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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时人南怀仁的《天主教在华传教情况公开信》等等。他如鱼入水，探骗得珠，在一片深海中寻找宝贝。
虽然“文革”给他留下了一身病和辛酸的回忆，但今日他的心情却是舒畅的。他用两句话，概括今昔：
在“文革”中，盘旋于他的脑子的是“士可杀不可辱”；如今，他常常想到的是“士为知己者死”。因为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要报知遇之恩。
这就是他，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士”的心声。
主炮手人安在？
费毓龙只是偶然涉足藏书楼，横遭飞祸，被隔绝人世于斗室之中。他显然并不是“四·一二”的主炮手。
主炮手安在？
我问费毓龙。他却面有难色，说道：“你不见得能够找到他！”
奇怪，天底下哪有找不到的人？何况此人住在上海，怎么会找不到？
费毓龙劝我，欲访此人，一定要请上海图书馆党总支助一臂之力。
我来到了党总支办公室。书记陈雷、副书记狄华，很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情况：他叫葛正慧。揭露“狄克=张春桥”的，就是他。在“藏书楼案件”中，受迫害最深的，也是他……
档案上清楚地记载：经王维国、徐景贤批准，上海市公安局于一九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逮捕葛正慧。经五年零两个月的监禁，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获释。
如今，为什么难以找到他呢？
两位书记告诉我其中的缘由：葛正慧已经退休，不来上班，在图书馆里找不到他；他一人独居，又几乎不在家。他外出何处，谁也不知道；即使他在家，他从不在家中会客。如不事先去信预约，他不接待的。他的脾气确实有点怪癖。但是，他受了那么大的冤屈，大家都体谅他的心境。如果他一旦愿意接待你，他非常热情的……
狄华同志把葛正慧的住址告诉了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一见。我不忘狄华的叮嘱，在信中写明，他的通讯处是狄华告知的……
信寄出以后，好几天不见回音。
我决定上他家去拜访。
他住在上海市区一幢三层楼房里。我是在早上八点到达的，邻居们告诉我，他已经外出，往往夜深方归。
他的房间在三楼。从外面望过去，有一扇窗斜开着。一只猫蜷伏在窗口，窗台上放着好几盆花。
老邻居们告诉我，葛正慧住在那里好多年了。本来，他跟母亲一起住。一九六二年，母亲去世之后，他一直独居。他的生活很简单，买点面包、罐头，炒盆青菜，如此而已。
来了客人，一向在楼下弄堂或公用灶间里谈话。即使是市统战部来人，也如此。
来访者写信预约，他答应了，到了预定时间，才能在楼下见到他。邻居们把他的邮件，或者放在灶间，或者从房间的缝里塞进。
邻居们印象最深的是，“文革”中上海图书馆造反派来抄家，他的书真多，装了一卡车！
过了五年多，邻居们终于又见到他。他变得几乎叫人认不出来了，双眼深凹，骨瘦如柴，沉默寡言，独进独出。偶然，他说过一两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果真被他说中了，人民翻身了，“四人帮”垮台了！
邻居们都说，他很有学问，埋头看书、写作。夜深了，他的窗口还亮着灯光……
我从他家回来，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回信。我知道，只有他答应与我长谈，我才有可能了解这位当年“炮打张春桥”的主炮手。
一天天过去了。我终于等来了他的信。
信中说：
我因高血压多年，说话时间一长，血压即升高，就头眩。馆内我不常去，现抽暇参加编辑会刊《图书馆杂志》，有时出去组稿、看稿、就诊（坐“四人帮”黑狱多年的后遗症，病较多）往往不在家。
我准备送一些参考材料给你，以便你写作。但我手头的一些剪报已散失了，这几天我到亲友处寻索。
读罢来信，我甚为欣慰。虽然我未见其人，却已见到一颗赤诚的心。他的回信晚了些日子，是因为他在帮助我寻找写作资料。
几天之后，我就收到他挂号寄来的一大包剪报，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在波澜壮阔的上海人民反四人帮斗争中，我个人因扩散“狄克”而受的迫害，是渺不足道的，不能算是怒潮中的一朵浪花，只是一点泡沫而已。上海在反四人帮斗争中有无数同志受到比我更严重的迫害，甚至牺牲生命（这都有待于你向各方面拜访）。我在上海人民反四人帮斗争中并无贡献可言（因为不是我把四人帮抓了，而是四人帮把我抓了）。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你一定早看过。他曾翻阅了纽伦堡审讯纳粹战犯时所集中的数十万件缴获的德国文件中相当大的部分，才写成此书。书前他引录了桑塔亚那的一句话：“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由“四人帮”一九七六年垮台至今，已十年了，曾为四人帮主巢的上海尚未出版过那样的巨著。倘无文字留鉴，人们是容易“忘掉过去”的，后代也难吸取教训。此历史著作之所以功德无量也。在党中央明确要求“彻底否定文革”的今天，我预祝你写作成功。
全部剪报和报纸，是我赠送你参考的，不要归还。
在信中，他还写明了他准备到我家长谈的时间。
看了他的信，我的目光投向案头的三厚册蓝色封面《第三帝国的兴亡》。我也早已读了这部巨著，引为写作《浩劫》的借镜。找们的见解，竟如此不谋而合！
我期待着见到这位劫后余生、外冷内热的老人。
他因研究笔名学查出“狄克”是谁。
暮霜降临。
我徜徉在公共汽车站附近，注视着每一个从跟前走过的行人。
一个头发谢顶、戴着眼镜的老人，双脚边走边拖，发出声。尽管我从未见过葛正慧，但是根据邻居们所说的特征，我猜想是他，上前问道：“你姓葛？”
果真是他！
我领着他，来到我家。他前庭开阔，头发灰白，热忱而健谈。他生于二四年，屈指数来已六十有二。浓重的浙江宁波口音。
他一口气谈到将近深夜十二点。未能谈完，过一星期他又来了两次。他花费很多时间向我介绍上海人民反四人帮的斗争。经我再三恳求，他才谈及了自己所遭受的迫害，他对“狄克”的研究……
“文革”前，他担任上海市图书馆书目参考部副主任。虽然他不在徐家汇藏书楼工作，但常常去那里查阅资料。
他早在五十年代初，便查证了“狄克一张春桥”这一公案。
他怎么会研究起张春桥的笔名来的呢？
其实，这纯属于他的工作职责范围。他在书目参考部工作，就要研究书目，而研究书目，则必须研究作者；研究作者，则必须研究作者的笔名。只有这样，才能弄清以笔名出版的书、发表的文章，究竟是谁写的。
他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笔名学”。
笔名，看似简单，其中学问颇深：隐士、战士和暗奸，都爱用笔名。
隐士与世无争，只求发表作品，却不愿让读者知道作者是谁，于是取个笔名，隐去真名实姓。
战士要冲锋陷阵，把投枪和匕首掷向敌人。为了迷惑敌人，保护自己，也用笔名。
暗奸当然对笔名有着特殊的“爱好”，射冷箭，放暗枪，是他们的看家本事。这种勾当本来就见不得人，于是笔名便成了他们的隐身术。暗奸们往往有许多笔名，甚至写一文章化一个笔名。他们的笔名，真是弃之如敝展，极难考证。
当然，细细探究起来，种种作者还有种种缘由采用笔名。
葛正慧做了三千多张卡片，查明了许多作者的笔名，张春桥，只不过是他所研究的众多的作者中的一个。
一天，他在细阅上海千秋出版社编辑部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出版的《鲁迅先生轶事》一书。这是一本只有一百六十四页的小册子，很不起眼。
读到该书第一○四至一○五页，忽地眼前一亮。哦，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狄克”是谁。
鉴于这段文字是“狄克=张春桥”的铁证，又从未向外透露，故引述于下。
这一节的标题是《鲁迅逝世一月 田军在墓前焚烧〈作家〉〈冲流〉》；读者诸君，鲁迅先生死后我们已陆续报告了你们很多趣事了。现在再报告一点。那是关于田军的。
你们一定知道，在去年秋问市上有一本长篇小说出售，书名是《八月的乡村》。那著者就是田军，书前边，有鲁迅先生一篇长序，于是这本书很快的销行，田军这名字也很快的给一般人知道了。
《八月的乡村》是奴隶丛书之二，第一册是叶紫的《丰收》，于是许多人就说日军是叶紫。其实，田军是哈尔滨的一个青年，道地的东北作家也。《八月的乡村》也是东北被压迫的民众和义勇军的描写。
《八月的乡村》虽则并不写得十分好，但是田军是东北人，见闻较切，比之一般未离上海一步而大写东北如何如何的人要高明得多，所以“老头子”（指鲁迅——引者注）
一看就很激赏，作序印行。
《八月的乡村》因为鲁迅一序而销路甚佳，田军一举成名，那么，他对于鲁迅先生的感激是当然的。
记得《八月的乡村》行世之时，有人对他略有批评，像张春桥之类，曾经引起鲁迅先生的不快，作《三月的租界》一交给与极尖刻的讽刺外，更在《出关的关》中，有一节话也射着他：
“现在许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没有这么受批评家的注意。偶或为读者所发现，销上一二千部，便什么名利双收呀，不该回来呀，‘叽哩咕嗜’呀。群起而打之，惟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