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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7月1日）、“访守常，以新村绍介函交徐彦之君”（1920年6月28日）等记载。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说：
我最初认识守常的时候，他正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还没有加入共产党，有一回是他给少年中国学会介绍，叫我去讲演过一次……查有关资料，李大钊于1918年6月列名发起建立少年中国学会，并被推为《少年中国》月刊临时编译部主任。少年中国学会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并宣称自己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宗旨［7］。在早期活动中，少年中国学会模糊地表示要研究社会主义，这多少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从周作人日记看，周作人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而李大钊正是其间主要联系人。1919年4月31日日记中记有“在守常处得少年中国学会报一本”，这是最早的记载；以后，1919年6月18日、8月29日、9月16日、9月18日等日日记里，均有别人寄赠或自己购买《少年中国》的记载，其中9月18日即是“得守常寄《少年中国》三册”。到1919年12月2日又有“（得）守常函，代《少年中国》托作文”事，第二天日记即记有：“抄旧稿，拟予《少年中国》”，足见对李大钊约稿的重视；12月18日日记又记：“寄《少年中国》稿一件，交守常”，此文即是发表于《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的《英国诗人勃来克的思想》。至于《知堂回想录》所说“讲演”，是1920年12月19日下午在学会所作题为《宗教问题》的讲演，讲稿后来发表在《少年中国》第2卷第11期。但在周作人日记中，并未有李大钊介绍的直接记录，只是1920年12月12日有“邓仲懈、高君宇二君来访，属下星期为少年中国会讲演”的记载，邓仲懈即邓中夏，他与高君宇后来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当时与李大钊关系极为密切。很有可能是李大钊介绍邓、高来约请周作人讲演的，周作人也才会有《知堂回想录》里那段回忆。但周作人回忆说，他“给少年中国学会先后讲演过三次”，现在可查的只有这一次。
周作人与李大钊在工读互助团、新村运动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合作，表明他们都曾经是五四时期盛行一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积极参加者与推动者，这是具有思想史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由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不可或缺的中间桥梁。这里我要补充的是，像李大钊这样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他总体上完成了由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之后，其理论主张仍然保留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印记。例如，李大钊在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与第6号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6卷第4号、第5号发表了周作人翻译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里，仍然没有放弃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努力。他指出，“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李大钊手迹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马（克思）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正如李泽厚所指出，“以‘互助’、‘协合’、‘友谊’、‘人道’、‘改造人类精神’来作为改造社会组织的互补剂和双行道，使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具有某种伦理的道德的性质和内容”，这种将马克思主义“道德化”的倾向，是在“农业小生产的传统社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并且与“先秦墨家以来的中国下层的传统伦理”与“儒家的仁爱伦理”“有了可以相通的一面”［8］。而这恰恰是周作人这样的“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最容易引起共鸣的。事实上，周作人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对克鲁泡特金以“互助论”为中心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表示了浓厚的兴趣［9］。五四时期，周作人在有关新村运动的文章中，一再宣扬他的“以协力与自由，互助与独立为生活的根本”的“新村的理想”［10］，渴求着“人”的精神的改造。同时，他在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里，反复强调女子解放“必须以女子经济独立为基础”，并多次引述英国妇女问题专家凯本德的观点：“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11］因此，在企图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互助论”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互补”这一点上，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与同时期的李大钊是有着思想上的共鸣之处的［12］。也正因为如此，周作人在五四以后一直以共产主义者的“同路人”（同情者）的面貌出现［13］；直到大革命失败以后，尽管他在政治思想上已经与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分歧，但他在明确表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仍然称坚持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理想的共产党人为“朋友”［14］。我以为，在考察周作人与李大钊关系时，注意这一大的思想文化背景，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部分第十四讲 周作人与李大钊（2）
（二）
在1921年以后，李大钊集中主要精力从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与工农运动，与周作人等新文化人的交往逐渐减少。据周作人回忆，这一时期，他与李大钊的联系主要通过其长子李葆华。此时，周作人正在蔡元培及北大同人创办的孔德学校任高中一年级国文教员，李葆华在这个班就读。
最初有时候还问他父亲安好，后来末了这几个月，连他儿子也告假不来，其时已经很近危险了。但是一般还不知道。有一回我到北大去上课，有一个学生走来找我，说他已进了共产党，请我给他向李先生找点事办，想起来这个学生也实在太疏忽，到教员休息室来说这样的话。但是也想见到李葆华，叫他把这件事告诉他父亲知道，可是大约有一个月，却终于没有这机会。［15］李大钊于1927年4月6日不幸被张作霖队伍逮捕。是日正值清明，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相约在海淀春游，并借宿于沈士远（沈尹默兄）家；李葆华等“孔德的学生也往那里找他们的旧同学”，亦一同前往。次日，才在报上看到李大钊被捕的消息，只得将李葆华继续隐匿城外，但因海淀侦缉队就在附近，不便久留，遂由周作人借去燕京大学上课的机会，将李葆华带回城里，隐居在周作人住宅中，有一个多月。后由沈尹默设法，化名为杨震，送往日本留学［16］。
李大钊于4月28日遇难。五天以后，周作人即作文悼念，并不顾一片白色恐怖，将此文刊载于自己主编的《语丝》第131期上。文章指出，“李君以身殉主义，当然没有什么悔恨。但是在与他有点戚谊乡谊世谊的人总不免感到一种哀痛”，“所可异者，李君据说是要共什么的首领，而其身后萧条乃若此”［17］。同期《语丝》还发表了周作人的《日本人的好意》，对日本《顺天时报》诬蔑李大钊的反动言论，痛加驳斥，指出，李大钊“以身殉其主义”，是实行“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古训，绝非日本侵略者所能理解；而《顺天时报》借机“劝我中国的‘同胞’要‘苟全性命’，趁早养成上等奴才，高级顺民，以供驱使”［18］。周作人绝非共产党人，他与李大钊也非生死之交，但他从自由主义思想出发，尊重思想信仰自由，对于李大钊以身殉主义的道德节操表示由衷的敬佩，因而在白色恐怖中奋起保卫了李大钊的英名，确实难能可贵。
对此鲁迅曾给以很高评价［19］。
在李大钊殉难后，周作人不但参加了1933年北京中共地下党组织举办的公祭，并且自觉地担负起了帮助遗孤的责任，正如李大钊的亲属贾芝所说，“他是朋友中出力帮助最多的一个”［20］。
“周作人是李大钊书稿的保存者。”［21］据贾芝文章介绍，李葆华曾回忆说，李大钊在世时，就有出版文集的计划，并把亲自选定的一些篇目交给他的族侄李乐光。李大钊牺牲后，李乐光从各报刊上继续搜集佚文，进行《李大钊全集》文稿的抄录、编辑工作。1933年春，滦县失陷，李大钊故乡乐亭也为伪军强占，李大钊夫人来京避难，向周作人提及出版全集事，周作人立即于1933年4月致书曹聚仁，请代为与上海群众图书公司联系，曹聚仁当即表示同意。5月周作人又去信，并有“请旧友题跋”的计划，表示“弟拟写一小序”。经磋商，决定由周作人约请胡适之、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等写序或题字，由曹聚仁约鲁迅、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等作序；后来收在《鲁迅全集》里的《〈守常全集〉题记》即应此约而写。但后因“北新书店去信兜印”，家属方面“意欲予之”，此事遂不议。1933年10月，李大钊侄李乐光被捕。在被捕前数日，《全集》稿4卷由李乐光岳母送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又由李星华交周作人保存。1934年春，周作人在回答曹聚仁询问的信中称：“全稿系守常族侄所干，历时甚久，交稿来后不数日即被逮，大约要关十馀年云，因此此稿由鄙人负保管之责，时以为念。
如能早日成书，则大善矣。”信中并说明文集中一、二卷已托人带去上海，三、四卷仍在手中。1935年春，曹聚仁又因迟无进展再写信给周作人，周作人回答说：“关于印守常文集事，与李君家属一谈，未能决定，大抵拟暂且犹预，似不以此刻印行为妥当也。”［22］以后，此书前二部分曾于1939年4月托名社会科学研究社由北新书局出版；而三、四部分始终保存在周作人手中。1948年周作人在狱中，在1945年所写《红楼内外》基础上，补写了《红楼内外之二》（载194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