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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宴太炎先生也，共三十馀人，九时半归家”；“四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至北大研究所听太炎先生讲，六时半回家”；“五月十五日，下午天行来，共磨墨以待，托幼渔以汽车迓太炎先生来，玄同、NB051先、兼士、平伯亦来，在院中照一相，又乞书条幅一纸，系陶渊明《饮酒》之十八，‘子云性嗜酒’云云也。晚饭用日本料理生鱼片等五品，绍兴菜三品，外加常馔，十时半，仍以汽车由玄同送太炎先生回去”；“六月七日下午，……玄同来谈，交予太炎先生刻续编资一百元”（这是在平弟子集资刊刻《章氏丛书续编》）［38］。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在再见章太炎时，既恭敬，又有几分拘谨，这是耐人寻味的。后来周作人自己在《知堂回想录》中说他的《“谢本师”》“不说振威孚威，却借了曾文正李文忠字样来责备他，与实在情形是不相符合的”［39］，似乎有几分“悔其少作”。
1936年，钱玄同（右二）、周作人（右三）、许寿裳（右四）、马裕藻（右五）、沈兼士（左一）等合影于北平章太炎先生追悼会1936年章太炎去世，周作人与马裕藻、许寿裳、钱玄同、吴承仕等合送挽联，联语曰：“素王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周作人又写了《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以作纪念。文章赞颂太炎先生“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那么，周作人最终仍是以章太炎为师的。
而章太炎晚年对周作人态度又如何呢？《知堂回想录》抄录了一封钱玄同的来信，谈及经章太炎审定的《同门录》（钱玄同戏称“点鬼簿”），其中“大名赫然在焉，但并无鲁迅、许寿裳、钱均甫、朱蓬仙诸人”，有人“面询老夫子，去取是否有义？答云，绝无，但凭记忆所及耳”［40］。这也可以算是一段小插曲吧。
然而，周作人自己却在太炎逝世以后，由“复古”而“事敌”。消息传出，全国哗然。他的学生也仿照乃师，公开发表文章宣布“谢本师”［41］。距离周作人脱离章太炎，仅有16年。这是本世纪连续发生的第三次师生决裂，时间的间隔一次比一次短，从一个侧面极其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想的动荡与变化。
但还有一点馀文。1943年，周作人被解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伪职后，在汪精卫的安排下南下讲学，在苏州逗留期间曾拜谒章太炎墓与俞樾的故居“春在堂”。南行中周作人写了不少打油诗，在苏州即有四首，诗兴不谓不浓，但却未有一首抒写拜谒太炎先生墓时的心绪的。
围绕着“谢本师”，历史给周作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又能再说些什么呢？注 释：
［1］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与清末文坛》。
［2］周作人：《“谢本师”》，载1926年8月28日《语丝》第94期。
［3］周作人：《鲁迅的故家·鲁迅在东京·中越馆三》。
［4］周作人：《瓜豆集·关于鲁迅之二》。
［5］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八三 邬波尼沙陀》。
［6］［15］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八三 邬波尼沙陀》。
［7］［8］转引自陈漱渝：《鲁迅从太炎先生学的新资料》。
［9］［11］［1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八 民报社听讲》。
［10］［12］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546—547页。
［14］据《鲁迅研究资料》第10辑所载原信。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引用时有改动。
［16］［18］周作人：《秉烛谈·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
［17］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七二 章太炎的北游》。
［19］参看本书第十七讲《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有关部分。
［20］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547页。
［21］参看岳首：《章太炎书赠鲁迅的条幅》，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3辑。
［22］周作人：《谈虎集·思想界的倾向》。
［23］《章太炎先生致柳教授书》，原载《史地学报》第1卷第4期，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第651页。
［24］周作人：《雨天的书·我的复古的经验》。
［25］《救学弊论》，原载1924年8月《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第653—654页。
［26］周作人：《“谢本师”》。
［27］《反赤救国大联合宣言与通电》，原载1926年5月2日《申报》，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第659页。
［28］《章炳麟通电》，原载1926年8月15日《申报》，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第659页。
［29］瞿秋白：《赤化共产真时髦》，原载《向导》第145期，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第659页。
［30］周作人：《“谢本师”》。如此激烈的态度在周作人是少有的，而平时比周作人急进的鲁迅，却保持着沉默，这在当时都很引人注目。
［31］章太炎：《谢本师》，载1906年11月14日《民报》第9号。
［32］见章太炎：《谢本师》。
［33］载1927年2月5日《语丝》第117期，收《谈虎集》。
［34］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七二 章太炎的北游》。
［35］这里是借用鲁迅在《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里评价刘半农的话，见《鲁迅全集》第5卷，第536页。
［36］参看本书附录《走向深渊之路》有关部分。
［37］周作人：《药味集·春在堂杂文》。
［38］转引自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七二 章太炎的北游》。
［39］［40］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七二 章太炎的北游》。
［41］参看1942年6月15日《抗战文艺》第7卷第6期《“谢本师”：周作人》专题中的《对周作人“谢本师”的果有其人》等文章。
第四部分第十四讲 周作人与李大钊（1）
——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及其他
（一）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对他与李大钊的最初交往，有如下亲切的回忆：
我认识守常，是在北京大学，算来在一九一九年左右，即是五四的前后。其时北大红楼初盖好［1］，图书馆是在地窖内，但图书馆主任室设在第一层，在头靠南，我们去看他便在这间房里。那时我们在红楼上课，下课后有暇即去访他，为什么呢？《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之外，别的都不容易找，校长蔡孑民很忙，文科学长陈独秀也有他的公事，不好去麻烦他们，……在第一院即红楼的，只有图书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是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所谈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2］这与鲁迅对李大钊的印象——“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有些儒雅，有些朴直，也有些凡俗”［3］，是十分接近的。不仅在同代人眼里，在年青一代的观察中，李大钊也是这样态度：“朴实，慈祥，对我们说话不多，可是爱护青年之心是溢于言表的”［4］。作为一个新旧过渡时代的先驱者，李大钊在思想、言辞上颇为激进，但在行为道德上却是相当传统的。也正因为如此，有些守旧者尽管拒绝李大钊的思想观点，却不能不对他的道德文章表示钦佩。以至在李大钊被捕后，有的警官也私下表示对李大钊为人的“尊敬”，“连反动报纸都不得不虚伪地赞扬他的学问、道德和人格”［5］。应该说，周作人与李大钊之间持续长久的友谊，与周作人对李大钊的学问、道德、人格的钦慕也是直接相关的。
当然，在五四时期，周作人与李大钊同时还是“相知”，他们的交往，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在《新青年》与《每周评论》［6］的密切合作外，周作人与李大钊在工读互助团、新村运动及少年中国学会活动中，都配合默契。
李大钊、周作人与陈独秀、蔡元培等同是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据发表于《新青年》第7卷第2号的“募款启事与简章”宣称，组织工读互助团的宗旨，在于“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不但可以救济教育界与经济界的危机，并且可以免得新思想的青年，和旧思想的家庭发生许多无谓的冲突”。正如一位负责人所说，工读互助团“是一种‘不流血的’经济革命”，其理想是“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显然，这是一个带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运动。在周作人日记中，最早见到有关工读互助团的记载是1919年12月10日：“四时半至守常处，赴工读互助团会”。这表明，周作人参加发起工读互助团，与李大钊有密切关系。在以后的日记里，出现了不少有关参加工读互助团活动的记录，如，1920年1月24日：“下午至工读互助团赴谈话会”；1920年2月28日：“下午至工读互助团闲话”；1920年2月29日：“下午至互助团第一组赴会”；1920年3月27日：“（得）工读第二组函”；1920年4月9日：“得工读三组函”等。可见周作人曾一度相当积极地参加了工读互助团的活动。
同一时期，周作人又以极大的热情与精力从事于同样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村运动，而新村运动也是得到李大钊的支持的。查周作人日记，就有“守常函介李君来，属为绍介新村”（1920年7月1日）、“访守常，以新村绍介函交徐彦之君”（1920年6月28日）等记载。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