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俏宜指行坏摹保�11］。鲁迅与周作人对章太炎的历史评价也不一致，鲁迅以为“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12］，周作人显然不以为然，他在《知堂回想录》中仿佛有所针对似地指出：“……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13］1909年春夏之间，周氏兄弟突然接到了他们的老师章太炎的一封信：
豫哉、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罗已来，准于十六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赴。此半月学费弟已垫出，无庸急急也。手书。即颂撰祉。麟 顿首 十四［14］信面是篆文所写。有意思的是，章太炎在信中用“启明”称周作人，从此周作人就改号为“启明”。师生关系之亲密，可见一斑。
师生同学于印度梵师的情景，周作人也有亲切回忆：
学生就只有太炎先生和我两个人。教师开始在洋纸上画出字母来，再教发音，我们都一个个照样描下来，一面念着，可是字形难记，音也难学，字数又多，简直有点弄不清楚。［15］但章太炎学习梵文的精神却给周作人以深刻的印象与启示。以后，周作人多次著文回忆这段历史，并且说：
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为标准，故推重法相与禅宗，而净土秘密二宗独所不取，此即与普通信徒大异……且先生不但承认佛教出于婆罗门正宗，（杨仁山答夏穗卿书便竭力否认此事，）又欲翻读吠檀多奥义书，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天语，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16］在周作人看来，章太炎是一位“儒佛兼收，佛里边也兼收婆罗门”的学者，这是章太炎“最为可贵”之处［17］。周作人说：“我于太炎先生的学问与思想未能知其百一，但此伟大的气象得以懂得一点，即此一点却已使我获益非浅矣。”［18］我们已经一再说过，“兼收并蓄，于杂糅中见调和”是周作人治学与思想的最大特色，这显然于章太炎等有所师承，又反过来，成为周作人评价古今中外学人的一个基本标尺。
不过，在日本时期，周作人所接受的，主要还是章太炎“革命的复古思想的影响”［19］。以后章太炎、周作人师生各奔东西，没有再见的机会。只是在1916年10月15日周作人日记中，我们看到如下记载：“乔风自北京归，带回太炎先生书单条一幅。”乔风，即周作人三弟周建人。查1916年10月12日鲁迅日记：“清晨三弟启行归里……寄回……章先生书一幅。”又，鲁迅1915年6月17日日记曾记：“下午许季NC125来，并持来章师书一幅，自所写与，又《齐物论释》一册，是新刻本，龚未生赠也。”这说明，1916年周建人带回绍兴家中的，正是1915年章太炎书赠鲁迅的条幅。时章太炎因“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20］，终被袁世凯软禁，鲁迅曾于1915年1月31日、2月14日、5月29日三次前往探视。太炎先生书赠条幅系抄录《庄子·天运篇》中的六句话：“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NC136满NC136；涂NC23B守神，以物为量。”［21］这显然是借庄子的话表示自己的心迹。鲁迅现在让周建人将条幅带回绍兴给周作人看，大概也有让周作人领会的意思。章太炎此时在周氏兄弟心目中仍然是十分令人尊敬的长者。
第三部分第十二讲 周作人与章太炎（2）
（二）
1917年4月，周作人由绍兴来到北京，章太炎却于1916年7月回到南方，师生未能一见。周作人来北京后，立即卷入了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有力的倡导者之一，而章太炎却日益走向新文化运动对立面。不可避免的文字交锋是1922年初发生的。是年4月，周作人以“仲密”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思想界的倾向》一文，列举事实，提醒人们警惕“国粹主义”的“勃兴”，事实之一即“太炎先生的讲学”。时章太炎正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在上海主讲“国学”，周作人对此在文章中专门讲了一段话，“对于太炎先生的学问，我是极尊重的。
但我觉得他在现在只适于专科的教授而不适于公众的讲演，否则容易变为复古运动的本营，即使他的本意并不如此”［22］，这语气是十分诚恳的，在坚持原则之中，仍流露出对太炎先生的尊重。但事实很快就证实了周作人的“忧虑”：就在周作人文章发表两个月以后，即1922年6月，章太炎在写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柳诒徵的信中，公开承认自己“妄疑圣哲”，“乃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对之追悔莫及；并表示“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23］。这封信可以视为章太炎向封建旧文化营垒提交的“忏悔书”，是他在思想与学术上倒退的重要标志。
对此，周作人并没有作出直接的反应，却在同年9月、11月连续发表了《国语改造的意见》、《我的复古的经验》等文，回忆章太炎当年“革命的复古思想”对自己的影响，并且强调，“因此得到一个极大的利益，便是‘此路不通’的一个教训”［24］。
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钱粮胡同的章太炎但章太炎在复古的轨道上却越滑越远。1924年8月，他在《救学弊论》里，公开鼓吹“物质之学”可“参用远西书籍”，而“政治，经济，则无以是为也”，至于“文科”即人文科学更应坚决地“远”西方之学，而“专务史学”［25］。这就完全回到当年他自己曾极力反对过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里去了。此后，章太炎竟然与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打得火热。1926年，“‘讨赤’军兴，先生又猛烈地作起政治的活动”［26］，组织所谓“反赤救国大联合”，自任“干事会”主席，发表《宣言与通电》，扬言“对于赤党……则由军人张其挞伐”［27］，并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叫嚷“以北事付之奉、晋，而直军南下……与南省诸君共同讨伐”北伐军与国民军［28］。此时章太炎已经成为维护封建军阀统治、反对革命势力的“护法大将”［29］。周作人遂在1926年8月28日出版的《语丝》第94期发表了著名的《“谢本师”》。文章首先说明自己“受了先生不少的影响，即使在思想与文章上没有明显的痕迹”，亦始终以先生为师；接着批评章太炎“太轻学问而重经济，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以至“把‘剿平发逆’的‘曾文正’奉作人伦模范”；最后，严正表示“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馀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殊非始料所及”［30］。
周作人这里所提及的章太炎“谢本师”事件发生在20世纪初的1901年。章太炎早年于1890年至1897年在杭州诂经精舍师事清末经学大师俞樾（曲园）凡八年，在“言稽古之学”方面受到了俞樾很深的影响，章太炎后来回忆说，“余喜独行赴渊之士，出入八年，相得也”［31］。这时章太炎正值22岁俞樾像至29岁的青春年华，俞樾的影响对于他一生的发展自然是至关紧要的。然而以后章太炎却逐渐走上了叛逆传统经学的道路，特别是在1901年，章太炎发表《正仇满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从政治、理论上对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主义发动了公开批判，并第一次指名攻击了清王朝与光绪皇帝。为避开清廷耳目，章太炎从上海到了苏州，并拜见已经离开诂经学舍，移居在这里的老师俞樾，不料却遭到一顿训斥：“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32］章太炎随即写了《谢本师》一文，公开拒绝俞樾的无理责难，表示从此要“谢本师”而继续走自己选定的道路。时间仅仅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到了1926年，章太炎自己又走上了他的老师的旧路，成为年青一代的历史对立物，而被自己的学生抛弃。历史前进步伐如此迅速，又这般无情，这确实是殆非人们“始料所及”的。
作为《“谢本师”》的馀文，1927年2月，周作人又发表《革命党之妻》［33］，对章太炎与徐锡麟之弟徐锡麒联名推荐省长之举，“稍为加以不敬”［34］。
第三部分第十二讲 周作人与章太炎（3）
（三）
但周作人自己也很快由“拉车前进的好身手”，“拉车屁股向后”［35］，走上了章太炎的复古之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周作人打出的旗号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36］；而且，为了证明“外国有的，中国古已有之”，周作人“发掘”出一批古人，其中比较重要的即有当年为章太炎所“谢”了的“本师”俞樾。三四十年代，周作人写过一些文章，给俞樾以极高评价，甚至说读俞樾的文章，“有时觉得与读欧罗巴文书籍时的感觉有点相似”，并“与新文学相通”［37］。当年因为维护封建旧文化的统治而被历史（以及他的学生）抛弃了的俞樾，在他的“徒孙”辈周作人这里竟然又成了新文化、新文学的先驱；俞樾若地下有知，也会觉得颇为尴尬的罢？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周作人要对章太炎重执弟子之礼，却是必然的。因此，当1932年春，章太炎再度北游时，我们在周作人日记里又看到了如下记载：“四月二十日，四时至北大研究所，听太炎先生讲论语。六时半至德国饭店，应北大校长之招，为宴太炎先生也，共三十馀人，九时半归家”；“四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至北大研究所听太炎先生讲，六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