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碛诒驹�21日《晨报副刊》，并慎重加上《附复》：“我接手编辑以来也快三个月了，但这还是第一次作人先生给我们机会接近他的温驯的文体，这虽只是简短的校阅，我们也可以看出作人为学的谨慎与不苟”，并赞扬说，“作人先生的幽默与‘爱伦内’——正像是镂空西瓜黑点上了蜡发出来的光彩，亮晶晶的绿滟滟的讨人欢喜”，对周作人的钦慕之情溢于言表。
但仅在一个月以后，双方就陷入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这大概是周作人与徐志摩本人都不曾料及的罢。1926年1月13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发表《“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吹捧陈源“是分明私淑法朗士的，……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此文引起周作人的强烈反感，遂写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投寄《晨报副刊》，并于1月20日发表。文章揭露：“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周作人因此而发出感慨，“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恬然自居于正人之列”。在周作人文章发表当晚，陈源即写信给周作人，认为所说“名人名教授”包括自己在内，要求公开澄清，并说：“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打紧”，无端地将鲁迅拉扯了进来。周作人将此信以《陈源先生的来信》为题在《语丝》第64期（1926年2月1日出版）发表，并加附记，说明所说的两位绅士：“一个A君，我们间接从B君听来的，但B君现在往欧洲去了，无从再去问他。一个X君，C君听D君转述他的话，但可惜X君的真姓名C君说已经记不起了。A君与陈源先生是别一个人，X君的姓名虽然忘记，惟据C君说也不是陈先生。所以我就于廿二日写一封信给陈先生，告诉他在所说的两个人里面查得并没有他。”周作人1月21日、22日给陈源的信，以后又在陈源《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总题下，发表于1月30日《晨报副刊》。关于所谓“叫局”问题的真相，川岛在《语丝》第68期（1926年3月1日出版）有过明确的说明：“我也听说是陈源教授所说，在14年5月30日午后6点的时节，北京十刹海会贤堂楼窗口张凤举先生和我说的。”《语丝》第69期又载周作人《致川岛》书，说明他的信中“替陈源先生辩明的话，则是根据C君后来告诉我的话”。所谓C君即指张凤举，他不愿出来作证，周作人才不得不在给陈源的信中否认了此事。
周作人在信中最后说：
你说我在装绅士，这或者是对的。我决不是绅士，但是有一种疑古玄同式的“端午吃月饼中秋吃粽子”的怪脾气，有时候喜欢学学绅士，虽然不摆架子却总想摆身份。
第五部分第十九讲 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诸君子（2）
在周作人与陈源的这次论战中，徐志摩的态度颇值得注意。他于1月26日、31日两次致书周作人，表示：“我们都认为有从此息争的必要，拟由两面的朋友们出来劝和。”同时又说，“只有令兄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5］，显然有与周作人和解，而继续与鲁迅周旋之意。周作人于2月4日复信（后以《代邮——寄徐志摩》为题载2月6日《京报副刊》）中一面表示“关于这闲话事件，别人骂我的话我都不介意……倒是老兄和陈先生恭维我的话，我听了有点痛心，如说我是‘正人君子’啦，什么文学啦，博学啦，这比说我是猴子还厉害”，一面又说，“女大的公理维持会出现，我也说过好些嘲讽的话，虽然那会里边有几个北大的同事，我始终对于他们个人怀着‘厚意’。现在事情过去了，嘲讽的意思也随着过去，厚意却不妨保有其原来的程度”，暗示对现代评论派诸君子“个人（仍）怀着‘厚意’”。而此时本来与此事无关、硬被牵扯进来的鲁迅，却仍在执意于“我还不能‘带住’”，兄弟俩再次显出了“差异”。
但是，周作人与陈源（们）的论争没有、也不可能“过去”。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陈源偏袒军警方面的态度，再一次引起周作人的不满，忍不住又开始了“笔战”。3月28日周作人作《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载同月30日《京报副刊》），针对陈源所谓杨德群牺牲是因为被人利用与强迫的“流言”，指出：“陈先生所说实系利用死者以发表其阴险之暗示”，“他实在是现代评论社里替章士钊最出力的唯一的人”。文章并说：“有朋友对我说，在这样社会里与那样阴险的人去为难，是颇危险的。自然，我也知道，但这是我的坏脾气，喜欢多说话，一时改不过来。至于危险呢，或者就是通缉吧？因了言论而被通缉，倒也是很好玩的。”在以后的文章中，周作人始终把攻击的火力集中于陈源一人，而很少涉及现代评论派的其他人。他一再地表示：“我轻陈源，与他之是否文人毫不相关，我只轻他是章士钊的徒党，是现代评论社的第一个捧章的人。”［6］并一再声明：“我平常是对于私怨最不计较的人，因了这与己无干的闲事却不惜抹了脸来，与曾经有过交际的现代评论及陈源先生吵闹，这实在是我的一种坏脾气，虽坏而无可补救的脾气。”［7］周作人同时又坚持，对于陈源的揭露是一场原则的斗争。他指出：
五四时代北京各校教职员几乎是一致反抗政府，这回大屠杀之后，不特不能联合反抗，……现代评论的陈源之流，使用了明枪暗箭，替段政府出力，顺了通缉令的意旨，归罪于所谓群众领袖，转移大家的目光，减少攻击政府的力量，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8］1926年6月7日出版的《语丝》第82期以《陈源教授的报复》为题，发表了北大英文系学生董秋芳的来信；董因在《京报副刊》上发表文章，批评陈源关于“三一八”事件的闲话“有辱没死者和嫁祸生者的阴险的用意”，遂遭身为北大英文系教授陈源的报复，不准其听英译中对译课。周作人在董秋芳来信案语中指出，陈源“是拿了章士钊的一千元为虎作伥的现代评论社的第一角色”，“他的那样的报复我想正是当然的”。
在1925、1926年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中，对于陈源的揭露与批判，周作人的锋芒并不亚于鲁迅，但陈源似乎对周作人始终持宽容态度，而死死纠住鲁迅不放。应该说，陈源们是有眼光的，他们看出周作人身上的绅士气，在本质上与他们是相通的。胡适在双方激战正酣时，曾写信给鲁迅、周作人与陈源，认为这是“‘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9］。此话可以用来说明陈源（们）与周作人的关系，用于鲁迅则不妥。
因此，当1931年11月徐志摩突然坠机而亡时，在周作人那里引起了强烈反应，这就可以理解了。周作人写了《志摩纪念》，发表于1932年3月《新月》第4卷第1期，是这期“志摩纪念”专栏的第3篇，居于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与胡适的悼文之后。周作人在文章中说：“照交情来讲，我与志摩不算顶深，过从不密切，所以留在记忆上想起来时可以引动悲酸的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即使如此，周作人仍给徐志摩的诗歌、散文在“文体变迁”上的贡献以很高评价。而周作人特别推崇与“悼惜”的则是“志摩的人”：“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凡是见过志摩几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感化，引起一种好感，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点也好像脸上某处的一颗小黑痣，也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只令人微笑点头，并没有嫌憎之感。”徐志摩得到了这样的理解与评价，可谓遇到了“知己”。
至于周作人与陈源之间，在那场笔墨官司之后，似乎没有更多的来往。六十年代周作人在与友人谈到当年的陈源时，仍流露出不胜惋惜之意：“陈西滢亦是颇有才气的人，唯以乡谊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参加女师大一段，妄费许多力气，亦深可惜也。”［10］
第五部分第十九讲 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诸君子（3）
（二）
周作人与新月派大将梁实秋的关系也是饶有趣味的。
“不打不相识”，周作人与梁实秋的相交，是由一场关于“丑的字句”的争论开始的。梁实秋于1922年5月27日至29日在《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强调“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美即是真，真即是善”，“诗的内容只应要美的”，“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肯令艺术薄弱的民间的诗在诗国里称霸”，“与其说‘向民间找老师去’，毋宁说向没有人的地方求仙去”。梁实秋显然对周作人等所倡导的民谣征集运动有所保留，而梁实秋“美即是真，真即是善”的文艺观，与周作人这一时期“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11］的文艺观也是对立的。周作人因此写了《“丑的字句”》一文（载6月2日《晨报副刊》），提出疑问：“我很怀疑诗人自己既然是人，为什么不能在人间求出诗来，而且仙人何以又是诗的源泉？”文章并且指出：“梁君议论的一切根据是在美，但他并不说明仙人怎样即是美，而凡人是丑。”周作人文章发表后，梁实秋先后在6月25日、7月5日《晨报副刊》上发表《读仲密先生的〈丑的字句〉》、《让我来补说几句》，进行反驳；6月30日《晨报副刊》又发表周作人《小杂感》，作为对梁实秋的答辩。五四时期关于诗的发展的激烈争论中，“丑的字句”的论争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但朱自清却独具慧眼，在他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初期的诗论”部分单独列了“‘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