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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读周作人的散文，很容易注意到他的“博识”。赵景深说：“看了他的小品，仿佛看见一个博学的老前辈在那儿对你温煦的微笑”［24］；徐志摩也称颂周作人是个博学的人［25］；章锡琛折服于周作人“随手引证，左右逢源，但见解意境都是他自己的”［26］；郁达夫则强调周作人“博识”而不“卖智与炫学”［27］；周作人自己也以为好的散文应“以科学常识为本”［28］，“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29］。实际上，“博识”、“随手引证”以及“杂”之类只是外在的表现形态，它的内在实质是“看彻”一切之后思想的宽容与理性的通达。于是，就打破了“门户之见”的偏狭，人类一切创造，各派学说皆吸收之；打破了时空、物我的界限，“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为友。行文之际，游心于千载万物，老庄韩孟，虫鱼神鬼，一起奔涌笔端。这就进入了“神人合一，物我无间”的“入神忘我”的境界［30］：这恰是周作人散文魅力之所在。
周作人散文所创造的“神人合一、物我无间”的境界，不是一个纯理智的世界，而包含了情与理的渗透与统一，借用朱光潜对陶渊明的评价，是“理智渗透情感所生的智慧”［31］。周作人的“通达”，不仅是思想的兼容并包，更表现为对人情物理的精微处，自能有独到的体察与理解。这由理解而产生的人情味，有一种蕴藉温厚的风致，充满了难以言传的“慈爱”［32］。周作人曾用“多憎而少爱”来说明鲁迅文体的特色［33］，且不论这一评价是否确切，周作人自己的散文确实是“多爱而少憎”的。如果说鲁迅要唤起人们神圣的“憎”，“敢说，敢笑，敢哭，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34］；那么周作人就要用“爱”来泯灭一切，沟通一切。因此，周作人十分重视文章“温和”的调子。他说自己“有时候很想找一点温和的读，正如一个人喜欢在树阴下闲坐，虽然晒太阳也是一件快事”［35］。他并且批评毛西河的文章“说话总有一种‘英气’”，以为“这很害事，原是很有理的一件事，这样地说便有棱角”，“大有刀笔气息”［36］。何其芳说他读鲁迅、周作人的散文，“总有不同的感觉。一个使你兴奋起来，一个使你沉静下去。一个使你像晒着太阳，一个使你像闲坐在树阴下。一个沉郁地解剖着黑暗，却能够给与你以希望和勇气，想做事情，一个安静地谈说着人生或其他，却反而使你想离开人生，去闭起眼睛来做梦”［37］。应该说，何其芳的感受，相当准确地抓住了鲁迅、周作人散文的不同“境界”。
（五）
周作人在他所创造的散文艺术世界里，以宇宙万物、异邦、古人为友，显示了他胸襟的通达与博大；但在更深层次上，却又表现了他内心的寂寞。
周作人曾多次引用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话：“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38］。
周作人承认，他之所以写作，创造一个散文艺术世界，是为难忍的寂寞感所驱使——我平常喜欢寻求友人谈话，现在也就寻求想象的友人，请他们听我的无聊赖的闲谈。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生人的弱点——想象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39］我因寂寞，在文学上寻求慰安，夹杂读书，胡乱作文，……［40］人是喜群的，但他往往在人群中感到不可堪的寂寞，有如在庙会时挤在潮水般的人丛里，特别像是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41］盖写文章即是不甘寂寞，无论怎样写得难懂，意识里也总期待有第二人读，……这恐怕是文艺的一点效力，他只是结点缘罢了。［42］周作人正是在现实生活中强烈地感到“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因此，他才渴望打破时空界限，在千载前的古人、万里外的异土寻找“想象的友人”，企求与未见面的读者“结缘”。
这用心是苦的。
对于周作人来说，每写一篇文章，都是在与读者进行“心灵的对话”。这就形成了他的散文所特有的“闲话风”：“不把文章当作符咒或是皮黄看，却只算做写在纸上的说话，话里头有意思，而语句又传达得出来。”［43］不沾滞于功利，一切出于自然流露，随意抒写，不加造作，“不费气力，不落蹊径”，“说得又有诚意又有风趣，读下去使人总有所得，而所说的却大抵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大道理”［44］，所谓“简单的文句里实具有博大的精神”［45］，读者读其文，听其言，又“窥见其性情之微，转足以想见其为人”［46］，毫不经意之间竟成“神交”。谈话中又有一种平等、亲切的态度，常用委婉商量的口吻，“亦未可知”、“亦未见得”之类不确定的语句，尽量避免“强加于人”的逼人锋芒。但敏感的读者却仍然能从谦和、诚挚里感觉到一种不露痕迹的优越感——那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思想差距在周作人与读者心理上的反应。这从一个方面说是“大傲若谦”，从另一方面看，则又在贵族风度中蕴含着“超前者”的寂寞感。
何况，周作人又时时地怀疑于这一切——我觉得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而表现自己之真实的感情思想也是同样的难。我们说话作文，听别人的话，读别人的文，以为互相理解了，这是一个聊以自娱的如意的好梦，好到连自己觉到了的时候也还不肯立即承认，知道是梦了却还想在梦境中多流连一刻。［47］就是平常谈话，也常觉得自己有些话是虚空的，不与心情切实相应，说出时便即知道，感到一种恶心的寂寞，好像是嘴里尝到了肥皂。［48］于是，周作人仍然不能排遣自己内心的孤独与寂苦。
第二部分第六讲 周作人的散文艺术（3）
（六）
周作人曾不胜感慨地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文中曾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感苦闷，鄙人甚感其言。”［49］正像人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周作人不断地以“苦”字提醒世人：署名“苦雨翁”，以《苦竹杂记》、《苦口甘口》为书名，连自己的住所也唤作“苦雨斋”，这在一味追求“含蓄”的周作人是反常的，足见其用心之“苦”。
但我们也不可过分老实地看待周作人的这些表白。如果周作人的情感世界真的只有一个“苦”字，那不是太单一、太贫乏了吗？周作人曾一再引用《诗经》中《风雨》三章，表示“特别爱其意境”［50］，这倒是值得注意的。“风雨凄凄”以至“如晦”，周作人说，“这自然是无聊苦寂，或积忧成病”［51］；但他更要我们注意紧接着的“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两句：“不佞故人不多，又各忙碌，相见的时候颇少，但是书册上的故人则又殊不少，此随时可晤对也”，“翻开书画，得听一夕的话，已大可喜，若再写下来，自然更妙，……不失为消遣之一法”［52］。尽管“风雨如晦”，却“云胡不喜”，这正是“苦中作乐”，在现世苦难中寻求自我解脱，周作人散文中的“闲适”趣味的真“味”即在于此［53］。
（七）
这真“味”，不是一副单方，而是一剂复药：这是能够启示我们去理解与把握周作人这样的大作家内心世界的辩证法的。
我们已经论及的周作人的气质何尝不是如此。不错，周作人是平和的，少情热的。但是，周作人还有这样的自述——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54］我的神经衰弱，易于激动，病后更甚，对于略略重大的问题，稍加思索，便很烦躁起来，几乎是发热状态，因此平常十分留心免避。［55］我是极少热狂的人，但同时也颇缺少冷静，这大约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一遇见什么刺激，便心思纷乱，不能思索，更不必说要写东西了。［56］原来周作人其人其文都有并不平和的一面：他早期有充满“浮躁凌厉之气”之作，可以为证；他后期时时标榜闲适，其潜在动因之一就是内心深处并不平静，即所谓“有闲而（心）无暇”，并且有时也会冒出“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57］的“神来之笔”［58］。用周作人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喜欢弄一点过激的思想，拨草寻蛇地去向道学家寻事”，但“只是到‘要被火烤了为止’”［59］——仍然是“游戏态度”［60］，不过换了花样而已。
无视或夸大周作人“并不平和”这一面，都得不到真实的周作人。
（八）
“趣味”在周作人的散文世界里占据了特殊的地位。在周作人看来，人生，写作，无不是一种“消遣”，通俗点说，就是“好玩”，那“趣味”就是必不可少的。周作人说：“我很看重趣味，以为这是美也是善”，“平常没有人对于生活不取有一种特殊的态度，或淡泊若不经意，或琐琐多所取舍，虽其趋向不同，却各自成为一种趣味”［61］。因此，在周作人这里，“趣味”是一种人生态度与审美情趣的统一，是人生价值评定与审美追求的统一，是为人的风格与作文的风格的统一。周作人在总结小品文的创作经验时，强调小品文必须“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62］，正是把“趣味”作为小品文（随笔）的“必要的”“基本”［63］特质看待的。
而且，周作人追求着“趣味”的丰富性；他说：“这所谓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64］在多种趣味的追求中，又存在着一个中心点，即雅与谐的统一。周作人曾经说到日本俳文的三种境界：“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