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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详见本书附录《走向深渊之路》有关部分。
［88］［89］［90］［91］［94］周作人：《苦竹杂记·日本的衣食住》。
［92］［93］［95］周作人：《瓜豆集·怀东京》。
［96］周作人：《苦茶随笔·日本管窥》。
［97］周作人：《苦口甘口·希腊之馀光》。
［98］周作人：《瓜豆集·关于雷公》。
［99］这是周作人在《雨天的书·日本的人情美》里引用日本学者和NC135哲郎在《古代日本文化》一书中的一段话。
［100］［101］［102］［104］周作人：《药味集·日本之再认识》。
［103］周作人：《我的杂学·十四》，收《苦口甘口》。
［105］周作人：《药堂杂文·关于祭神迎会》。
第二部分第六讲 周作人的散文艺术（1）
（一）
五四散文又称小品文，或小品散文，它的一个来源是英国的随笔。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一书里，曾作了这样的界说：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即随笔——作者注）。［1］这里所谈的显然不纯是文体的形式，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体裁”。它实际上是规定了“随笔”（小品散文）与特定的时代文化氛围、心理状态，特定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人生哲学的内在联系，从而规定了这种文体的特定内容与风格。这是老友之间的“任心闲话”，它的文化、心理氛围必然是充分自由、自然放松的；这是心灵的沟通，精神的互补，“闲话”的双方必须绝对平等，互相尊重，以极其亲切的态度，讲述并倾听一切；这是个性的充分坦露，必须真诚，坦率，无所保留；这是智力的游戏，也是精神的散步，不但要求高层次的文化教养，而且必须以生活的优裕（至少要有“馀裕”），心境的闲适、洒脱为前提。翻译家傅东华《太白》杂志“一卷纪念特辑”，生活书店1935年初版曾据此而作出了这样的概括：“……Familiar essay这文体是商人的自由主义和文人的个人主义结婚的产儿，而小品文这文体却是士大夫的真优裕和文人的假清高结合的产物。”［2］我们则想补充一句：这文体也必然是思想自由、个性解放时代的产物。
因此，当周作人宣布他渴望“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3］，以为“那是颇愉快的事”［4］时，人们不仅感到了“士大夫的真优裕和文人的假清高结合”的传统名士的“气味”，也感到了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结婚的产儿”——英国绅士的“气味”；人们更感受到了五四时代特有的自由、宽容、宽松的气氛。这就是说，周作人以“生活之艺术”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情趣与哲理，与小品散文的“体性”取得了高度和谐，与五四时代气氛也取得了或一程度的和谐：这就是周作人必然地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小品的主要代表作家的最基本的原因。
（二）
提起周作人的散文，人们很自然地要联想起晚明公安、竟陵派的散文。
看来，人们是夸大了这种联系。
不错，周作人曾经将晚明散文看作五四散文小品及五四新文学的源流，这是因为在周作人看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5］，而明末与五四时期正是这样的时代：儒家的正统地位受到了怀疑与挑战，出现了各种文化、学派互相交融的局面，从而使时代智慧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6］。公安、竟陵派的散文理论与创作实践，最引起周作人共鸣的是他们的“抒性灵”及“立‘真’字”，周作人将其概括为“真实的个性的表现”［7］，这也正是周作人自己遵循的创作原则。这就是说，周作人的散文与明末公安、竟陵派散文之间存在着创作观念、创作精神上的共鸣与继承。但如果超越了这个范围，将“共鸣与继承”扩大到艺术风格的范围，就会产生对周作人散文的理解的失误。废名早就说过，周作人的散文“同公安诸人不是一个笔调”［8］，阿英也认为“周作人的小品与明人的小品，是发展的，而不是如他自己所说，是复兴的，因此，相仿佛的程度，也是有限的”［9］。这都是知人知文之论。
废名在强调周作人与公安派“笔调”不同时，发表了这样的意见：“知堂先生没有那些文采，兴酣笔落的情形我想是没有的，而此都是公安及其他古今才士的特色。”［10］这正是提示我们：周作人在艺术思维与相应的语言表现形式上，都有着与“古今才士”不同的特色。按照我的理解，所谓“古今才士”指的就是古今浪漫主义诗人或有着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的作家。
的确，在周作人的艺术思维中，很少有浪漫主义诗人思维中经常出现的飞跃、断裂、夸张、变形……，他的思维更平、更实，是散文式的。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对比，鲁迅的《野草》与周作人的《夏夜梦》，这两组散文都采用了（或大量采用了）“梦”的形式，并富有象征意味。但鲁迅《野草》里的想象是那样的大胆，奇特，造成了一个诡异、瑰丽的艺术世界；周作人的想象却过于平实，《夏夜梦》的“梦”的世界竟是现实世界的简单投影，失去了艺术的光彩。鲁迅的《野草》的思维显然是更接近诗的；周作人缺乏诗人的艺术思维能力，“梦”这类题材显然不是他驰骋才情的场所。
同样，在周作人的散文中，很少有诗人（特别是浪漫主义诗人）“兴酣笔落”的激情的喷发、奔泻，更没有浪漫主义诗歌中常见的繁富的形象、词藻、夸大的词语，由之而形成的“文采”，以及逼人的气势或震撼力。周作人一再申明：“我到底不是情热的人”，“我的意见总是倾向着平凡这一面”，“凡过火的事物我都不以为好”［11］，“我平常写杂文，用语时时检点，忌用武断夸张的文句”［12］。他表示“不大喜欢李白，觉得他夸”［13］，甚至从根本上否认感情，断言“感情是野蛮人所有，理性则是文明的产物”［14］。在他看来，“做诗使心发热，写散文稍为保养精神之道”［15］，这样，周作人在根本气质上，就是排斥诗的［16］。
周作人曾清楚地表白自己的“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17］，而不是诗的。显然，周作人的散文不属于诗人的散文，而另辟蹊径，我想把它叫做智者的散文。
有趣的是，周作人还宣布他对小说也是格格不入：
老实说，我是不大爱小说的，或者因为是不懂所以不爱，也未可知。我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所以有些不大像小说的，随笔风的小说，我倒颇觉得有意思，其有结构有波澜的，仿佛是依照着美国板的小说作法而做出来的东西，反有点不耐烦看，似乎是安排下的西洋景来等我们去做呆鸟，看了欢喜得出神。［18］这似乎说明，不仅周作人的生活方式、情趣、人生哲学与散文小品相契合，而且他的艺术思维方式与气质，也是散文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散文小品是周作人终于找到的自己的艺术形式呢？大概是这样吧。
第二部分第六讲 周作人的散文艺术（2）
（三）
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二》里说：
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不可勉强……这里谈到了“气质”、“境地”、“年龄”与文章风格的关系。“气质”问题我们以后还会讨论，这里且说“年龄”、“境地”。
周作人写这篇自序是1925年底，正是41岁，已步入中年；事实上，他这时已经酝酿（或开始）
文风的某种转变。到了第二年《艺术与生活·自序一》里，他又谈到了自己思想、心情的变化：“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渐渐地有点淡薄下去了”，紧接着便宣布，从此不再写长篇，“想只作随笔了”。这说明，我们所要讨论的属于周作人自己的“随笔”（散文小品），是周作人步入中年以后，“转变方向”的产物。
周作人曾写有题为《中年》的文章，宣布“浪漫”的青年时代结束，进入“中年”的“理智的时代”。文章特意指出：“我们少年时浪漫地崇拜好许多英雄，到了中年再一回顾，那些旧日的英雄，无论是道学家或超人志士，此时也都是老年中年了，差不多尽数地不是显出泥脸便即露出羊脚，给我们一个不客气的幻灭。”［19］正是由“英雄崇拜”转向注重“凡人”，由感情的“热狂与虚华”转向“应用经验与理性去观察人情与物理”［20］，才最终选择了“随笔”（小品散文）这种文体。以后周作人在一篇文章里引用前人的著作说，“少年爱绮丽，壮年爱豪放，中年爱简炼，老年爱淡远”，认为可以此“论文与人”［21］。正是简炼、淡远构成了周作人散文的基本特征。记得闻一多先生曾赞扬冯至的《十四行诗》，称其为“中年的诗”，周作人也认为废名的小说“是给中年人看的”［22］，那么，周作人的散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中年人的散文”。
（四）
进入“中年”及“中年之后”，这意味着理性浸透。周作人说，他的“理想”是达到颜之推《颜氏家训》的境界，“理性通达，感情温厚，气象冲和，文词渊雅”［23］。
所谓“理性通达”，就是奉行中庸主义。这是周作人散文的“魂”：既是思想的追求，又是美学的原则。
人们读周作人的散文，很容易注意到他的“博识”。赵景深说：“看了他的小品，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