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50］［62］［67］周作人：《雨天的书·读〈纺轮的故事〉》。
［52］参看周作人：《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
［53］这也是五四时代的思潮。恽代英在《结婚问题之研究》（载1917年7月15日《东方杂志》第14卷第7号）中即指出：“吾人之结婚而生殖，乃出于吾人性欲相引之自然结果，犹如一切鸟兽之生殖，出于其性欲相引之自然结果，均非先有生殖之责任而生殖，亦非无生殖之责任即不生殖也。”［54］周作人：《谈龙集·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
［55］［56］［58］［60］［61］周作人：《谈虎集·北沟沿通信》。
［57］周作人在《北沟沿通信》里引用威尼斯地方谚语，“云女子应有四种相，即是：街上安详，寺内端庄，家中勤勉，□□颠狂”。
［59］鲁迅：《而已集·小杂感》，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531页。
［63］［64］周作人：《谈虎集·新希腊与中国》。
［65］周作人：《谈虎集·民众的诗歌》。
［66］周作人在考察自己家乡的民性时，也一再感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的，绍兴的风水变了的缘故罢，本地所出的人才几乎限于师爷与钱店官这两种，专以苛细精干见长，那种豪放的气象已全然消灭……”（《泽泻集·〈陶庵梦忆〉序》）对于故乡民性中原始人性的“放恣”状态（《药堂语录·〈九烟遗集〉》），周作人始终是引以为豪的。
［68］周作人：《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
［69］鲁迅先生在《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里说：“……中国人，凡是做文章，总说‘有利然而又有弊’，这最足以代表知识阶级的思想。其实无论什么都是有弊的……”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189页。
［70］周作人：《谈虎集·半春》。
［71］周作人：《苦竹杂记·文章的放荡》。
［72］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
［73］［74］［75］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爱的创作〉》。
［76］周作人：《谈龙集·〈香园〉》。
［77］［78］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结婚的爱〉》。
［79］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说，关于“两性的爱”，他所坚持的首先是“男女两性本位的平等”。
［80］［84］周作人：《谈虎集·抱犊谷通信》。
［81］周作人在《夜读抄·性的心理》一文中引用蔼理斯的观点，具体提出两条限制：（1）
不关系医学，即不损害健康；（2）不关系法律，即不损害他人健康与权利。
［82］［83］［85］周作人：《谈虎集·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
［86］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诗的效用》。
［87］［88］［97］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沉沦〉》。
［89］［90］［92］［94］［96］［98］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情诗》。
［91］以上引语均见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沉沦〉》。
［93］周作人：《谈龙集·森鸥外博士》。
［95］周作人：《〈性教育的示儿编〉序》，载1929年9月16日《北新》第3卷第17号。
［99］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平民的文学》。
第二部分第五讲 民俗学研究与国民性的考察（1）
（一）
民俗学研究也是五四时期的“显学”之一，周作人无疑是中国民俗学的一位重要先驱者。
中国人是从日本那里知道民俗学的。据介绍，民俗学是1884年从欧洲传入日本的［1］，当时，正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学术界迫切要求向西方学习现代科学知识。民俗学最初传入日本时，与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以至民族学、社会学都没有严格的区分，据周作人回忆，他于1906年初到日本留学时，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接触民俗学的。他读了神话学人类学派学者安特路朗的《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与宗教》这两本书，思想上受到了极大震动。他后来回忆说，“我因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解说，不但懂得了神话及其同类的故事，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类学”，“有些我们平常最不可解的神圣或猥亵的事项，经那么一说明，神秘的面幕倏尔落下”［2］。所谓神话学人类学派，即是认为古代人“与今时某种土人其心理状态有类似之处”［3］，因此，可以用今天在一些野蛮民族中“尚有存留的信仰推测古时（神话中）已经遗忘的意思”［4］。这种礼教习俗研究方法，最初就称之为“民俗学的方法”。据钟敬文介绍，“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我国神话、故事方面研究观点主要受到这一派的影响”，“这个学派是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正风靡学界的时候，把它应用到人文科学（原始文化史、神话学及故事学、民俗学等）上来，而使这方面的研究面目一新的”，它所采取的方法“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跟那些只凭思辨的方法是很不相同的。这也是此派成为比较科学的神话学、故事学的主要原因”［5］。周作人正是神话学人类学派的主要介绍者与倡导者之一。他于1912年至1914年间所写的《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儿歌之研究》，特别是《古童话释义》，即是运用神话学人类学派的理论研究中国神话、传说与童话的最初尝试，也是我国最早的民俗学研究成果。也正是在写于1913年的《童话略论》里周作人明确指出，“童话研究当以民俗学为据，探讨其本原”。他在我国第一次提出了“民俗学”的概念——这时仍然没有与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严格区别开来。
差不多在周作人开始着手中国神话学、童话学研究的同时，1913年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等人引人注目地开始了“乡土研究”，其最大特点是注重下层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不只是文献上的排比推测，乃是从实际的民间生活下手”，注意民间传说、故事、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与研究［6］。正如周作人所说，“柳田对于儿童与农民的感情比得上任何人，他的同情与忧虑都是实在的”。明治末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农村发生了极大变化，柳田目睹“古昔的传统的诗趣在今日都市生活里忽而断绝，下一代的国民就接受不著了事”，“平常人心情不被珍重纪录，言语文章的用法有苛酷的限制”，这都引起了柳田的忧虑，周作人也深有“同感”［7］。于是，他的民俗学研究又深深地打上了柳田国男“乡土研究”的烙印，使他于童话、神话、习俗的研究外，又注意到了平常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及民间歌谣、传说的研究。1914年，他甚至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公开征集绍兴儿歌、童话，启事中言，“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学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8］，可见所受柳田国男的影响。
本世纪初，周作人的上述活动尽管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开端，但大都限于个人的兴趣；真正大规模的民俗学研究，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
首先开展的是歌谣征集活动。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简章》，并且同时宣布由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负责编辑，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征集活动得到了蔡元培和北大广大师生的支持。短短两个月就收到歌谣1100馀则，从5月末起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共148首。中间经过一番曲折，1920年12月19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正式成立，由沈兼士、周作人共同主持。1922年12月17日举行歌谣征集成果展览会，并创刊《歌谣》周刊，由周作人、常惠等负责编辑。周作人亲自起草了《歌谣》发刊词，明确提出：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资料，我们把他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
以后，根据周作人的建议，歌谣研究会又改名为“民俗学会”，扩大歌谣收集范围，一切方言、故事、神话、风俗等材料，俱在其列。1925年10月，周作人与钱玄同、常惠联合署名发表《征求猥亵的歌谣启》［9］，计划编辑《猥亵歌谣集》及《猥亵语汇》（后未果），以“从这里窥测中国民众的性的心理，看他们（也就是咱们）对于两性关系有怎样的意见与兴味”。正是在民俗学会的指导与推动下，更全面地展开了我国民俗学研究，并且很快出现了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演变》等一批最初成果；周作人为之作序的就有刘半农《江阴船歌》、刘经庵《歌谣与妇女》、林培庐《潮州畲歌集》、江绍原《发须爪》、谷万川《大黑狼的故事》等。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在周作人主持下，《语丝》十分重视民俗学研究。《语丝》上经常刊载中外民歌、民间故事及有关研究，以及民俗的整理与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语丝》中上述民俗学资料的搜集与讨论，常与《语丝》作者所特别关注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十年代，我国民俗学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研究中心逐渐南移，继广东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之后，南方许多省市相继成立类似组织［10］，其中以广东、杭州成绩最为显著，我国第二代的民俗学研究者迅速成长起来。周作人这时虽已不再担负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