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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之年，故嫉恶如仇，愿铲尽天下不平事，敢作敢为，对贪官恶吏就难免有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侠义之举：“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
据《汉书·尹赏传》说，长安有一群少年专门谋杀官吏替人报仇，事前设赤、黑、白三色弹丸，探得赤丸杀武吏，黑丸者杀文吏，白丸者处理丧事。这两句表现出主人公的英武与打抱不平的侠义精神。两句对仗工整，韵律铿锵，颇似五律之对仗句式。如果说“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稍显得低沉，可谓抑，那么至此则一扬，显得高昂，痛快淋漓。接着又回到现实中来：“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因为杀公吏、报私仇，触犯刑律，只得避逃海上，并到边塞从军。这其中自然亦有投身疆场，建功封侯的幻想。谁料明珠暗投，他在“此边州”并未能显身手，展抱负，其勇武之力与侠义之胆都不被赏识。他碌碌无为如同凡夫俗子。英雄失路，心绪悲凉。久在异乡为异客，又处于坎坷之境，最易生故乡之思：“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 水“悠悠”寓有愁思悠悠不尽之意。
“复”字下得颇有力，使诗显得音情顿挫。更令人激愤的还不在于个人的荣辱升降，而是胡兵屡犯、主帅无能。
“胡兵”原指汉朝时的匈奴军队，这里代指契丹军队；“汉国”即汉朝，实指唐朝。“愤”针对胡兵入侵，显得有力，“羞”针对主将昏庸无能，见出深刻。
“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两句既是批判社会现实，也寄寓“幽燕客”怀才不遇的感慨。诗末借用汉朝李广的典故来抒写“幽燕客”的不平。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作战骁勇，带兵有方，但他“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却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后来被迫演出“引刀自刭”的惨剧。“七十战”而“未封侯”，对比何等鲜明！这两句堪称全诗画龙点睛之笔。是诗人“兴寄”之所在。
主将武攸宜刚愎自用，又“无将略”，以致唐兵大败，又怯敌不敢进。子昂曾出谋献策，以改变战局，但不被武氏采纳。陈子昂失望悲愤，乃有此“感遇”篇。此诗“词旨幽邃”（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四），它并非是抒胸臆，而是借“幽燕客”之“言”抨击当时主将之误国，并寄寓自己的悲愤。
全诗一扫初唐残留的六朝萎靡绮丽无病呻吟的诗风，有感而发，感情沉郁深厚，内容充实，富于强烈的现实意义。诗之风格迥异于齐梁与初唐的轻靡绮艳，体现了其“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汉魏风骨”说。
感遇（第三十五）
陈子昂
本为贵公子，
平生实爱才。
感时思报国，
拔剑起蒿莱。
西驰丁零塞，
北上单于台。
登山见千里，
怀古心悠哉。
谁言未忘祸，
磨灭成尘埃。
陈子昂诗鉴赏
此诗作于垂拱二年（686）诗人《乔知之北征叛乱的突厥同罗、仆固时。这是诗人第一次出征边塞，尽管时间不长，未经年而归，但他亲眼目睹了西北边塞政治与军事的危急形势，更激发了抗敌报国之心，因此向武则天呈上了《为乔补胸论突厥表》、《上西蕃边州它危事三条》等卓有成见地的书表，陈言边塞将领腐败，“至将不选，士卒不练”，“故猛阵对寇，未尝不先自溃散，遂使夷狄乘利”，并警告当权者：“匈奴不灭，中国未可安卧！”（见《为乔补阙论突厥表》同时又赋此诗抒怀。它以直抒胸臆的方法，通过自己从军的所见所感来表现慷慨报国的精神，英勇豪迈的气概和对国事的忧虑，是一箴言志的杰作。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上二句直截了当，叙述自己的出身经历和志向。诗人本是梓州射洪富豪之子，少年任侠，年十八，尚未知书。后闭门苦读，终于成才。（见《唐书》本传及《唐才子传》）这两句诗，坦率真切，朴实感人。下二句，继而概述学成本领后的报国从军之举。
所谓“感时”，是指自己受到贞观以来几十年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的感染和激励。“拔剑起蒿菜”塑造了一个立体的少年豪杰的形象，英气逼人，威风凛凛，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常常以宝剑作为壮志的象征。但这里的“拔剑”，不但象征胸怀志气，而且是实指武事，即自己的万里从军之举。在这一段里，诗人叙事详略得当，剪裁颇见匠心。本来，他自拔干“蒿莱”（草野、民间），中进士之后，曾被武后赏识，任麟台正字等职，参预朝政。但作者对这些一概略去，直写从军。显然诗人更为看重这次从军。这样写，也为下文专写军中生活和感受作了铺垫。
“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这一段先概括叙事，接着即事抒情，境界苍凉阔远，悲壮激越。其中既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又饱蘸着诗人的激情壮志，前二句用对偶，“西”与“北”，方位相对，表明征程辽远，纵横于祖国西北边塞。“驰”与“上”，动词相对，驰骋边塞的雄姿，叱咤风云的情态毕现于字面之上。“丁零塞”与“单于台”，地名相对，指远征的地域，并点出战争的对象与目的。这次子昂随军远征，足迹曾至居延海（今内蒙西北嘎顺诺尔湖）、同城等地。“丁零塞”在今西伯利亚叶尼寨河上游至贝加尔湖的南一带地方，这里指这一带西北边塞要地。本诗因以述志为主，故对此次战事只以“西驰丁零塞”一句概括提过。“北上单于台”一句，不特指这次局部战争，而是含有忧虑北方安全的深刻用意。这是泛指防备东突厥侵扰的事。
《感遇》中的“朝入云中郡”一首，大约也是这一次从军回来后所作的，其中写道：“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藉藉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可与本诗相互印证。唐太宗时，曾一度打败突厥，但不久云中都护府（在今内蒙古）一带东突厥又逐渐强盛起来。自高宗永淳元年（682 ）至武后延载元年（694 ），骨笃禄可汗在位，拥兵四十万，疆土万里，时时侵扰西北边境。“藉藉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即是深谋远虑地向当权者发出警告，希望对突厥严加防备，所以“北上单于台”一句，象征意义大于实地记叙，表达了子昂对西北边患的深切忧虑。
“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诗人登高望远，抒发高远感怀，正如诗人在“朝入云中郡”一首的末尾所言：“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边患频仍，统治者对此缺乏良策，加上缺乏精兵良将，空使边地百姓纷纷死于战祸。这些就是诗人“登山”所见与所感。由眼前所见与所感，进而遥想远古以来的边事，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争战不断，其中的经验教训，引人深思。这就是“怀古”的内容和“心悠哉”之所由来。
“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诗的结尾，从所见与所感中生发出发人深省的慨叹。“祸”指过去漫长岁月中边地冲突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苦难。这两句是说：谁说人们记住了过去边塞的灾祸呢？它们早已被遗忘了，就象尘埃之灰飞烟灭一样！这里实际上是讥刺统治阶级的无能与昏庸。
这首诗基调慷慨苍凉。它的风格刚健雄放，音节铿锵浏亮。虽是古体，但以平声“灰”韵一押到底，使全诗浑然一体，势如贯珠，气韵畅达。堪称边塞诗的佳作。
感遇（第十九）
陈子昂
圣人不利己，
忧济在元元。
黄屋非尧意，
瑶台安可论？
吾闻西方，
清净道弥敦。
奈何穷金玉，
雕刻以为尊？
云构山林尽，
瑶图珠翠烦。
鬼工尚未可，
人力安能存？
夸愚适增累，
矜智道逾昏。
陈子昂诗鉴赏
武则天当政时期，搜刮民财，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佛寺。佛寺的规模超过宫阙。崇佛的工程兴起以后，每天要役使上万人，国库耗竭，民不聊生。
诗人对此义愤填膺，禁不住把怨刺之笔直接指出了武则天，尖锐地讽刺和揭露武则天崇奉佛教，劳民伤财的荒唐行径，有如痛斥弊政的檄文。
这首诗的主要特点是用诗来议论时弊。与诗人多次向武则天上呈的那些批评朝政得失的奏章大不相同，它所谈的虽然也是政治、社会问题，但不同于一般直陈其事的政论文，它既是政论，但又首先是诗，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开头四句标举懦家仁政爱民的思想，抨击武则天生事扰民的行为。借上古“仁德”之君来讽诫当代胡作非为的君主是中国古代诗歌习用的传统手法。因此陈子昂开宗明义地为全诗立论：上古道德之君从来不为一己谋利，而是处处关怀和扶助善良的平民百姓。
接着三、四两句引出古代著名的贤君与暴君的例子，进行正反对比。诗人以恳切而激烈的语气向当代最高统治者进言：尧一向以节俭著称，乘坐考究的车子决不是他所愿意；你大周皇帝本该励精图治，不去学习万代称颂的圣君尧，难道还去效法那亡国之君商纣王建造瑶台的奢侈行为吗？这里引入了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有代表意义的事物（“黄屋”与“瑶台”），避免枯燥地直接说理。因而使议论具有了形象性，富有情韵，增强了感染力与说服力。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诗人援引佛教主张清净慈悲的教旨，指出崇佛者穷金玉、兴土木、残生灵，恰恰是悖离了佛家的本意。这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理有据地否定了当事者为自己辩解的借口。武则天是代李姓皇帝而立，建立武周政权的，她执政后急于欺骗民心，让百姓相信大周是“天命”所归。于是奸佞小人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