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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叭菀琢魅肫础保�44］。这自然存在着片面性，甚至有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之嫌；但它却是以对文艺批评的内在矛盾（即是“文艺”，又属于“批评”即科学判断的范畴）的一个侧面的夸张、强调的形式，提醒人们注意文学批评所特具的两重性，这正是表现了人们对文学批评本质认识的一个深化。这就是说，五四时期，科学的实证批评强调“文学的批评”，周作人所提倡的主观的印象、鉴赏式批评注重“批评的文学”，都是对文学批评自身矛盾着的两个侧面各自侧重点不同的描绘，都显示着先驱者们在确立“现代文学批评观念”、建立“文学批评的自主意识”时所达到的一个认识阶段。两种批评观及由此建立起来的批评流派，既是对立的，同时又是互补的。有趣的是，如果说五四时期科学的实证批评对中国传统批评是一种历史的否定与反叛，那么，主观的印象、鉴赏式的批评却又是在更高层次上与中国传统批评取得了内在的联系。周作人在《文艺批评杂话》里也是这样强调：科学的批评方法着重分析，而“鉴赏却须综合的”，而他所举出的范例即是陶渊明所说的“奇文共欣赏”。中国传统批评思维的基本特点，就是着重于对批评客体偏于主观感觉的综合的整体把握。在周作人的文艺批评理论里，我们看到了东方传统批评思维与西方现代批评思维之间的一种内在的契合。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对于认识和把握中国现代批评史的历史特点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而周作人的批评理论在中国现代批评史上的命运，更是值得深思的。首先对周作人的批评理论提出异议的是郭沫若。他在写于1923年的《批评—欣赏—检察》［45］里，尖锐地指出周作人“把客观的检察完全剔出主观的欣赏以外，并且说欣赏便是真的批评，检察便是假的批评，这似乎有点失诸武断”；但他并没有走向极端，而是反复强调：“文艺批评中的成分，客观的检察和主观的欣赏，原只是互相联贯的作用”，“真正的批评家要谋求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要泯却科学态度与印象主义的畛域”。这表明，在五四时期，人们即使不同意并且指出了周作人理论上的偏见，但仍然认为，他的主观的欣赏的印象的批评是可以与“客观的检察”的批评互相补充的。但在此之后，周作人所提倡的这种主观、欣赏、印象式的批评，却因为“唯心主义”的偏颇而受到了有意无意的贬抑，以至全盘否定。这不仅表现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且表明，批判者是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作为惟一的尺度去衡量、判断十分复杂的文艺创作与理论现象的，这自然要导致一种褊狭性。批判者以为只要宣布对方的理论属于“唯心主义”，被批评者就失去了存在价值，但批评者恰恰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如下教导：“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地、片面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46］而这种“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观点”在我国现代批评史上是曾经很有地位与影响的。周作人文艺批评理论的“历史毁誉之间”所蕴含的理论思维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应该看作是周作人批评理论对于现代批评史的独特贡献。
注 释：
［1］［11］阿英：《夜航集·周作人》，见《阿英文集》，第111页。
［2］周作人：《谈虎集·批评的问题》。
［3］［13］［14］［16］［19］［20］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宽容》。
［4］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143页。
［5］周作人：《再论“黑幕”》，载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2号。
［6］周作人：《恶趣味的毒害》，载1922年10月2日《晨报副刊》。
［7］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
［8］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沉沦〉》。
［9］周作人：《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载1922年11月1日《晨报副刊》。
［10］即《〈阿Q正传〉》，原载1922年3月19日《晨报副刊》，后收入《鲁迅的青年时代·关于〈阿Q正传〉》中。
［12］［23］周作人：《谁能宽容》（通信），载1925年7月27日《语丝》第37期。
［15］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诗的效用》。
［17］［24］周作人：《谈龙集·文艺批评杂话》。
［18］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文艺的统一》。
［21］［22］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镡百姿〉》。
［25］周作人：《“文艺界剿匪运动”》，载1923年11月3日《晨报副刊》。
［26］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异物》。
［27］因此，对于“批评自由”的重视，几乎是五四时期批评家共有的特点，茅盾在他的《“文学批评”管见一》（载1922年8月10日《小说月报》第13卷第8号）里，就强调“要文学发达，先得自由批评”，并大声疾呼“请不要错说‘批评’二字是和司法官的判决书相等的呀”，其用语都与周作人相似。
［28］［30］周作人：《谈龙集·诗人席烈的百年忌》。
［29］鲁迅：《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440页。
［31］周作人：《苦茶随笔·〈画廊集〉序》。
［32］鲁迅：《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439页。
［33］文载1922年8月10日《小说月报》第13卷第8号。
［34］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宽容》。
［35］［36］［37］［38］［39］［40］［41］［42］［43］［44］周作人：《谈龙集·文艺批评杂话》。
［45］原载1923年10月28日《创造周报》第25号，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
［46］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
第三部分第十二讲 周作人与章太炎（1）
——“谢本师”及其他
（一）
周作人在论及“鲁迅与晚清文坛”时，曾说晚清学人中对鲁迅（以及他自己）影响最大的是严复、梁启超和林琴南；但又说，“后来在东京，看见《民报》上章太炎先生的文章，说严几道的译文‘载飞载鸣’，不脱八股文习气，这才恍然大悟，不再佩服了”［1］。如果说，严、梁、林三位对周氏兄弟的思想启蒙起了极大作用，那么，当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立思想时，章太炎的影响是更为重要的。正像周作人自己所说：“虽然有些先哲做过我思想的导师，但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2］周作人与章太炎的相交，一般人都以为是从1908年周作人与鲁迅一起就学于章太炎开始，其实是不确的。周作人于1906年秋来到东京，先住在本乡汤岛的伏见馆，到次年春即迁至本乡东竹町中越馆。据周作人后来回忆，“大概因为这里比较公寓方便，来的客也比以前多了”，“主要的是陶焕卿，龚未生，陈子英，陶望潮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3］。这里所说的常客中有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周作人大概就是通过龚未生的关系而结识章太炎的。但他们最初来往情况却不详。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材料，是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里的回忆：他在1908年6月10日出版的《民报》第21号发表的译文斯谛勃鄂克的《一文钱》（署名三叶译）曾“请太炎先生看过，改定好些地方”［4］，这说明他们此时的关系已经相当密切了。这年夏、秋之间，章太炎还曾托龚未生，请周作人翻译德人德意生的《吠檀多哲学论》的英译本［5］，周作人读后觉得“茫然不得要领”，遂建议直接译邬波尼沙陀即奥义书本文，“先生亦欣然赞成”，周作人曾“用心查过几章，想拿去口译，请太炎先生笔述，却终于迁延不曾实现得，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6］。
同年7月11日开始，周作人随同鲁迅至章太炎处听讲音韵之学。同学者有许寿裳、钱玄同等七人。本日“先讲三十六字母及二十二部古音大略”［7］。据朱希祖、钱玄同日记，章太炎先后讲了《说文解字》、《庄子》与《楚辞》、《尔雅义疏》［8］。但周作人自己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说文解字》讲完以后，似乎还讲过《庄子》，不过这不大记得了。大概我只听讲《说文》，以后就没有去吧”。周作人还这样回忆章太炎讲课时的情景：
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上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9］至于求教于章太炎所受的影响，鲁迅强调“前去听讲……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10］，周作人则以为“实在倒还是这中国文字学的知识，给予我不少的益处，是我所十分感谢的”［11］。鲁迅与周作人对章太炎的历史评价也不一致，鲁迅以为“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