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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活不下去了？
第一部分《吾命如此》三（2）
也许我并不是一个特例。那年月，时常会看到河南人逃荒到我们这里。他们一副担子，前面筐里挑着全部家当，后面筐里挑着小猫小狗一样的孩子。一个身体消瘦面色憔悴的女人在后面跟着。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下，这些孩子尽管个个看上去很活泼，但无一不肮脏羸弱，整天在垃圾堆里爬来爬去。这些可爱的小生命降生到他的家庭，大多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一种累赘，一个纯粹的意外。他们将养育孩子叫做“拉扯孩子”。一个“拉扯”，就形象地描述了他们养育孩子的基本方式，即在人生的奔忙中，不要丢失就可以了。这就是河南人。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四处流散，遍布全国。我常想，在那些赞扬他们生命力顽强的说词背后，是否还包含另外一层意思：他们忽视生命，不能去认真地爱惜自己。作为人，生而高贵的意识在这群人里几乎丧失殆尽。
童年的经历往往是作家一生中最重要的生活体验。托尔斯泰说，一个人到了五岁，也就过完了他的一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五岁前的所有体验，会给他的一生打上印记。我深深地理解他老人家的话。这让我不无感伤，我这一生，难道就因童年的这种经历，便不可能高贵地活着？
家境的再次贫困，使父亲在深夜里失声长叹。我睡在他的脚头，他的脚趾头偶尔会蹬到我的嘴边，我饿极的时候，也会误将它吞进嘴里。至今我尚能回味起他的那种声音和他脚趾的那种特殊味道。那声音穿透黑暗，将一种凄凄惨惨的气氛遍布我四围的每一寸空间，以及幼时每一个漫长的夜晚里。所以，从小我就感觉到，这个世界很坏，它在欺辱和折磨着我的父母。
母亲脾气变得很坏。她大概也发觉现实里的一切，并非依靠勤劳或者美德就可以改变。她脾气坏起来，不朝父亲发，不朝哥哥们发，因为他们常常不在她的身边。惟有尚且年幼的我，时时刻刻跟随在她的身后，拽着她的衣襟，仰着丑陋的小脸哭哭泣泣，因此，我便无可逃匿地成了母亲发泄愤懑的对象。这样，我童年的无数日子，竟成了白天在母亲怒斥或暴打下、夜里在父亲长叹声中，一天天挨过来。在我长大成人之后，面对人生，我潜伏于心底的悲观，以及时常无缘由的哀愁，大都来源于此。
人民公社成立后，土地收回集体所有。虽然通过这些，一些无依无靠的农民一夜之间变成了衣食无忧的公社社员，但结果却并不怎么妙。大锅饭使人类的懒惰和利己心渐渐暴露出来，劳动美德败坏了。更为严重的是，人口骤然膨胀。这是巨大的和历史性的灾难，它不但给后来的执政者造成难题，也贬损了我们民族的生存质量，这样惨痛的教训，足够我们民族消化几个世纪。
在我的家乡里，贫困的程度比一般人想像中的还要可怕。村人回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在村头的照壁底下，早晨起来，大家都去晒太阳。一排十七八个人，到傍晚呼唤回家的时候，竟有一半人动弹不得了。一查看，已饿死在墙角下面了。
那些日子里，父母分给每个孩童的面饼，不敢拿到大街上去吃，因为随时随地会有饿汉从街角扑过来，从你手中夺走它，而我自己就切切实实经历过这样的遭遇。那时候，孩子们背诵的是这样一首民谣：
留粮标准一百八，
不敢将馍给娃娃，
给了娃娃饿自家！
贫苦无形中教育着人们，去违背善良，去自私自利。
当时，像这一类表达着民间哀怨甚至诅咒的民谣，还有许多许多，我们也只能私下里说说，或跑到野地里偷偷地喊。抑或哪个孩子说漏了嘴，轻则遭到家人责打，重则被叫到政府里，与父母兄长一块接受严厉的盘问，弄不好还可能被民兵揍得鼻青脸肿。所以，当时仅仅四五岁的我，就知道了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右派”，什么是“坏分子”，并且牢牢地记住了自己不能成为他们那样的人，成了那样的人，就要挨打，在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
记得有一天，父亲的木匠铺里来了一个人。他不像别人，进了铺子就当众扯着嗓子和父亲说话，而是低着头钻进了后院，躲在无人的角落，和父亲低声耳语，很快又神色慌张地走了。他那鬼鬼祟祟的样子让我好不奇怪，一打问，原来是个“右派”。那年月的“右派”就是这样活着。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他“大跃进”时写了一首诗，歌颂“合作化是一盏灯，人民公社是满天星”。结果人家看了，说他诅咒社会主义暗无天日。就这样，他一生的命运因这一句诗，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不是“鬼”，但却活生生地扮演着“鬼”一样的角色，而且还很自觉、很主动。
在街头，常有一些老实巴交的农民，被民兵押解着游街示众，原因是他们饿急了，顺手掰了田里的玉米。还有那些记忆里聪明有为的人，诸如学校里的教书先生、旧时代里的生意人，以及那些地主富农、作奸犯科的人，他们时常会被捆绑起来，押上审判的高台。因此，去公社看绑人，竟成了我幼年里最吸引人的节目。美其名曰“五花大绑”，其实就是人绑好以后，缩得像一团花骨朵，肚皮贴着地面，四肢和头在背后五个花瓣儿似的向上张开着。那些被绑的人，即便搁在冬天的雪地里，豆大的汗珠子也会啪哒啪哒地往下落。我的恐惧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以至于直到今天，在潜意识里，它还顽固地存在着，即便在严肃和神圣的写作中，它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我，担心一不小心写过了头说漏了嘴，会被人家逮住绑起来。
第一部分《吾命如此》三（3）
与我家隔一道墙的公社大院，许多年里，一直是打人动刑的地方。到了夜里，经常有被折磨的犯人，惨烈地嚎叫，声音从院墙那边传过来，让人毛骨悚然。说起来，那些动手动脚打人者，也无非村里的光棍闲汉或地痞流氓。如今，这些人都老了，枪也没了，大多都成了无用的髦耋老汉了，看他们一张张榆木疙瘩一般麻木粗糙的老脸，让人难免有恻隐之心，不忍再一一点出他们的名字。然而，回想当年，他们却是扛着枪耀武扬威、大摇大摆地在街面上走，将打人整人看成是天底下绝无仅有的本事向人们炫耀。如今看到他们，我就在想，他们在劳作的间歇，坐在自家的田坎或者土炕头上，叼着烟袋锅子发愣的时候，是否仍怀念那时得意的情形？抑或终于良心发现，正处在愧恧中自省？但据时下的判断，别指望他们是后者。他们不是不知道愧恧，而是根本主动地遗忘了。
在某些人看来，这似乎本就无可厚非。那一时期，有两个词最为流行，一个是“天翻地覆”，另一个是“改天换地”。从自然的角度去理解，不难发现，这是多么恐惧的事情。这种天和地的转换，给一茬人造成了怎样的命运！然而，这当代文学中，这些却少有描述。只是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中有的人早晌还是父亲的座上客，还抱着水烟袋受到足够的礼遇，但到了下午，就被捆绑起来，折磨得猪狗不如了。
一天夜里，店头村一个地主，我父亲的朋友，在公社“无产阶级专政学习班”里，终于不堪忍受一班人如狼似虎的折磨，翻墙到我家，顺手拿了院里一把铁耙，连夜跑回村子，吊死在自家的屋梁上。几日后，他的子女们殓埋了他，到我家报告他的死讯，并归还铁耙。我的父亲和家人始才得知这一消息，都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不难想像，在那个夜晚，绝望的他手持铁耙一路行走，细眯的眼睛里闪着凶光，该是怎样一种决绝！这种时候，如果哪一位胆敢拦阻，铁耙定是锋利的凶器。他的子女说，他摸黑到回家里，强忍着巨大的悲痛，除给子女交代家事，竟还忘不了说明铁耙的来历。看他镇静的样子，家人都以为不会有什么事，想不到第二天清晨，他就走了。一个人到这种时候仍那样坚守信义，不能不让人动容！这是怎样的一代人啊，这里，我得感激他们，正是他们，给了我如此深刻的印象，在我心灵里播下了社会批判的种子。说实在的，从那时起，我就无法再培养起所谓的“阶级仇恨”。也许那时候，他们是一群受虐者，我的善良的天性让我更过多地同情他们。但是，时至今日，这一立场我仍坚持。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我对这些拒不接受改造的“家伙们”，于同情之余，还起了深深的敬意，并在我后来的《骚土》写作中，把这一立场一直贯穿始终。
说起童年，我有时也不禁奇怪。小时候，母亲老打我，然而等我长大成人之后，和她老人家的情结，反而更深于父亲。时至今日，我每次回家，进门见到父亲只是惊喜，见到母亲却会潸然泪下，甚至嚎啕大哭。
母亲，我曾那么长久地敌视过她、诅咒过她，如今，我却又是那样刻骨铭心地敬她爱她，只要闻听她身体稍有一点儿不适的消息，远在异地的我就会砰然心动、坐卧不安。我想，也许今天我所有的努力，从原始的动因分析，竟是我至今仍固执地希冀着，能像别人的童年少年一样，得到真真切切地爱抚，不要被虐待或者遗弃！我想，我对于文学的感情，也始自于母亲这里，从生命发端。我甚至不能想像，当父母突然离儿女而去，会是怎样一种感觉。我不可想像，也不敢想像，真到了那个日子，我这本就不怎么健壮的身体，会不会因为承受不住那巨大的悲痛，而跟着倒将下去？
感激天神，我的父母身体健朗，他们为我们这些儿女，为我们如今这个晚些到来却显得更有指望的日子而活着。我也为此真真切切地感激他们。我要为他们写出更好的作品，以表达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表达的声音！
我常常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