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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重提“三要、三不要”，尤使“四人帮”惶惶不安。因为当年毛泽东是在“炮打”林彪的时候说这番话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如今，在这段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最高指示”之后，加上一句“不要搞四人帮”，等于把“四人帮”推到了当年林彪的位置上。
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起，一连开了好几次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帮助。
无可奈何，张春桥只得亲笔写下这样的检查：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虽然不……”
张春桥写下“虽然不”，本想在“不”字之后进行反驳的，考虑再三，他图去了“虽然不”三个字，继续写道：
“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迄今，还可以从张春桥的手稿上，清楚地看出圈去的“虽然不”三个字。
江青呢？她也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写下这样的检查：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以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1975。6。28
至于王洪文，早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在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你不要搞四人帮”
的当面批评之后，已写了“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上千字的检查。
姚文元则在政治局会议上承认，自己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只提批判经验主义，不提反对教条主义，是片面的。
“四人帮”全面退却，纷纷检查，而且都承认自己在搞“四人帮”——尽管江青说“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也毕竟承认是个“客观存在”。“四人帮”
如履薄冰，岌岌可危。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极为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外交部的两位年轻人，忽然接到别人转告的口信，说是“康老”要找他们一谈……
康生“反戈一击”
康生要找的两位年轻人，便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康生为什么要找这么两位年轻人呢？他，深知这两位年轻人非同一般，可以把他的话转告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她们是毛泽东的“直线电话”！
王海容跟毛泽东有着亲戚关系。排算起来，她是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的祖父王季范与毛泽东是姨表兄弟，又是当年湖南师范学校一起读书时的同学。由于这个关系，王海容可以随意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去见毛泽东。
王海容曾因高考落第，在北京化工厂当过两年工人。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学校，于一九六八年毕业。由于她与毛泽东沾亲带故，在“文革”中很重视这种关系，便被送到北京外语学院作为外交部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在那里，王海容学了八个月的俄语，就被调往外交部。
起初，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后来，一下子就提升为外交部副部长。
于是，这位戴眼镜的姑娘，每逢外事活动，便出现在各报的新闻照片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为仅次于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重要角色。在人们的心目中，“王副部长”不言而喻会成为未来的“王部长”。
至于唐闻生，也有着特殊背景。其父唐明照，是老资格的外交部领导干部。唐闻生能操熟练的英语。见报时，王海容的名字之后，往往便是唐闻生。
康生已经七十七岁了，头发和八字胡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已自知不久于人世。
此人与“四人帮”之中的江青、张春桥，有着颇深的渊源。
康生原姓张，叫张宗可，区少卿。他与江青同乡。张家是山东诸城大户，江青之母曾在张家当过佣人。江青很早就认识这位张家四少爷。当江青在诸城上小学时，小学校长便是康生。后来，当江青进入延安，演京剧《打渔杀家》，为之击鼓的是康生。江青能够接近毛泽东，也是康生出了力的……
最为重要的是，三十年代，康生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之前，他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在上海担任过中共中央特科第四科科长。他十分了解江青、张春桥的底细。
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顾问，一直是江青、张春桥的亲密伙伴。
康老长、康老短，江青和张春桥叫得好甜哪。
康生在生命危浅之际，忽然约见“直线电话”，当然有要事转告毛泽东……
王海容和唐闻生坐着轿车，来到北京城北的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二十四号，“康公馆”就坐落在那里。看上去，那小小的胡同，一点也不显眼。步入二十四号大门之后，嚯，却是藏龙卧虎之地。里面居然既有亭台楼阁，又有假山、喷水池。
康生一家几口，占据了几十间屋。就连会客厅，也有好几个——不同级别的客人，康生在不同的会客室里会见。
“小王、小唐，你们走近点。”这一回，康生只能在病床上，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无法像过去那样摆功架了。
康生要说什么呢？他的话，使这两个年轻人惊呆了：
“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
等这两个年轻人从猛烈的冲击波中镇静下来，康生这才继续说下去：
“你们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只向主席报告——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至于张春桥是叛徒，我是从张春桥的档案上看到的。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主席不妨调阅一下张春桥的档案，也可以找吴仲超了解。我是一个快要去见马克思的人了。这算是我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
这时，康生又记起了一些事，补充道：
“江青的叛变情况，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也有报道，可以查一查……”
康生终于打完“直线电话”，无力地靠在床上，目送着王海容、唐闻生的离去，仿佛了结了一桩最大的心事……
比起张春桥来，康生更加刁滑。这位“中央文革”顾问，明知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却一直到眼看着“四人帮”大势已去，也来个墙倒众人推。他生怕毛泽东批判“四人帮”，会涉及他这个“顾问”，于是打个“直线电话”，以最后保全自己。
康生提到的知道江青是叛徒的王观澜，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几八二年版）一书中《致王观澜》，曾有一注释，如下：
王观澜（一九○六———一九八二），浙江临海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雏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一八四八年曾到苏联治病。
王观澜在病中，毛泽东曾为之写信安慰：“既来之，则安之……”这封信在“文革”中曾广为流传，成为慢性病者常常背诵的“最局指示”。
王观澜本人，其实与江青的接触并不多。康生所以提及王观澜，乃因王观澜一九三七年底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徐明结婚，徐明深知江青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捕的情况。
徐明，即徐明清。囚为当时延安中央党校也有一个人叫徐明，王观澜为了使妻子的名字区别于那个人，加了一个“清”字。此后，她便一直叫徐明清。
一九三三年，当时的徐明清叫徐一冰，是上海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从事地下工作。这年七月，山东姑娘李云鹤来到上海，化名张淑贞在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教师。
这个张淑贞，当时还曾化名李云古、李鹤，后来成为上海滩上的三流演员蓝苹，进入延安改名江青。
蓝苹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从上海经济南来到西安时，徐明正在西安妇委工作。
靠着徐明的引见，蓝苹才受到问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得以进入延安，得以认识毛泽东，得以先同居而后成为“第一夫人”……
在西安，蓝苹曾向徐明详细谈及自己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捕后，如何写“自首书”出狱的……
确实，徐明清是深知江青历史的关键性人物。康生知道这个人，也知道江青的历史情况，一直守口如瓶。
至于吴仲超，乃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九三六年四月，当张春桥参加吴成志（即宋振鼎）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之后，是吴仲超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找吴成志谈话，解散了那个非法组织……
康生对王观澜、吴仲超这样重要的线索，都一清二楚，对江青、张春桥的底细也都了解。他向来是一个擅长摸别人“底牌”的人。他把这些“底牌”捏在手心中，并不急于甩出去。他是个精于投机的政治商人，直至“行情”最为有利时，他才甩出这些“底牌”。
这次“直线电话”，确实是“绝密”的，瞒过了江青和张春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康生结束了他云谲波诡的一生。他临终前的这一着棋，既给毛泽东留下下了“忠诚感”，而又因“绝密”未曾得罪了江青和张春桥。
于是，中共中央为康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