了。徐景贤已经意识到,张、姚取代陈、曹,一统上海,是大势所趋了。
姚文元一次次通过电话,催促徐景贤亮出“起义”之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上,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催促秀才们赶紧“上火线”。姚文元问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在打倒上海市委之后,写作班子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工作班子?”
政治“灵敏度”非常高的徐景贤,马上意识到,这是封官许愿之言。一旦打倒上海市委,在陈丕显、曹获秋下台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理所当然会坐上上海的第一、第二把交椅。但是,他们的目标,是在中央立足,是坐在北京遥控上海。正因为这样,他们需要在上海挑选一个信得过的“老三”,建立一套“工作班子”。这样,写作班子的秀才们,一旦“起义”,就会一一封官……
第二天下午,徐景贤紧急召集写作班子的全体秀才,传达了姚文元在电话中透露的重要信息。秀才们都是聪明人,真的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物。决定写作班子的这次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子夜,秀才们越谈越兴奋,文诌诌的话语里充满火药味:“我们不再做旧市委的‘奴隶’!”“我们要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我们要杀回马枪!”“我们要来个‘里应外合’!”“我们要向外抛出陈、曹的‘核心材料’,从内部攻破堡垒!”……
会议的温度升到沸腾之际,市委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郭仁杰站了起来。他激动万分,说出了一段“名言”: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现在到了决定我们写作班命运的时候了,现在正需要一面从市委内部杀出来的旗帜——那就是我们!”
后来,“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这一“新潮”口号,在上海广为流传:成为街上的大字标语,成为游行时高呼的口号,成为大会主席台两侧的对联……
不过,秀才们喜欢钻牛角尖。有人反复推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