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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之前，要说几句抱歉的话，因为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
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湖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湖南人这等奋斗精神，现在哪里去了？
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的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底下答道：我们奋斗不止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后来我出了暗室，虽然听说湖南人精神复活的消息，不仅仅是一个复活的消息，不使我的欢喜是一场空梦。
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或长或短，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生命。大问题是什么？真生命是什么？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个人一生的问题。社会上有没有这种长命的个人，也是社会的大问题。
Oliver Schreiner夫人的小说有几句话：“你见过蝗虫，它们怎么过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它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见6卷6号《新青年》601页）那过去的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的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永远纪念的价值。
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伟大精美得多。
（原载《新青年》1920年）
总序作者序：湖南人的尊严（1）
当著名的文化产品策划人周政先生和我讨论如何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在我们身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大堆图书和文稿；其中有唐浩明先生的名著《曾国藩》，唐徽先生的系列著作《天下湘军》、《天下湘女》和《湘军谋略》，文坛新秀杨翔森先生与郭亮先生的力作《无湘不成军》和《湘军演义》，另外，还有周兴旺先生的畅销书《湖南人凭什么》，以及袁新华先生主编的《中国女孩文花枝》。
周政先生和我都已经通读过了这些图书和文稿。因此，当我们正在思索着怎样为我即将动笔的这本书命名时，周政先生似乎很不经意地吐出一句话：“我想，就叫《我是湖南人》吧。”
我马上抬眼看着他，嘴角露出一丝会意的笑容。
从我们对视的目光里，我们知道，这个书名已经敲定。
他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我们都知道，《我是湖南人》这个简单平实的书名里，包含着我们所了解的无比丰富的内涵。我们身前的那堆图书和文稿，似乎都是为了向人们宣示“湖南人”是一种怎样的身份而问世的。
湖南人是一种怎样的身份？两个字就说清楚了：人才。
周兴旺先生在《湖南人凭什么》这本书的序言里，开宗明义地说过：“如果说北京是中国的政治首都，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首都，那么，湖南就是中国的人才首都。”
当然，周兴旺先生并不是第一个指出湖南人具有“人才”这样一种身份的人。早在八百多年前，天下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就已经高悬着一句断语，庄严而高亢地说出了同样的意思：“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说这话的人是南宋的大儒朱熹。这位在明朝和清朝备受推崇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出生在江西，一度掌管长沙的高等学府。他的这句断语，是外省人对湖南人的一种客观的评价，使湖南人的身份大增荣耀。他告诉人们：湖南是天下人才最多的地方。
在此之前，另一位江西人范仲淹在洞庭湖畔写下了《岳阳楼记》，为湖南人才的精神风貌做了定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湖南的人才，诵读着这样的千古名句，滋生出一种抱负天下的气质。同时，洞庭湖因这篇文章名扬四海，岳阳楼因这篇文章令人景仰。历史的演变渐渐地证实了一代名儒朱熹的预言，近二百年来，湖南成为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人才的基地，直至成为孕育人才的中心。自从中国近代史翻开它的卷页，人们便看到青史留名的湖南人灿若星辰，形成中国近现代史上独一无二的繁盛气象。
一个地方的名气，是可以靠文章传播的。历史上，湖南本是中国一个卑湿而蛮荒的省份。在清朝之前，史传上很少记载湖南出了什么大官、大将、大学者、大文豪。但是，屈原的《离骚》和《怀沙之赋》，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以贬官的气节和尊严所特有的魅力，传播着这块蛮荒之地的名声。东晋时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描绘了洞庭湖畔常德境内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乌托邦。而对湖南山水格外依恋的江西人王勃的《滕王阁赋》和范文正公的《岳阳楼记》，再次唤起了中国的读书人对湘江和洞庭湖、对古城长沙和岳阳的憧憬。三湘四水吸引了四方朝野的文人骚客，成为他们放逐、游学和聚会的场所。
于是李白来了：“随风吹到夜郎西。”据人们的考证，夜郎就是今天湖南的新晃。
杜甫来了，写下令人怦然心动的诗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黄庭坚来了，在郴州苏仙岭留下了《忆秦娥》：“郴江自幸绕郴山，为谁流到潇湘去。”
柳宗元来了，写出了关注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名篇《捕蛇者说》，写出了中国山水散文的典范《永州八记》。他以优美的文笔，向人们揭示了湘江上游的原生风光带。
周敦颐回来了，为躲避战乱，辞官不做，来到湖南湘潭县一个叫隐山的地方，在山顶上搭了个茅棚，在一方从不干涸的池塘里种了一池荷叶。盛夏，见荷叶出污泥而不染，便作《爱莲说》。隐山因为有他这样的人隐居而得名。
朱熹来了，和四川名士张轼在湘江边促膝谈心。他们看着湘江北去，以湖南的风水来映证儒家的理学，决定在湘江边的岳麓山下施展自己的抱负。他们聚会的渡口后来便叫做朱张渡。
胡宏来了，和他的儿子辞官来到隐山，开创了湖湘学派。胡宏在这里教书育人，研习心性学，成为南宋理学的始祖。他在一股四季喷涌的泉水边开创了碧泉书院，使隐山不再幽隐，一度成为湖南的教育中心。碧泉书院只是一个发端，后来的岳麓书院，就是碧泉书院的延伸。
湖南的人才，便是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下受到了熏陶。湖南人情怀激昂，潇湘风雨弥漫八方。湖南的人才们，个个志存高远，要在中国的历史上大放光彩。
很快，湖南就有了大思想家王夫之、大学者魏源、政治家陶澍和外交家郭松焘。当然，这还不足以形成后来那种“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写就”的恢弘的格局。在他们之后，湖南相继产生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战略家、哲学家、文学家和音乐家。
从此以后，湖南不仅靠文章，不仅靠诗词歌赋，也靠武力、谋略和革命来传播着自己的名声。
在岳麓书院，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完成了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系统培训。当时世大乱的时候，湘军支撑着清朝即将倾塌的江山，一方面维护了爱新觉罗家族的腐朽统治，另一方面也防止了国家疆土的分裂。曾国藩的湘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贵州苗民、云南回民和四川农民的起义。这支军队掠夺战争地区的财富，把江浙的财富转移到湖南，用武力在省内“扶贫”，使湖南顿时成为全国富裕的一省。同时，湘军也向国人昭示了汉人的力量，表明满清的统治气数已尽。蔡元培先生说：“直到湘军崛起，表示汉人的能力，满人的信用才丧尽了，这也是间接地促成了革命。”
总序作者序：湖南人的尊严（2）
左宗棠的湘军镇压回民起义，给人以顽固、守旧、破坏民族团结的印象。但他的部队平定新疆境内的叛乱，从俄国人手中收复伊犁，整治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大规模开展军屯军垦，经营西北近代工业，经办洋务，创办南洋水师，动用部队抗洪救灾，经营和保卫台湾，甲午中日战争开赴辽宁抗日，之后刘坤一、李鸿章等湘军人物倡办东南互保，对民族对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戊戌变法，湖南人谭嗣同“拔起手仞，高唱入云”，执意用鲜血和生命唤醒沉睡的中国雄狮和亿万民众。他的壮举激励了后来的湖南人，陈天华、姚宏业和杨毓麟同样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震撼昏聩的同胞。
在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人不愿再做清廷的保镖，成了腐朽清皇朝的掘墓人。黄兴、宋教仁、蔡锷、刘揆一兄弟等人，在思想上已经清算了清末湘军的影响，但继承了江忠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的自信和那种“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对中国社会的变革起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黄兴是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和得力助手，没有黄兴在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