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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袁世凯称帝，黄兴在美国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积极为蔡锷的云南讨袁护国军筹措军饷。袁世凯死后，黄兴回国，1916年10月，在蔡锷逝世十天之后，他也因积劳成疾，在上海与世长辞，享年仅四十一岁，
孙中山和黄兴，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光辉的名字。
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黄兴是革命实干家。唯有他们的结合，才能推动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黄兴与孙中山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他处处维护孙中山的威信，表现出湖南人坦诚无私的宽广襟怀。
同盟会使全国分散的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形成了反清革命的统一力量。但由于组织松散，各团体之间的意见不尽一致。有些人出于偏狭的个人成见，竭力攻击孙中山，诋毁孙中山在同盟会中的领导威望，严重损害了革命派内部的团结。1907年间，属于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以潮州起义失败为借口，鼓动一些人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黄兴坚决反对，他从海外来信劝告这些同志说：孙总理德高望重，是我们的领袖，大家既然希望革命成功，就请不要搞出这些名堂来影响团结，而应当全心全意地拥护孙先生。在黄兴的劝告下，一场风波才平息下去。
1914年7月，黄兴在旧金山收到一些人的来信，挑拨他和孙中山的关系，怂恿他另行组党。黄兴气愤地回答：“党只有国民党，领袖唯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
第二部分 天生我材必有用男儿要为天下奇（4）
孙中山听到黄兴逝世的噩耗，悲痛欲绝，第二天就向海内外发函，哀告这个不幸的消息。按传统习惯，讣告应由死者亲属发布，而黄兴逝世的讣告，却是由孙中山单独署名发布。他们之间休戚与共的革命情谊，由此可见一端。
黄兴的同时代人对他的人格魅力心悦诚服，由衷赞美。同盟会元老胡汉民说：“黄兴是个标准的‘湖南骡子’。更隐藏‘老子不信邪’的脾气，其雄健不可一世，处世接物则虚衷缜密，转为流辈所弗逮。”
黄兴的智囊李书城长期追随黄兴左右，曾感慨地说：“克强总是个最平实的人，做事有功不居，光明磊落，作战身先土卒，爱护袍泽，做人推诚务实，容忍谦恭，受谤不言诠，受害不怨尤，不道人之短，不说己之长。”
章士钊不止一次地说：“吾持以论交之武器，在‘无争’二字，然持此以御克强，则顿失凭依，手无寸铁。何以言之？……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
谭人风则评价道：“克强于交际间，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色，能令人一见倾心，余之加入同盟亦缘此点，是其平生最长之处也。”
周兴旺先生说：“说到勇武，黄兴堪比楚霸王；说到韬略，黄兴胜过周公瑾；说到侠气，黄兴胜过荆轲；说到平易，黄兴胜过鲁肃；说到文武双全，黄兴堪比辛稼轩；说到政治品格，黄兴直追华盛顿。”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湖南三杰”，都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英年早逝，为中国人和湖南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黄兴终年四十二岁，蔡锷终年三十四岁，宋教仁终年三十二岁。
历史给了黄兴以最高的评价：“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奇男子黄兴一生短暂，却把湖南人的人格魅力发挥到最高境界。
第二部分 天生我材必有用一身存亡，国运所关（1）
1913年3月20日，上海车站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刺杀案。那一天，湖南人宋教仁在黄兴、陈其奚和于佑任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上海站，计划从上海前往北京，准备组织中国第一届政党的责任内阁。
宋教仁刚登上车厢门，一个身穿黑呢军装的矮瘦汉子突然举枪朝他射击，他腰部中弹，立时倒地。凶手随即钻入人群逃跑了。
宋教仁被送到医院，两天后，抢救无效身亡。
在宋教仁被刺后的第三天，即3月23日，古董字画商王阿法到英租界捕房报称：一周以前，他因卖字画，曾去江苏驻洲巡查长应夔丞家。应夔丞拿出一张照片，要他刺杀照片上的人，愿出酬金一千元。他没有答应。宋教仁被刺后，王阿法见各报刊登宋教仁的照片，与他看过的照片相同，于是他特来捕房报告。
当日晚上，卜总巡率领多名巡捕，迅速行动，会同法租界捕房蓝总巡到应夔丞的住所搜查。应夔丞家中男女及来客共二十六名，都被带到捕房，分别讯问，见过凶手面目的车站服务人员和旅馆旅客也来捕房识别，看到其中一个身穿新衣的矮个子，两人说：“就是他！就是他！”那人面如土色，当下供认，说自己叫武士英，两月前来上海，住金台六野旅馆，经人介绍与应夔丞相识，应夔丞许诺给他一千元，拿出宋教仁的照片，叫他去行刺照片上的人。武士英因为贪财，照着他的要求做了，但他并不知道宋教仁是什么人。
25日下午，法国捕房蓝总巡率人到应夔丞家里第二次搜查，搜出许多公文凭据，以及一只贴有封条的皮箱，和一把五响手枪，枪内还有两颗子弹没有取出。捕房拿出案发当天从车站拾到的两枚弹壳，与枪内所存子弹对照，发现属于同一型号。
经过数次搜查，获得多件刺杀宋教仁的证据，宋教仁被刺案的背景全部暴露出来。幕后主使者是袁世凯，直接指挥者是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上下联络者为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布置行凶者便是应夔丞，杀人凶犯就是武士英。
袁世凯要刺杀宋教仁，因为这个湖南人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国民党早期的领导人。
宋教仁于1882年出生湖南桃源。字遁初，号渔父。1904年2月，他与黄兴、刘揆一等人在长沙创立华兴会，7月与吕大森、刘静庵等人在武昌组织科学补习所。11月，华兴会谋划长沙起义，计划泄露，宋教仁遭到通缉，逃亡日本。
1905年，宋教仁与友人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革命。同盟会成立后，他任司法部检事长。第二年，黄兴去了越南，由宋教仁代理庶务，主持本部工作。
宋教仁1911年在上海任《民主报》主笔，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曾参加筹备广州起义。武昌起义后，他赶到汉口，协助湖北军政府办外交。随后又赶赴南京，筹组中央临时政府。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任法制院院长。4月，临时政府北迁，宋教仁一度任农林总长。8月，他主张通过国会和政党政治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1913年2月4日，参、众两院复选结果，国民党获三百九十二席，占绝对多数。宋教仁希望以多数党的地位，成立责任内阁，约束袁世凯专权。在正式国会开会之前，他亲到长江流域各省宣传演说，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治大造舆论。袁世凯因为宋教仁的活动危及他的独裁统治，于是派人将他杀害。
这位三十二岁的湖南政治家没有当场死去。他被送到医院里，临终前还在说着梦话：要促使袁世凯竭力保障民权，使国会确立不可变更的宪法。
宋教仁逝世时是那么年轻，但他的名字在中国史上怎么也甩不掉。他的名字和中国人争取民主的斗争划上了等号。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这个名字。在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他所掀起的民主旋风，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袁世凯和宋教仁分别成为中国的象征，袁世凯代表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仁则代表中国人近代以来对以民主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年轻的宋教仁挟着辛亥革命的风雷，在民国初年的历史舞台上，响亮地发出民主宣言。从1911年秋天到1912年初，从组织国民党到大选获胜，他努力催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春天。他提出：“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宋教仁为探索全新的政治制度而奋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永载史册。他的死亡，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曾为之感到痛苦不安。他在民初的政坛上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也许是人们和袁世凯唯一的共识。
1912年秋天，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熟悉他的人说他“头脑明细，手段灵敏”，袁世凯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之匹敌。宋教仁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内阁，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谭人风一语道破他的作用：“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
这样一个人物，对袁世凯构成最大的威胁。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袁世凯极力笼络他，用官位引诱他，他不买账；用金钱收买他，他也拒收。他每天奔走于各政党之间，发表政见，希望以政治策略，有次序地改革一切弊政，在当时获得很大的声望。
袁世凯许给宋教仁的官位，是总理的高位，刘揆一和范源濂等人出面力劝他就任。孙中山、黄兴和唐绍仪等人也劝他接受。但他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
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吻合他的身材，还送给他一本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让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取了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让赵秉钧将支票本交还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