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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北京一阵风,上海一阵浪!
北京的风,是康生刮起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康生向中央写报告,诬陷六十一人有“坚决反共的叛变行为”,一手制造了“文革”中的重大错案,即“六十一人案件”,把一批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入团的老干部定为“叛徒集团”。
康生明知在“革命”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这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情况是审查过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由于这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以刘少奇为酋的北方局决定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批准的,而这六十一人在解放后有二十二人担任了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康生深知,一旦把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就可以扫除一大批政治对手,可以藉此打倒刘少奇、张闻天。
精于权术的康生明白,光靠他写的报告,未必能够推翻党中央原来对六十一人的结论。于是,他“发动群众”,把“抓叛徒”的风声泄漏给红卫兵、造反派。
由于那些“反共宣言”、“脱离共产党声明”都是登载在解放前的旧报刊上,于是,拥有众多旧报刊的徐家汇藏书楼,顿时成了红卫兵、造反派们抓叛徒的战场。
其中,最积极的,要算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批红卫兵了。大抵他们仗着“地利”
——他们住在上海交通大学,离徐家汇藏书楼不过一站多路,便成天泡在藏书楼里。
不过,西安交大的红卫兵,是工科大学生,对于文学、社会科学实在太不在行。
他们就连“民国二十四年”是公元多少年都不知道!他们要求葛正慧给予辅导。
葛正慧真的给他们以辅导:他拿出了“民国二十四年”前后的《申报》、《立报》,提醒他们看得仔细一些……
西安交大的红卫兵吃惊地发现,在这些旧报纸上,居然出现很熟悉的名字——张春桥!
《明星》、《金线泉边》、《一个关里人的纪念辞》……一篇又一篇文章,都署名“张春桥”。
“这个张春桥,就是现在的中央文革首长张春桥?”红卫兵在惊讶之余,问葛正慧。
葛正慧点了点头。
他转身进入书库,拿出了“炮弹”——一九三六年三月的《大晚报》,放在红卫兵面前。
葛正慧指着那篇狄克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说道:“这篇文章很要紧,你们好好看一看。”
在葛正慧的“辅导”之下,红卫兵用带着敌情观念的目光,把那篇文章扫视了好几遍,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们又请求葛正慧“辅导”了。
“约瑟夫是谁?”到底是工科大学生,对开头的一句话就看不懂。
“约瑟夫就是斯大林。那时候,称马克思为卡尔,列宁为伊里奇。”
“田军是谁?”
“田军就是萧军。”
“萧军是谁?”
“当时东北的青年作家,《八月的乡村》就是他写的。”
“《生死场》是谁写的?”
“萧红。”
“萧红是谁?”
“萧红是萧军的妻子。《八月的乡村》、《生死场》都是得到鲁迅的推荐、支持,才出版的。你们可以查一查《鲁迅全集》,那上面有鲁迅为这两本书写的序言。”
葛正慧耐心地“辅导”着西安交大的红卫兵。
当红卫兵读了鲁迅为《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写的序言,葛正慧又进一步“辅导”他们读《三月的租界》和《〈出关〉》的“关”》。
自然而然,红卫兵们问:“狄克究竟是谁?”
葛正慧轻声地说:“狄克就是张春桥!”
“真的?”
“千真万确!”
红卫兵们第一次听说,张春桥原来是这么个人!
他们从多次的“辅导”中,知道葛正慧颇有学问,相信他不会说假。
红卫兵们的本意,是要在徐家汇藏书楼抓“叛徒”,不料却抓了个攻击鲁迅的“狄克”。
西安交通大学红卫兵全文抄录了关于“狄克”的材料。葛正慧在微笑中,把“炮弹”交到了红卫兵手中。
“狄克=张春桥”,悄然在红卫兵中“扩散”……
另一支兵马杀进藏书楼
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另一支兵马杀进徐家汇藏书楼。
虽说也是年轻人,挂着“上海文艺界造反司令部”的鲜红袖章,但显然要比西安交大的红卫兵的水平要高得多。用不着辅导,他们就已经知道“蓝苹=江青”。
这支兵马来自邻近徐家汇藏书楼的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名唤“红影绢”。他们怀着一颗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的赤诚忠心,前来查阅三十年代影坛报刊,编写《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实》。
他们在穿过徐家汇藏书楼那扇小门之前,对于“英勇旗手”诚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他们的心目中,将要编写的《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实》,红线的代表人物是江青,黑线头目则是“四条汉子”。他们步入徐家汇藏书楼,就是为了查找“红线”怎样斗“黑线”的历史资料。
他们几乎已经能够熟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林彪在《纪要》中,对江青作了高度评价:“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
他们也记得,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讲话中,对江青的赞扬:“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出头露面,全心全意为党工作……”
面对这样的权威性评价,他们心目中的江青形象,如同他们厂里巨幅宣传画所画的那样:穿着军装,手持鲜红的语录,背后是哗啦啦飘着的革命大旗……
然而,这群年轻人在藏书楼里懵头转向,不知从什么地方入手,才能查到江青三十年代鲜红的历史。
他们请求葛正慧当书山报海的向导。
葛正慧当然满口答应。
不过,对于这几位读者,用不着像对西安交通大学红卫兵那样的辅导氏葛正慧不动声色,只消把一颗颗“炮弹”搬出来,放在他们的面前,就可以了。
《电通画报》、《大公报(星期影画)》、《大晚报》、《申报》、《青春电影》、《时事新报》、《民报》、《中央日报》……葛小慧来回搬运“炮弹”,忙得满头是汗。
初是惊讶,继之疑惑,进而沉思,终于怒形于色。“红影组”的年轻人们,万万意想不到,蓝苹当年竟然是那样的角色。
历史最诚实。历史无法用油彩化妆。那些三十年代众多的报刊,活生生地勾画出当年的蓝苹形象。
“红影组”恍然大悟:三十年代的电影演员蓝苹,才是本色本貌,六十年代的“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倒是浓妆艳抹的演员!
蓝苹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曾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红影组”的年轻人们只是看看那些报道的大标题就已怵目惊心了:
《蓝苹在电通时代的五角恋爱》;
《为来为去为了一个宝贝的蓝苹,影评人唐纳二度自杀蹈海获救》;《唐纳蓝苹交恶原因:蓝苹想出风头,用的是美人计》;《悲剧闭幕 喜剧展开 蓝苹章泯 蜜月旅行》;哦,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的真实形象!
“红影组”的组员们面面相觑,那本《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实》不知该如何下笔!
有人秘而不宣,有人避而不谈,也有人挺身而出,准备“炮轰江青”。
就在这时,北京电影学院司徒某某一彪人马,也穿过那扇小门,进入藏书楼。
他们也是为了收集江青在三十年代的“光辉事迹”,把照相机对准一页页发黄的电影画报……
也就在这个时候,游雪涛小组的触角,伸向了徐家汇藏书楼。
一九六八年的“四·一二”炮打刚刚过去,游雪涛的眼睛,便盯住了徐家汇藏书楼那扇小门。北京电影学院的这班人马到得最晚,却最早被“扫雷纵队”发觉—
—因为“扫雷纵队”的密探进入藏书楼之际,司徒某某一伙正在那里翻拍照片。
紧急情报立即送到游雪涛手中。
这一回,游雪涛并不急于下手抓人。他派出一个姓朱的密探,与司徒等人混在一起,朱某是上海电影界人士,很快就跟司徒混熟了,想弄清他们的背景。
朱某密报:司徒一行,住在上海越剧院学馆,在住处大声地讲江青坏话……
游雪涛向张春桥密报。
“抓!”张春桥下达了命令。
就在游雪涛带领队员们扑向上海越剧院学馆时,却扑了个空——司徒一行已经走了。
“上哪儿去?”他们打听着。
“听说去杭州了。”
急急赶往上海北站,游雪涛亲自出马,带着朱某等五人,风风火火前往杭州。
游雪涛求助于王洪文的把兄弟——翁森鹤,这个三十一岁的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造反起家,已成为浙江一霸,人称“浙江的王洪文”。
待到翁森鹤带着游雪涛查出司徒一行的踪迹,司徒一行已经返回上海了!
游雪涛双手空空回到上海,好不懊丧。赶到上海越剧院学馆,又不见司徒一行的影子。
朱某到底有办法,居然查明:司徒一行匿居在上海成都北路四七一号的成都第二中学。游雪涛带人去抓,逮捕了北京电影学院五人。唯司徒漏网——他已逃往南昌……
游雪涛把捕来的五人,投入上海漕河泾看守所,关押了五年!从被捕者那里得知,他们在徐家汇藏书楼查得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