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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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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良健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

  施龙生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六月。

  任光亮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年五月。

  刘 萱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年五月。

  于为刚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年四月

  当年,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如今,张春桥则“封书囚儒”!秦始皇焚书坑儒,为的是“禁止儒生以古非今”;张春桥封书囚儒,为的是遮盖自己的罪恶,掩人耳目。

  满口马列的张春桥,到头来率由旧章,拾起封建帝王的牙慧。“藏书楼案件”,震惊上海。一九七一年四月,王洪文把“藏书楼案件”列为上海所谓“十大反革命案件”之一,竟又增派工、军宣队二十多名。

  在那风云变幻的岁月,忽地全国上下掀起“五·一六分子”来了。

  徐景贤像绕口令似的,把“藏书楼案件”提到了新的高度:“清查‘四·一二’,就是清查‘五·一六’,清查‘五·一六’,就要清查‘四·一二’。”

  如果将来不出版一部《文革辞典》的话,不用说后人将弄不清楚这些“四·一二”、“五·一六”了,就连现在三十来岁的人也不知所云。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文化系统清查“五·一六”动员大会上,藏书楼又成了重点目标。王秀珍声色俱厉,大叫道:“‘五·一六’分子在藏书楼查了那么多的材料,杀了他们的头也不解恨!”

  无端受审,无端蒙尘,朱保炯成了第一个牺牲者。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六日,朱保炯悄然服下过量的肺结核特效药“雷米封”,自杀身亡,以死相抗。

  青年工作人员袁嘉锡被逼得精神失常,他,只不过在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即原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引者注)“红影组”为了写《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录》,来借三十年代电影杂志,由他经办;他,只不过在“四·一二”炮打的时候,说过“张春桥是叛徒”、“藏书楼有张春桥的罪证”。他被定为“清查重点”。

  一九七○年二月十三日,袁嘉锡被送入“学习班”;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袁嘉锡被隔离审查。

  尽管他在隔离审查时精神失常了,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市公安局仍发出了逮捕证。

  他锒铛入狱,直至一九七三年三月才被释放……

  费毓龙做了一场噩梦

  斗换星移。

  和风吹煦的日子,我推开那扇灰色的边门,步入藏书楼。

  院子里的水泥路,扫得干干净净。草地上绿草完葱,彩蝶翻飞。

  楼下的阅览室里,日光灯通明,白发银须的教授,身穿警服的公安干部,戴着眼镜的中青青年学者,正在灯下翻阅那些用繁体字竖排的旧报章。照相机在咔嚓作响。复印机上的指示灯在闪烁。那些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印的封条,早已无影无踪。

  我沿着宽大的木楼梯上楼,那里静寂无声,我在书堆里找到了费毓龙。他正聚精会神地翻阅着一百多年前出版的英国缮本书籍。

  他,文质彬彬,正襟危坐,说话慢条斯理,年近花甲。他被隔离审查达两年零七个月。旧事重提,他黯然神伤,如同做了一场噩梦……

  他,一九五一年毕业于沪江大学。来到上海图书馆以后,一直管理科技方面的外文书籍。他懂英语、俄语、法语、拉丁语。本来,他一向在总馆工作,跟徐家汇藏书楼毫不相干。

  仅仅因为极为偶然的原因,他被卷进那可怕的政治漩涡。一向做人小心谨慎的他,居然也给扣上“炮打分子”的可怕罪名。

  藏书楼所藏的中文旧报刊,本来根本用不着他这个英语系的毕业生去当管理员。

  “文革”开始,藏书楼原来的一些老管理员靠边了。他这个既无政治问题,又无“反动言行”的人,被临时派往那里工作。他是个胆小怕事、安分守己的人,从不去翻看那些三十年代的旧报刊,况且他对那些内容也毫无兴趣——当他见到年轻的工作人员翻看蓝苹剧照时,他还好心提醒他们,不要看这些,免得招惹是非。

  一九七○年二月九日,当上海图书馆召开“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大会”的时候,他感到有点异常,因为他一走进会场,刺有人跟着他。他坐下来以后,前后左右马上有人坐下来,不时用目光扫视着他。

  徐海涛坐在台上,逐一念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名字,念一个,揪一个。

  突然,徐海涛念到了“费毓龙”!那几个事先坐在他旁边的人,马上把他的手臂拧到背后,按下了头,来了个“喷气式”。

  他,一个“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人,就在当天被隔离审查。

  他,单独隔离。隔离室在上海图书馆主楼的三楼。这座楼原本是旧上海跑马厅的“摇彩间”,他所住的隔离室是原先的厨房间。没有窗户,终日不见阳光,二十四小时开着电灯。看守不时从门上的小孔往里窥视。冬日,冻得发抖;夏天,热得像蒸笼,坐在那里不动也出汗。

  吃着食堂的剩菜。吃不饱,但也饿不死。冬天用冷水刷牙,夏天不许洗澡。尿盆在封闭的小房间前发着熏人的臭气。

  他想念着妻子、父母和两个孩子。音讯全无。连通信的权利也被剥夺。

  最可怕的,莫过于孤寂。面壁而坐,终日无言无语,不许与人说话,生怕“扩散”。

  人乃后物之露。人有思想。思想关不住,锁不上。只要他活着,他总是在思想,想这,想那。即使是窗外一、两声鸟鸣,也会激起他思想的涟漪:“鸟儿能自由翱翔于蓝天,我连鸟也不如!”

  深夜,整座大楼死一般的寂静,世界像凝固了似的。忽然,响起了脚步声,那是看守来提审同楼的审查对象。他这一层楼里,关押了好多个“炮打”者。声声脚步,由近而远,迈过一级一级楼梯。声声入耳,又在他的思想中产生恐惧的感觉;仿佛每一步都是从他的身上踩过。

  他过度的敏感,过分的慎微,天长日久,他竞产生幻觉、幻听。他常常觉得母亲在耳边亲切呼唤他,待他答允了一声,母亲忽地消失,不知去向。他又觉是有人朝他走来,可是,始终站在他的前面原地踏步,总是跟他保持一段距离。他一伸手,幻影倏然而逝,无从寻觅。

  他明白,他的神经开始错乱了。为了打破过度的寂寞,他开始背《实践论》,一句一句地背,希望把注意力转移到背书上。可是,毕竟无法终日背书。放下书来,那种可怕的孤寂感,又袭上心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

  一次又一次提审他。他实在交代不出什么:他被调往藏书楼,管理报刊成了他的工作。人家要借什么,他按照借书单,把报刊借给读者。仅仅如此而已。可是,当那些读者成了“炮手”,专案组一查借书单,是经他的手借出去的,就把他押进了隔离室。因为提供“炮打”材料也是“炮打”!然而,他,能坦白什么?能交代什么?

  他无法交代,便被认为态度顽固,受到斥骂。仿佛只有他承认自己是什么“五·一六分子”,这才是“老实”,这才是“坦白”。

  他发高烧,额头滚烫,不得不上医院。可是,在医院里他的后边一直有两个看守紧紧盯着,人们对他投来鄙夷的目光,似匕首,如利剑,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从此,他发誓不去医院,任凭高烧折磨着自己。

  他,终于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片。他还吞下了在地上找到的轴承里的钢珠。他当时唯一的愿望是,赶紧离开这恫瘝至深、鬼哭神嚎的世界。

  然而,他欲死不成。他被看守发现了,送入医院灌肠……

  他又挨斗受批。

  他气糊涂了。在一份交代里,把“向毛主席请罪”的“向”字漏了,成了“毛主席请罪”!可是,他竟没有发觉,把交代交上去了。

  幸亏一位工宣队员,是心眼挺好的老师傅。师傅看了他的交代,没有声张,叫他赶快补上个“向”宇。就这样,使他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怪不得徐海涛骂有的工宣队员“太右”。然而,被派去整人的人,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心情抑郁是癌症的引发剂和催化剂。在费毓龙关押期间,父亲以泪洗面,死于肺癌。

  临终之际,还在病床上不断呼唤着费毓龙的小名:“丽生啊,丽生啊……”

  费毓龙的弟弟毕业于南开大学,在洛阳部队工作。当时患风湿性关节炎,住院治疗,得知哥哥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弟弟变得精神恍惚,在病床旁摔了一交,严重脑震荡,遽然而逝。

  可是,费毓龙在隔离室内与世隔绝,一点也不知道父亲、弟弟离世的消息。

  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关押审查,实在查不出费毓龙的“四·一二罪行”和“五·一六罪行”。他被定为“一般工作错误”,终于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二日获释。

  直到这时,他才得知父亲和弟弟受到牵连,早已不在人间。他失声痛哭,两天水米不沾牙……

  噩梦醒来,他已是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人了。心脏变形,呈套鞋形。高血压,医生给他开长病假,组织上也多方照料他。

  可是,他却把病假单塞在衣袋里,忙于上班,他要追回那白白耗费了的十年时光。

  如今,他正埋头于整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大量外文珍本图书。这些书大都是当年那些传教士携来中国的。他精通多国外语,非常适合做这样的研究工作。他从堆积如山的外文旧书中,发现明代科学家徐光启译的《几何原本》所依据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版本,一百年前传教士所著《徐家汇孤儿院》缮本,一七○六年出版的雅尔兰·义迭思所著《使华三年历程记》,一六八二年巴黎出版的比利时人南怀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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