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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多人为聂绀弩的冤案奔走，戴浩与聂夫人周颖拿到了有关政策文件，周颖先看文件，一边读，一边说：〃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周颖要聂也看看，聂不看。他还带着冷笑讥刺戴浩和周颖：〃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
1962年，杨振宁与父母在日内瓦见面，当时杨在美国，很少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形。杨父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杨母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李慎之说：“季（羡林）也许在梵文方面有专长，但在学术思想上无非是一个庸俗的民族主义者，现在则给他戴上许多高帽子，甚至称之为‘学术大师’。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无大害，只是学术界这样捧一个对国学与世界史近乎无知的老人，实在是中国的耻辱。”
巴金反思“文革”：“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老舍《二马》写道：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
有一年，金庸到台湾，跟李敖聊天，特别提到，在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已是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说：“佛经里讲‘七注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窘得无以对答。李敖认为，金庸的信佛，是一种“选择法”：凡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
十六、苦痛（1）
陈寅恪聊及政治决定了他“聊作无益之事”时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此不同之标准及风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吴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自陈：所读之书，终不能达于用，至于落拓极而牢骚起，抑郁发而叱咤生，穷愁著书自以为“呵风云、撼山岳、夺魂魄、泣鬼神”，或者“态虫鱼、评月露、写幽恨、寄缠绵”，愤世嫉俗之余，不觉也是一个大愚人罢了。
王国维说他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学上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鲁迅《少读中国书》观点：主张读经的人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要人读经，成为孝子顺民，成为烈女节妇，而自己倒可以得意姿态、高高骑在人民头上。他们常常以读经自负，以中国古文化自居，但他们可曾用《论语》感化过五卅惨案的日本兵，可曾用《易经》咒沉了三·一八惨案中炮轰大沽口的八国联军的战舰？
胡适《说儒》：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所行殷礼，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傅。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提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这就是“亡国奴柔顺论”，匈奴人或哥特人亡国不知多少次，性格却未见柔顺，犹太人亡国时间最长也不见柔顺。
胡适说：〃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因为这方法上的不同，在结果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意的自然演进是很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工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他坦言：〃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
陈独秀为他的时代疾呼：“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和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如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罗隆基等，日后都是一时瑜亮。而后来的三·一八、一二·九、一·二一等运动，大多为政治势力所操纵，那些学生领袖也就欠缺一种气质，但似乎有点“真人不露相”的深沉。
苏曼殊曰：优人作剧，荡破民财，小说增缘，助发淫事。夫音乐隳心，离则愈苦。淫词导欲，滋益缠绵，佛法割断贪痴，流溢慈惠，求乐则彼暂而此永，据德则此有而彼无。
苏曼殊自况：众人一日不成佛，我梦中宵有泪痕。
蒋介石痛感中华文化的日益沦亡，在其《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写道：“中国在文化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内容的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全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没有了中国人。”
1932年，陈独秀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求字时，他率尔而应，提笔就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大字。在狱中，他听到有可能处死的消息，却毫不畏惧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社会。〃
杨杏佛、瞿秋白遇难后，盛传鲁迅亦将不免，鲁迅乃作诗曰：“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胡风作为鲁迅的门生，在非常时期写出〃三十万言书〃，不可不谓之硬汉。在武斗最凶猛的〃文革〃之初，他正好在四川深山中劳改，否则必死无疑。饶是如此，他几经斗争和监禁后，精神也早已崩溃。文革后虽获自由，经过治疗后精神也逐渐平复，但仍十分敏感，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旧疾复作。他于1985年去世，弥留之际还在惊惶失措地说：〃有人又想诬陷我？这怎么得了？〃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独裁统治招致民怨沸腾，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也非常强烈。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就曾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致信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实行立宪。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之。”“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据说，蒋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
殷海光穷困之际，向学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许冠三的信中说：〃我自己只有一个念头，“五四”以来，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别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这个时代让我活活挨饿？〃
1961年，田家英在浙江进行农村调查后，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与毛崇横等人同住刘庄。田善谈，往往饭前讲故事以广见闻。此次却看着饭菜，神情严肃，无心摆龙门阵，他说：〃农民兄弟太困难了，有一户农民因搞公社化搬了七次家，办食堂占了他的房屋，搬到庙里，庙被征用办工业，住到亲邻家，整个村子又叫搬迁，只剩下一条扁担可以担走的全部家当，下一步迁到哪里还不知道，真叫人看不下去。〃田感叹：〃一饭膏梁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王序曾说，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有一年，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办公室的门，他紧张得几乎无所措手足，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邓稼先跟杨振宁从高中到大学，再到美国留学，一直是好朋友。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