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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学成出师，南下的时候，顾随对她说：“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这重托让叶嘉莹一生都忘不了，她说：
我之所以在半生流离辗转的生活中，一直把我当年听先生讲课时的笔记始终随身携带，惟恐或失的缘故，就因为我深知先生所传述的精华妙义，是我在其他书本中所绝然无法获得的一种无价之宝。古人有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灵的启迪与人格的提升。
——《顾随全集·序言》
夏承焘先生还曾在日记中记下这样一个梦，谓其前身为宋徽宗云云。但是先生更加重视的还是后天的努力。他说：“我曾经谐笑地告诉一位朋友，‘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他的成就、他的词学建树，就是在“笨”字上下功夫而取得的。
周祖谟读书做学问遵循着〃次第读书法〃。他说：〃专攻某一门学科，也要先读有关的基础书，然后兼及其它。如从事语言研究，语言学就要先学好，要会发音，会用音标记音，这是必要的一个次第；从事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概要就是必要的一个次第；关于语言文字，就得先看《说文解字》，然后才能研究古文字；研究历史，应先从通史入手，再进行断代史研究。〃
冯至在自然、人生、生命几个方面的思考都是很有意义的。他主要提出了几个问题：
一、忍受寂寞，忍耐，默默担当一个大宇宙。像自然一样默默；
二、平凡中的伟大，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像自然界的贵白草一样〃不辜负一个名称〃，像往山上凿路的老人、化缘在孤岛上建造灯塔的人一样做有益的事业，体现平凡中的伟大；
三、以自然为楷模，维持向上的心情。
钱穆做小学教师10年，中学教师8年，任大学教师时间更长。但他对小学教师生活却情有独钟。他说，在小学任教时，每校学生都在百人左右，师生相聚，同事如兄弟，师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学校，吃在学校，工作在学校，团体如家庭，职业即人生。学校就像堂屋，故在小学任教，总觉心安。而中学、大学规模比小学大，人员比小学杂，师生之间、同事之间来往也比较烦琐。由此才知中学教师、大学教师更是个职业。
晚年钱穆曾多次对人说，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
——马建强：《钱穆是怎样做小学教师的》
吴世昌先生说：〃不教之教比任何教导都有效，要养成自问自答自己钻研的习惯。〃
吴世昌先生说：词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读懂的。有一条经验：要读原料书，少读或不读选集和注本，要独立思考，才不至于上当受骗。
梁漱溟少时读书无多，但精神雄健，他的成名之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人类文化分为中、西、印三大类型加以讨论，为绝对独创。蒋百里称之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胡秋原认为该著〃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1966年，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没收，梁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了这本《人心与人生》，其中有云：“宗教之真惟一存在见于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内，将大行其道于共产主义末期。”
三十年代初，吴健雄在中央大学物理系学习时，他的老师施士元教授是居里夫人的博士生。施士元经常向学生讲述居里夫人的种种轶事，从此吴健雄以居里夫人为偶像，数十年后，吴健雄被称作“中国的居里夫人”。
熊十力诫张中行语：“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
张季鸾生前曾传授给王芸生二十字秘诀：〃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吴清源说：围棋本身不是一个武的东西，而是文的，是文化。围棋跟政治没有关系。
张中晓说：〃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惟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
高僧大德净空老和尚回忆他当年跟方东美念书时候情景：
我二十六岁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方先生给我讲课的时候，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他告诉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古今中外的哲学都没有办法跟它相比。方先生说：“学佛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厦门平民学校成立会上说：〃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能够教你们永远被奴役。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你们自己不要小看自己……〃
启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中说，抗战胜利后因有人推荐他去北平当局任职，他拿不定主意，就去征询老师陈垣意见，援庵先生说：“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
1980年11月，林同济在伯克利大学演讲〃对中国人心灵的寻求〃。他对观众如此致意——容我这样说吧，中国人认为，一旦你自己和宇宙挂联起来，你就变成某种神圣的事物。你对宇宙作出了终极忠诚的承诺，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师聚合了，这就是中国之道。
四、为学（1）
1943年，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请教熊氏应该读什么书。熊氏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过了些时候，徐复观再去看熊十力，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熊问，有什么心得？于是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他不太满意的地方。熊十力未听完便怨声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
魏源得到儒家经典《大学》的古文，一见之下，欣喜若狂，连夜苦读。等汤金钊前去探望时，只见魏蓬头垢面，发辫不整，乱草般的发丝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领破旧的长袍，不着马褂，上面亦是污迹斑斑，脚上随便穿一双旧得发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袜。往日沉稳严谨的清贫才子无迹可寻，魏混然一个浪迹街头的乞丐，汤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寻到一册古本《大学》，甚是喜欢，抄录全篇又将之与今文《大学》相校相勘，不知已过了如许时日。”
姚学塽极为赞赏魏源的悟性，魏源要拜姚为师，姚不允，辞道：〃你他日定然在我之上，我又如何为你之师？〃魏源道：〃师学识渊博，又具极其宽容之治学之境，当为我之师。〃姚说：〃心在而已，何必如此斤斤而计？〃
林纾自幼十分刻苦，曾在居室的墙上画了一口棺材，旁边写道：“读书则生，不则入棺。”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致辞说：“兄弟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心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
章太炎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黄侃在音韵学方面，已较乃师章太炎为高，亦是实例之一。
梁启超曾说读龚自珍诗文“如受电击”，他自己的文字也达致了这一阅读效果，他“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他的《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以其一泻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鲜活泼的思想倾倒了几代读者。正是“笔锋常带感情”，使得梁启超的政论富有极大的感染力，影响了几代人。
梁启超评其师康有为：“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
张之洞在《劝学篇》卷首写道：“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此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大概。
廖平读书避短就长，专从“思”字上下功夫，从传统的死记硬背中解脱出来，采用默识理解的科学方法，这是他一生学术所以创见独多，见解奇特的原因之一。他后来回忆这一转变说：“予素无记性，幼读五经未完，然苦不能成诵，弃学。师许以不背，乃复从学，故予后专从思字用功，不以记诵为事。心既通其理，则文字皆可弃，至于疑难精要之处，虽不能通其词，然亦默识其意。”
梁启超这样评论王国维：“学者徒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