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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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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两封信都收到,因为空函,不好意思寄给你,所以未复。大家都还年青,锅里不碰见,碗里也会碰见的,决不敢因为你隔得远,就欺你。个中情形,说来话长,也不便说,一句话,在不景气的都市里,很难因为招牌堂堂就独景气。我自己也写文章,也投稿,也被人欺,不过因为在编这点不成器的东西,不敢开口骂人耳。

  编者拐弯抹角地奉劝这只“刺猖”,不要刺人。可是,张春桥怎么听得进去呢?

  在“文革”中,上海不是冒出个“狂妄大队”吗?倘若追根溯源的话,那“老祖宗”便是张春桥。

  眼高手低的“前进的作家”

  征东讨西,挑三剔四,张春桥对老舍、郭沫若等都不大入眼。那么,他自己在写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张春桥仿佛最偏爱诗。他的攻击的火力,常常集中于诗人,不光是郭沫若、臧克家、戴望舒,就连徐迟、杨骚、李金发,都在一九三四年挨过张春桥的棍子。

  张春桥也写诗。且看张春桥的诗,是些什么样的货色?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新诗歌》二卷二期上,有一首张春桥的“大作”,题为《失业的人》,全文如下;

  “娘,娘,别哭啦,

  你还能哭回爹爹吗?”

  “那么以后怎么过:

  一家几口喊着饿!”

  “我的年纪虽然小,

  还混不够吃的:

  就凭我这条硬胳膊!”

  “多少出去的男子汉,

  怎么都是饿回来?”

  “哭也哭不饱啊,还是

  叫妹妹去拾麦,

  弟弟叫他去做活,

  我到外面补个名,

  怎不撑上几个月?”

  “说得都比办得好,

  你爹死后你怎者:

  到这家来不收留,

  到那家来嫌人稠,

  张家小五也回来啦,

  你再出去谁肯收?

  再说南北成天开战争,

  老娘怎肯放你走?”

  “娘,娘,不要紧,

  我能找到些金银,

  家里不是还有枪?

  今天晚上就入伙:

  杀的杀,砍的砍,

  到处都是咱的饭!”

  难道这才是诗?!这才是张春桥所鼓吹的“大众的,社会的,有着力”的诗?!

  张春桥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的《文学季刊》一卷四期上,还发表过一首《俺们的春天》。在这位“诗人”笔下的工人,竟是这样的形象:

  先走的便是俺们,半睡的,

  滑过了柏油路:像

  几个尸首般没有力气。

  大家刚扔下破席棚,

  不住地打开记忆的窗,

  上面记着孩子苍白的脸,

  和又要鼓肚的妻。

  也有昨夜的温存,

  也有模糊的悲痛。

  还有年青的伙计们:

  “猫还叫春呢,咱们

  是活灵灵的人!”

  接着就是一阵评论:

  哪个女工漂亮,

  哪个才结了婚。

  他以为,写上了“俺们”、“咱们”,就算是“大众的”;他以为,写上了“杀的杀,砍的砍”,就算是“能鼓动斗争的热情”;他以为,写上了“猫还叫春呢”,就算是“工人的语言”……

  这位“前进的作家”,什么都要写——只要能够用铅字印出来就行。

  他写了“关于相声的历史及其发展”的《相声》一文,发表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中华日报》,胡诌什么:“小市民层需要麻醉,大众得不到适宜的娱乐的现阶段,谁说相声不能够存在呢?”

  他对“汉字拉丁化”,也要说上几句,写了《关于拉丁中文的》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中华日报》。明明声称自己“既不知道言语学底高深理论(浅的也知道得极微),又没有多量的时间来研究”,却要轧一脚,写篇文章。

  当著名的剧作家熊佛西来到济南,当地的话剧界在贡院墙根山东省立民教馆的图书馆里举行茶话会,表示欢迎。张春桥尽管与话剧界不相干,也钻了进去,拿出本子起劲地记,翌日,挥就一篇《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发表于南京的《中央日报》戏剧副刊。

  张春桥还在关于济南文艺界的报道中,不断提到他自己。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的《中华日报》上,张春桥写的《济南文艺界简报》,这样谈及他自己:“现在有人像孙任生、肖寄语、张春桥、黎曼、马蜂等想再集中出一月刊,以打破最近沉寂状况,或有希望。”

  该报八月七日,又载了张春桥的《济南底报纸副刊一览》,其中“表扬”了他自己:

  “《国民日报》副刊《燕语》,编者狄景襄、马蜂、张春桥,内容——比较说还算好点的,有时也提出些问题来讨论,为济南文艺界可注意刊物之一,其历史亦较久。”

  那时候,张春桥的文章均署真名,所以倒还容易查找。

  十七岁的张春桥,四处钻营,已有着相当大的活动能量。难怪他日后成了中国文坛上一匹害群之马,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阴谋家——他早就是个祸根,诚如江青把上海电影界闹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不过二十一岁;姚文元在上海成为批胡风的“英雄”,也只二十四岁。

  崔万秋其人

  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的四马路上,出现张春桥瘦削的身影。十八岁的他,担任上海杂志公司的校对员,月薪三十元。

  上海杂志公司是上海文坛的窗口,上海各杂志的汇聚之处,校对之余,张春桥投稿于上海各报纸、杂志。

  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张春桥来上海还不到一个月,《大晚报》就登出署名“张春桥”的《行之端》一文。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又登出了署名张春桥的《土枪射手》一文,回忆他那“死得很苦”的二舅。

  紧接着,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大晚报》副刊《火炬》,刊出张春桥的《我控诉》,文末署明的写作日期,为“七月二十一日午”……

  此后,攻击鲁迅先生的“狄克”公案,也就发生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

  欲写清楚“狄克”公案的来龙去脉,不可不写一写这一公案的幕后“导演”——

  《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主编崔万秋。指使“狄克”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向鲁迅射来冷箭的,便是崔万秋其人。

  《大晚报》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的。创办人为张竹平。起初,它仰仗国民党政学系的津贴来维持。到了一九三四年,改换门庭,拜倒在国民党政府的“财神爷”孔祥熙脚下。崔万秋坐镇副刊《火炬》,主持笔政。

  崔万秋此人,有着明暗双重奏。

  明里,他是《火炬》副刊主编,人所皆知。

  他也喜欢动动笔头,写写散文,发表小说,算是个作家——而且还算是个左倾作家。

  他活跃于上海文坛,广交作家,出入于文学阵营之中。每当上海文艺界的进步作家们发表宣言、声明,在签名者的名单中,往往可以找到“崔万秋”三个字。

  至于他暗中的身份,他的不可告人的地下活动,他与张春桥的秘密来往,直到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他才终于“显影”……

  崔万秋与姚蓬子同庆——生于一九○三年,比张春桥大十四岁。他与张春桥有着同乡之谊。张春桥在来到上海之前,是否认识崔万秋,不得而知;但是,张春桥一到上海,便与崔万秋结为“知己”,却是确确实实的。

  沈醉在他所写的《我这三十年》一书第二十章《二进深宫》中,有一段关于崔万秋的极为重要的文字:

  我当时去崔家,经常见到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因为崔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常在该报写“北国美人”等类文章来给蓝苹捧场,一个四等演员有这样的人来捧场,当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记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帮”后,知道那个在崔家见过的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我的脑子里也有印象……

  当年的崔万秋,有着与沈醉相似的秘密身份,所以他们常来常往。沈醉在崔家见到了“四人帮”中的二分之一——蓝苹与狄克,足见崔万秋此人来历不凡。

  崔万秋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关于此人的身世,很少见诸于文献。我在一九三四年的《十日谈》杂志上查找《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时,很偶然,“崔万秋”三字跳人我的眼帘!细细一看,竟是一篇署名“蕙若”所写的“作家印象”,篇名便叫《崔万秋》,刊登在一九三四年三十二期《十日谈》旬刊上。

  从这篇“作家印象”中,今日的读者仍可获得对于崔万秋其人的大致印象。文章全文如下:

  崔万秋是个山东老乡,家住大明湖畔,数年前在日本留学,和樱花味的日本姑娘,大谈其恋爱,佳话很多。中等身材,看去还算英俊,讲的蓝青官话。头发疏疏的几根,有点秃顶了,脸孔上也有皱纹,可谓“少年老成”(他已三十岁了)。

  以前和曾今可很要好,在《新时代》月刊上,也发表过几篇创作,他和曾今可互相标榜。在去年,因为利害冲突,就反了脸,还在报上登过启事,大骂曾今可。(引者注:

  曾今可,一九○一——一九七一,江西泰和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北伐。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创办新时代书局,出版《新时代》月刊。抗日战争胜利后,以《申报》特派员身份前往台北,道留台湾。任台湾文献委员会主任秘书二十年.并编辑《正气月刊》。一九七一年病逝于台湾。)

  他和曾虚白很要好(引者注:曾虚白,原名曾焘,乃曾朴之子。一八九四年生,江苏常熟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父亲曾朴同办真善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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