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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长问：“老妈，快过年的东西都备齐了吗？”老太太爽朗地答道：“好了，都准备好了。”民政局长再问：“都准备了什么呀？“老太太答道：“现在还有两碗白面，又买了半斤肉，另外，还有三个鸡蛋，我也不卖了，都留着过年吃。还给小孙子一人买了一盒鞭炮，都准备好了。不劳政府操心了。大年三十夜我就能包肉饺子了。”
我们的泪水都留了出来。
民政局长又说我们代表政府送来点钱粮，虽然不多也是政府的一点心意。老太太摇摇头道：“不用救济我了，我还过得下去。我家除了这些东西，还有点钱，不用救济我。”民政局长坚持让她把钱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她颤巍巍走到一大饭柜前，打开柜子拿出一个包袱，从包袱里拿出一个钱袋，那钱袋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着，解开钱袋，随着一阵稀里哗啦声，倒出来一小堆硬币，最后飘出几张一角两角的毛票，总共也就十元左右。老太太爽朗地说：“你看，我有钱，不用政府救济。”
我的一位女同事失声哭出，捂着脸跑了出去。
后来我们纷纷掏钱给老太太，老太太却说：“我常教育儿孙，不靠天不靠他，自己的事自己干。能助人时要助人……
这事过去年了，可那位刚强的老太太却至今让我感动。
我想她会永远让我感动。
上个世纪的爱情（我的爹和娘）
作者：佚名
如果有来生，我愿意还做我爹我娘的孩子。
——题记
二贵、春芝，这么老土的名字显然只属于上个世纪，估计现在搁哪个孩子身上都会招致激烈的抗议。但我对它们却不能不有着一种狂热的依恋和热爱，因为这两个了无趣味的符号后面站着我爹跟我娘。
1957年初春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地主魏老仁留下的两间并不气派的小瓦房里，民兵队长方二贵和铁姑娘向春芝举行了简单而喜气洋洋的婚礼，待贺喜的乡亲们一散，二贵就急不可待地钻进了春芝的被窝，开始了他们渴望已久的幸福生活。
一年以后，我在娘日渐隆起的肚皮里听到了外面震天的喧嚣声。我看见一座通红的铁炉在熊熊燃烧，火光中，一群兴奋的人们正把从自家搜集到的铁锅、木材、杂什之类的东西往火炉里扔，指望马上能看到通红的钢水从炉子里汩汩而出。我感到一阵燥热和不安，开始使劲地踢打我娘的肚皮。此时的娘正扛着一根粗大的圆木往铁炉前挪，大练钢铁大概到了马上就出成果的攻坚阶段，即将把我扫地出门的娘不愿错过展示自己一颗红心和坚强意志的大好机会，居然不顾我的安危。我有些恼怒，加大了踢打的力度，变得有些张牙舞爪。娘不得不腾出扶住圆木的一只手，按在肚皮上想对我进行一番安抚，但她对自己另一只手的力量显然自视过高，木头开始不听使唤地往下滚。慌乱中的娘一个踉跄就倒了下来，圆木刚好从她的大肚皮上滚过，我能感到自己和娘几乎同时晕了过去。等她苏醒过来忍着巨痛从地上爬起时，我也顺着她的裤管掉到泥地上，变成很血腥的一团在地上飞快地打了两个滚，裹了一身的灰尘，然后安静地躺在那儿，一动也懒得动。很多人围过来，用复杂的目光盯着我，还有我娘。娘在众人的目光中毫不掩饰自己的心疼，嚎啕大哭。娘的哭声让我感到无比安慰：我终于感到自己其实是一个有人疼爱的孩子。
村里的婆娘们开始轮番宽慰我娘，有的一边陪着流泪一边现身说法地劝娘想开一些，以后机会还多；有的开始指责刚刚闻讯赶来的爹不该在这种时候还带娘出来。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脸色灰黑，只是蹲在地上一个劲儿地撕扯自己的头发。
后来，愧悔交加的爹扶着泪流满面的娘默默地走回自家的小屋，爹的另一只手上用一块红绸布裹着赃兮兮的我。一路上，我看到一排排的黄土墙上满是用白灰刷成的标语，如果我能象后来的小孩一样幸福，可以自己制作贺卡，我一定会把其中的几句摘录到我的贺卡里，作为心意送给爹娘，我觉得他们能表达我此时对爹娘的安慰与勉励。多好的一些句子啊，它们分别是：胜不骄，败不馁；鼓足干劲；只争朝夕；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创造优质高产的大好局面。因为有点断章取义，所以显得比较乱。
后来，爹娘把我安放在我家屋后的那棵大柳树下，许多年来，我一直感激爹娘对我做出了如此妥善的安排，这使我能够很快地和大树融为一体，并迅速地渗透到这颗树的每一个角落。这样，我才得以不舍昼夜地守侯在我亲人的身旁，静静地关注着他们的生活：辛苦或者悠闲；甜蜜或者痛苦。我愿意自己是他们中的一份子。
但是此后，娘的肚子再也没有挺起过，几年里，我看见娘有过几次幸福的呕吐，然后兴奋地跟父亲说一些甜蜜的悄悄话，可过不了多久，这种兴奋总是归于平静，剩下的只有两口子的叹息。
终于有一天，爹和娘鼓足勇气来到了村医刘道全的家，犹豫着叩开了诊所的大门。刘老头是我们那一带有名的神医，从他手中抢回的生命不计其数。其医术远非后来那些遍地开花的赤脚医生可以望其项背。
然而，刘老头的诊断结果却只有简单的三个字：怀不住。我知道现在医学上不这么叫了，而叫习惯性流产。这三个字让爹娘立刻感到了绝望，爹当时就懵了，娘的眼泪立刻如决堤的河水一样滚滚而出：“老天啊，我前世做了什么孽？你要这样惩罚我。”好半天，爹才说出一句宽慰娘的话：“也许是老天爷看我们人善，成心让我们享福呢。”其实，我知道这样的话连爹自己都不相信，我常常看见在娘熟睡以后，爹一个人走到柳树底下，默默地抽着旱烟，长久地发呆。我知道爹一定在想念我，还有那些一个个被流掉的弟弟妹妹。
但在娘的面前，爹永远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好象他真的已经忘记了曾经差点拥有过我们，好象从娘的身体里排出的只是一些普通如汗液或者大小便一样的东西，爹在用行动证明：他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足够美好，再多一点幸福就成了奢侈。
也许是为了找一点幸福的感觉，于是爹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常常去参加村里的文艺宣传活动。其实，爹年轻时就已经是当地的三棒鼓高手了。三棒鼓是本地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只是不甚入流，难登大雅之堂而已。当然不象京韵大鼓、扬洲评弹那样名声在外。却是本地百姓自娱自乐的一种消遣方式，行头也比较简单：一鼓一锣而已，敲鼓的相当于主唱，类似于后来摇滚乐队里崔健或者黄家驹的位置，打锣的则类似于吉它手、贝司手、或者键盘手之类，也不可或缺。鼓手的唱腔、嗓音和锣鼓的配合默契程度决定了一台戏的水准。当然，好的段子也是让三棒鼓锦上添花的必要条件。
那时，爹婉转嘹亮的唱腔常常会响彻在家乡的上空，他就通过这种说唱形式把三国、水浒、罗成扫北、薛刚反唐之类的故事根植于乡亲们的脑海，给他们带去欢乐。偶尔，父亲也会把一段梁祝演绎得柔情似水、缠绵绯恻。用现时的话说：特煽情。赚了不少姑娘媳妇的眼泪。
听乡亲们说：其实我娘的芳心大概就是被我爹的一张善于说书的贫嘴所打动的，我想肯定有一定道理。
不过，那时父亲已经不大讲三国水浒之类的玩意儿了，他整天捧一本《红旗飘飘》或者《烈火金刚》之类的图书，思谋着如何把他们编成琅琅上口的三棒鼓段子。白天要干活，晚上尽琢磨这些事情，父亲可能真的已不记得我和弟妹们给他带来过的痛苦。
然而娘不行，娘出门的时候碰到别的上学的孩子也要拦住亲两口才肯罢休。我常常听见孩子们跟他们的父母说：“芝娘亲得我好疼。”后来，叔父的孩子出生了，我这个叫石头的弟弟曾经让我嫉妒，因为那时粮食已是罕物，逃荒的人群随处可见，爹和娘自己都难以喂饱肚皮，却隔几天就要去看望一下石头，而且决不空手而去，哪怕是一个鸡蛋、两条红薯根、几片野菜也成了他们去一趟石头家的理由，那些一点点流失的食物曾经让我非常为爹娘心疼，有时，望着娘对着鸡屁股无限渴望的眼神，我会恨恨地想：要不是那根圆木，现在享受这种待遇的，应该是我啊。
石头一天天长大，等他能稳稳当当地在地上行走时，他几乎成了爹不折不扣的跟屁虫。爹在宣传队里编排国民党或者日本鬼子时，石头就坐在最前排目不转睛地盯着父亲，尽管听不懂父亲在说些什么，他脸上却布满了愚蠢的崇拜；爹在河边摸鱼捉虾时，他会兴冲冲地帮着提鱼篓；爹在田里割稻时，他就跟在后面拾那些因匆忙而遗漏的谷穗；哪怕爹上厕所，石头也会说：大伯，我也要尿。要命的是，他常常会在我们家蹭完午饭蹭晚饭，而且毫无节制。我看着爹娘因缺少食物而一天天消瘦的面孔，心里对石头常常产生由衷的恨意。但是我毫无办法，因为爹娘对他的疼爱只增不减，而且，他毕竟也是我弟弟。
那年月虽然饥饿，但小孩的生产速度却一点不见减少。连三叔四叔都有了自己的孩子。看到兄弟们拉家带口的样子，爹的脸上有一点点失落，但在娘的面前，爹从来没有显露过这种失落，他总是一副“我们的生活比蜜甜”的模样。但娘不能掩饰自己的忧郁，这些年来，她一直不肯原谅自己轻易就放我走的事实。终于有一天：娘对爹说：“贵贵，我们离吧，完了你另找一个能生养的，我不能让你没有自己的孩子。”爹立刻就生气了：“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不就是孩子吗？老二老三老四的孩子不就跟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一个个疼都疼不过来，恐怕我还真没有闲功夫料理自己的孩子。”娘哀哀地说：“那不一样的，孩子总归是自己的好。”爹无法说服娘，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