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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共中央为康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个老滑头,居然在死后骗得三顶金光璀璨的桂冠:一曰“无产阶级革命家”,二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三曰“光荣的反修战士”。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这个“康老”还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中国报刊。有人说,“康老”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四人帮”还在台上时,就向主席报告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直至一九八○年七月十二日,在为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举行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在悼词中替安于文冤案平反时,点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制造的冤案。这是康生在死后第一次遭到公开批判。
一九八○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宣布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开除康生的党籍,撤消了康生追悼会悼词,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康生一生演出了一出出精彩的闹剧,至此才在屏幕上推出个“终”字……
毛远新成了“联络员”
就连老伙计康生都要在临死前对江青、张春桥来一个“反戈一击”,“四人帮”
在一九七五年夏、秋已濒临日暮途穷之境。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另装了一架“专线电话”。“电话”
的这一头是毛泽东,另一头是政治局。政治局开会,靠此人去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则靠此人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汇秉。
此人乃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广为印发一份传单,标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毛远新的名字才为人们所知。借助于毛泽东的威望,这个从大学毕业不算太久的年轻人,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毛泽东从一九七五年秋起,病情日重,讲话吐字开始含混,难得会见客人,于是需要一名“联络员”。毛远新向来对江青言听计从,何况又是毛泽东的亲属,便放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要职,来到毛泽东身边,充当“联络员”。
其实。这“联络员”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发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江青把毛远新调来,充任“联络员”,下了一着“妙棋”:那时的她,与毛泽东分居。她住钓鱼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她屡受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已经看出她有野心。她这“第一夫人”,与毛泽东之间已隔着一堵墙。
江青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写给张玉凤的一封信,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她与毛泽东之间关系已日益疏远———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一九六八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一九六九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买灯光装制(引者注:“制”似应为“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引者注;应为“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
江青
一九七五、一、七
江青找毛泽东要钱;得给张玉凤写信,而且要张玉凤在“主席暇时,报主席”,这位“第一夫人”其实早已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只是她每一回在公众场合露面,总是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她竭力用这样的话语,在群众面前为自己树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她把毛远新派到了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常常这样问毛远新。八十二岁的毛泽东,已经老态龙钟。再也无法巡视大江南北,再也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挥动巨手”,就连会客也很少厂。毛远新的汇报,成了他了解政治动向的重要途径。
“我感觉到外面有股风。”毛远新答道。
“有股风?”病中的毛泽东,虽然言语含混,听力下降,思维却依然敏捷。
“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从毛远新的嘴里,说出了江青的话,“这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来否定文化大革命还要凶。”
毛远新说的一九七二年那股风,指的是周恩来。
毛泽东眉头紧蹙,双目注视着毛远新。这是毛泽东关注某人说的话时常常出现的习惯姿势。
“我为中央担心,怕出反复。”毛远新继续说道,把问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你把那股风说得清楚一点。”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我很注意……”毛远新把声音压低,终于说出了关键性的话,“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您的三项指示,他只执行其中的一项——把生产搞上去……”
毛泽东面露愠色。“三项指示为纲”,这是当时中国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
要学习理论,弄通马列主义,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怎么可以不执行“三项指示为纲”呢?
一次又一次,江青通过毛远新,给毛泽东吹风。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翻案!”毛远新不断地在毛泽东耳边,告邓小平的状。
毛泽东向来视文化大革命为他的一大功勋。他曾说,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他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要贡献。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义一个“胜利成果”整掉了。毛泽东无法容忍了!
从毛远新口中发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开始批评邓小平了。
一看风向不对,在几个月前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康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中,又通过“直线电话”,转告毛泽东:“邓小平的实质,是右倾翻案!”
张春桥的脸上,出现了多日未见的笑容。“四人帮”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了。
张春桥一子变得异常活跃。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厂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打什么招呼呢?
一句话:“当前,出现了一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邓小平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周恩来,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与世长辞!
张春桥兴高采烈,他的“总理梦”几经折腾,可以实现了:周恩来的去世,使总理空缺,而本来势必会接替周恩来成为总理的邓小平,眼看着会被“反击右倾翻案风”赶下台。
眼看着,中国的新总理,非姓张不可了!
新总理姓华不姓张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农历丙辰年正月初四,张春桥被晴天霹雳击倒在沙发上。
他,怎么也料想不到,新总理竟不姓张,却姓华!
就在这一天,印着红色大字的“中共中央文件”一九七六年一号,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的提议,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
个子比张春桥高出一头,年纪比张春桥小四岁的华国锋,讲一口山西话,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人物。论政治手腕,论笔头口才,都不如张春桥。这个山西大汉突然冒了出来,使张春桥的总理梦义一枕黄粱,化为泡影!
华国锋这人,如同他写的颜体字那样,毕恭毕正。虽说他的字写得并不算好,却从不潦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一年诞生——一九二一年。因此,他可以说是“党的同龄人”。二十八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过是个呱呱坠地的婴儿。
他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在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一九三八年,十七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一九四○年,十九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是个山谷林密的地方。这一年,华国锋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六年,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不久,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华政委”之称。便始于此时。
一九四九年八月,位于洞庭湖南岸的湘阳县城插上了红旗。随军南下的华国锋,被任命为这一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二十多年。
一九五二年,华国锋被调往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几个月后,提升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
一九五四年,华国锋就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当时,就连华国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那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一九五五年七月,当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三十四岁的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故乡泥士芳香的文章,毛泽东读来颇感亲切,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路过湖南时,接见了留着平头、神态激动的华国锋。
一九五五年十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个地委书记,能够在中共中央全会上讲话,是很不容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