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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曾虚白很要好(引者注:曾虚白,原名曾焘,乃曾朴之子。一八九四年生,江苏常熟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父亲曾朴同办真善美书店,主编《真善美》月刊。
一九三二年,上海《大晚报》创刊后,任总经理兼总主笔。一九三八年任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一九四九年赴台湾,翌年任中央通讯社社长)。现在他在《大晚报》上编《火炬》《三六影刊》二副刊,常常拉些名家,替《火炬》撰稿,所以在黎烈交脱离《自由谈》(引者注:《自由谈》为《申报》副刊,黎烈文曾任《自由谈》主编)以后,《火炬》大有“取《自由谈》而代之”之概。
近来,他因为职业关系,常常写点电影方面的稿子,电影明星如阮玲玉、叶秋心等,他也时常去拜访。有些人造他谣言,说他是风流编辑。
他这个人,是很热情的,记得有一次,我为了一件事体去和他接洽,他的话说得很恳挚,没有文人骄傲的习气。关于这,他许有点是沽名钓誉的。
他的作品,大都是恋爱的故事,文笔朴直,格调方面,不无陈腐,内容是很空虚的。
如《新路》那部创作,已经比较有点意义了。近来常和左翼诸公有所来往,鲁迅、茅盾诸氏的文章,也常在《火炬》发表;有人说他最近的思想有点左倾,但是他愿意做一个“尖头鳗”,不愿意冒大险,使得脑袋搬家。至于登左翼诸公的文字,无非是学时髦,迎合一部分读者的心理,一方面不被人骂作落伍,一方面又可以讨好左翼诸公罢了。
以上可以算是关于崔万秋的特写。虽然只写及崔万秋的公开的一面,但是毕竟为当年的崔万秋,留下了幅剪影。
作为作家的崔万秋
崔万秋混迹于文坛,不光是作为编辑,而且他也算是个作家。
我在发黄的旧杂志中,寻觅着崔万秋的踪迹。除了他的一些言情小说之外,我查到他写的一些散文。特别是他早年所写的散文,往往也反映出他的“自我形象”。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四号上海《新文艺》杂志在《编辑的话》中写道:
散文一栏里有穆罗茶先生的《林》和崔万秋先生的《钱》均是隽永蕴藉之作。崔先生还有《忆故居》和翻译日本“普洛”派巨子叶山嘉树的散文三篇,但因来不及编入本期,只好留待下期发表了。
崔万秋的《钱》,篇末注明“十一月二日在广岛”,显然是一九二九年在日本留学时写的。文章开头,引了一句日本谚语:“一钱使人哭,一钱使人笑。”
下面便是他的散文《钱》,摘录于下,读者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作品风格:
钱之可贵,要没有钱的人才痛切地感得出来。我便是痛切地感得钱之可贵的人们中之一个。特别感得钱之可贵的经验,印得满脑子里最深的,有下列几件事。
民国十六年秋天,一位受洋大人、官大人、党大人三重压迫的苦朋友写信来告急,说是初到东京,人地生疏,没有现钱竟不能吃饭,现在每天只吃七个铜板一块的面包,有时有一杯热水吃,有时竟不得不喝凉水。我看了以后心里难过到万分,想到朋友那里借几块钱寄了去,但是结果只赚几个轻视的冷笑。借钱不到,正在没好气,房主人却凑热闹地来催房金。刚忍着气把房主人敷衍着下了楼,有一位官费欠发的朋友来向我借钱搬房子。搬房子好像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这位朋友是忍受不住那房主的轻蔑中国人,与之口角,为争一口气,不得不搬家的——那时我想:“钱是真可贵。”
今年暑假以前,足有三个月我手里几乎把一文钱多没有。因为有一件事情要到东京去,但没有路费,虽急得心焦如焚,也竟无可奈何。七月二十二日午后我从商业专校领到了我一个月劳苦所得的“月给十五国也”,先到理发馆把长得和南洋土人似的头发剪去,把满脸的黑胡子剃了,对镜一看,我居然也像一个人。到“汤屋”里洗了个澡,浑身轻松舒快。又到牙齿医生那里把消毒消了三个月的龋齿补上一块橡皮,左边的牙齿也居然能嚼东西了。狠了狠又到冰店里花费了十钱吃了一杯冰淇淋,真是凉沁心脾,浑身清爽。到了夜晚八点,提着手提包便坐到东京行的火车上,从车窗望着将行圆满的月光了。托了这十五圆纸币的洪福,我竟那样舒服起来,使我不能不想到:“钱是真可贵。”……
从崔万秋的散文《钱》中,也可以大致觑见他当年留学日本时的生活情景。
在一九三○年第一期《新文艺》上,刊出崔万秋的散文《怀旧居》,同样记述了他在日本的生活。文末注明“十一月十九日于广岛”,当是一九二九年的事。
《怀旧居》分为三段,摘录如下:
其一
一楼一底的一座小房子,位于广岛市的南端之海岸近处,那便是我的旧居了。
房主人姓坂本,夫妇两人。还有一位小女孩,才两岁。他们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
这处小房子,在我住过的十几家中,印象最深,可追忆的往事最多,所以不忍离开它;但圾本君他迁,我一个人住不起便不得不洒泪而别了。
这房子大门正临小巷的通路,对门是町总代向西氏之居。左邻为一军人,其家之大小与我寓相等,右邻为一木屐商人,姓尾前,因是别邸,颇为宽大。
门前的小巷,西通海岸。东通往大街上去的电车道。每朝每夕,有往山中、进德两女学上学下学的女学生通过,市女的学生(引者注:“市女”为校名简称),虽也有经过的,但比较少得多。
在这小巷内,我每天早起行深呼吸,吃过晚饭照例在这近处散步。冬天便站在巷内晒太阳。有时在夕阳将坠的暮时,和儿们游戏,也有时站在门前和左近的女人们闲话。
也有时抱着房主的小女孩子在巷内蹀躞。
因为门前便是路,所以没有树木,不免有些寂寞。
可是房子后面和右边,因为全是别邸,树木花草,都很繁盛,从我那小楼上往下看去,很可以悦目。
小楼太狭了,只有四叠半席,一张高脚写字台,一只椅子,便装得很满,除了“床之间”内堆了几十部书,靠墙放一只书架外,其他两箱书,都不得不堆到壁橱内。
小楼向南,光线很好;南北两面开窗,空气也很流通。我在这小楼上住着很舒适,所以颇做了一些事。尤其是写作方面,这小楼更可纪念。武者小路的《孤独之魂》,系搬来不久译成的。夏目漱石的《草枕》也是在这里完成的。我那本幼稚的创作小说《热情摧毁的姑娘》中之《他的新年》、《邂逅》两篇,也是在这里写的。
这小楼还有一件特别值得纪念的事,便是有一位女性曾于六月一日来过一次。这位女性是我平庸生活中一点点缀,是我的昙花一现之恋爱的对象。六月一日那一天,是我二十几年来平庸生活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小楼便也成了我所住过的寓庐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处。她那天来时为我带来的花儿;由她亲手插在我书架上那花瓶里;为纪念她,我一直到搬家那天为止,没有忍得动它一动,虽然花儿早已于枯了。
我于十七年(引者注:即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搬进来,十八年(引者注:即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搬出去。中间除了借友人彦超住了两个月外,我差不多都是住在这里。
在《怀旧居》的其二、其三中,崔万秋分别回忆了在广岛M·K家和大手町八丁目藤田家的生活。他曾和湖北的夏卓人同住。“我的留学生活之最苦的时期,便是这两年。
我在这两年中,因穷苦回国两次,但因国内局面乱似鹅毛,失学青年如鲫,欲谋一饱而不可得,且备受向来以我为有望者之冷嘲与白眼,所以我仍不得不回到这凄凉的异国,继续我那人世所难堪的苦日子。我那时写的几本《穷留学之日》,现在我自己不忍重读呢。所以在藤田蛎田氏家住时的穷状,我不忍重述。”
崔万秋的真面目
主编着《大晚报》的《火炬》副刊,崔万秋是名副其实的编辑;发表着散文和小说,崔万秋是货真价实的作家。他的第三身份,在当时鲜为人知。
崔万秋的真实身份水落石出,是在南京解放之后,我公安人员从国民党保密局(原军统局)遗留的档案中,查出“情报人员登记卡”。在写着“崔万秋”的大名的卡片上,清楚地标明:“上海站情报员”!
这便是他的军统特务的铁证。
对此,曾任国民党军统局本部处长的沈醉,如今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专员。
沈醉对崔万秋的真面目,曾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作如下说明;我于一九三二年冬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后,便在特务处上海特区当交通联络员,崔万秋当时已参加了特务处,是特务处上海特区领导的直属通讯员,每月薪金八十元。上海特区有十多名直属通讯员,由区长直接领导,由交通联络员联系。我每月送薪金给他,并取回几次情报。他的情报相当多,还经常给他送去比他薪金多得多的“奖金”和“特别费”。我曾问过他,这么多钱用得完吗?他说还不够呢,常常得把自己的薪金贴一些进去,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情报。我担任上海特区交通员两年左右的时间中,都由我约崔万秋与先后担任特务处书记长的唐纵、梁于乔和特务处情报科科长张炎元见面,一九三三年冬天,特务头于戴笠还叫我约住在上海四马路杏花楼菜馆吃饭,事后,他对那次和戴笠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崔万秋当时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火炬》上连载了一篇描述抗日活动的长篇小说《三根红线》。我曾问他,为什么刊载这种小说?他笑着说,不刊载这些,怎么能表现我倾向“进步”呢?崔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