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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与毛泽东一见面，就诚恳地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毛泽东始终是中国人心中最崇敬的领袖，他领导的革命使人间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毛泽东刚接管国家时，中国农民的主要生产工具还是木犁手推车，人均寿命只三十五岁；他逝世时，人民虽不富裕，中国却已是拥有“两弹一星”的世界五强之一，国民人均寿命达到六十七岁。
进入90年代后，“寻找毛泽东”的热潮波及新一代。当法国钢琴王子弹出一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时，音乐厅内群情鼎沸。如今许多人愿意乘坐挂着毛主席像的出租车，一是认为司机态度会好，二是认为可保平安。
毛泽东在强国与弱国、富者与穷人的矛盾中，总是站在弱者和被压迫者一边。他在50年代观看《白蛇传》时，竟为白娘子的遭遇流下眼泪，站起来大喊：“不革命行吗？”演出结束后，他仍余气未消，不肯与饰法海的演员握手。
毛泽东这种人格魅力，在亚洲原野、非洲丛林和美国黑人区，使无数人为之倾倒。拳王泰森得意时花天酒地，入狱后学习《毛选》，深有感触，于是在自己的手臂刺上这个中国伟人的头像。
毛泽东好写旧体诗词。他曾说：“反正我不读新诗，给我一百块大洋也不看。”然而他并不提倡后代人写旧体诗，认为这会贻误青年。他不喜欢新诗，却愿意加以推广。毛泽东主张与传统决裂，身上又带着厚重的历史积淀。作为一个革命家，他无情地扫荡阻碍革命前进的一切对立面；作为一位诗人，他又珍爱古典传统。这种两重性在他身上合而为一，构成了一个革命家兼诗人的完整形象。
毛泽东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毕业生。关于他的学历，晚年的毛泽东有这样的谈话：“我这个人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出国留学，主要是靠自学。我受过的正规教育是在湖南第一师范，那是个很好的学校，有很多很好的先生。我从那里学到了做人做事，受益终身。”
毛泽东没有读过大学，也未曾出国留学，他接受教育的经历，主要是在湖南。湖湘文化给了他文化功底和精神营养。
毛泽东与湖湘文化有不解之缘，他是岳麓书院的正牌毕业生。他早年最重要的老师杨昌济，本身就是岳麓书院的弟子，也是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
青年毛泽东多次到岳麓书院寓居学习。在第一师范学习时，他常到岳麓书院游学锻炼，在岳麓山上进行空气浴和冷水浴。岳麓书院的赫曦台，是他露宿嬉玩的老地方。从1917年到1919年，青年毛泽东曾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在这里主编《湘江评论》和《新湖南》。1955年6月，毛泽东回湖南考察，重游岳麓。同年10月，他挥笔写下一首七律，其中有“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的句子。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而这正是岳麓书院的学训。毛泽东青年时代修学于此，对“实事求是”匾印象深刻。1937年，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后，曾书写这四个字，作为该校校训。他在革命实践中发展了“实事求是”的内涵，使之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华。
毛泽东欣赏岳麓书院的办学形式，他在早年倡办湖南自修大学，就是以岳麓书院为模板。他在晚年就高等教育发表的谈话中，多次赞赏书院式的大学。
毛泽东是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推陈出新的典范。他身上体现了湖湘文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又凝结了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大智慧。他是湖湘学派倡导的知行合一的典范。
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有三个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人物，那就是孔夫子、秦始皇和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他的学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毛泽东把湖湘文化推到了一个时代巅峰。他一生的实践，充分反映了湖湘文化的革新精神，激励着湖南人奋斗成材。
第二部分 天生我材必有用忠勇仁智重修养（1）
毛泽东早年在长沙清水塘发动湖南工人运动，策划驱逐赵恒惕的时候，一位文质彬彬书生模样的人，手持陈独秀的介绍信来找他。此人就是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刘少奇。
两人见面的地点在清水塘。毛泽东听到对方的口音与自己相似，便问：“你是宁乡哪个地方的？”
刘少奇答道：“花明楼炭子冲人。”
毛泽东发出爽朗的笑声：“呵，屋门口人啦！花明楼、道林，这些地方我去过，我从韶山到长沙读书，走旱路就要经过。从韶山经三仙坳、道林到长沙坪塘，这是最直的一条路。”
刘少奇说：“花明楼到韶山不过五十华里。”
两人相见甚欢，毛泽东畅谈自己发动工人运动的思路，刘少奇从中受益匪浅。
刘少奇出生于1898年11月24日。他的故乡花明楼风景优美，他在这种环境里陶冶出温和儒雅的性情。他在儿时就对书本着迷，被乡友们称作“刘九书柜”。他青年时曾在湘军讲武堂就读，和毛泽东、彭德怀一样，也是从湘军中走出来的红色军事家、政治家和革命家。
刘少奇自从在长沙清水塘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以后，便成了毛泽东事业的忠实伙伴。这两个在毗邻的山冲里诞生的伟人，其成长足迹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他们都出身于农家，都受过六年儒学教育，也都受过洋学堂的熏陶。
后来，毛泽东派刘少奇和李立三去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策应长沙泥木工人和武长铁路工人罢工。安源大罢工获得了成功，刘少奇从此走上了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道路。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刘少奇则是工人运动的“旗手”。
这两个湖南老乡，一度同时受到党内错误路线的打击。当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残酷地摧残江西苏区时，毛泽东再度受到王明等人的指责。刘少奇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排挤的对象，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贬居在瑞金城外。两个失意的湖南人重逢了，情不自禁地回忆起第一次相遇时的情景。
两个在工农运动中成绩卓著的湖南人，都被王明排斥到一边去了。刘少奇赶往瑞金的山中古寺探视毛泽东，他一直是毛泽东最忠实的支持者。毛泽东发着高烧，幸亏教会医生傅连璋给他打了一针，高烧才退了，但后来的日子里他的身体仍然很虚弱。
错误路线导致红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复出。他和李卓然发言批判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李卓然谈到湘江之战第三十四师全军覆没，谈到陈树湘、程翠林和蔡中等人壮烈牺牲，潸然泪下，发出诘问：“这难道不是错误的军事路线造成的？”刘少奇在发言中提出，中央应该对白区和苏区的工作全面进行检讨。博古一直坐在那里接受批评，当听到刘少奇说要检讨党的路线时，情绪失控，进行了一阵反驳，凯丰也站出来为博古说话。刘少奇不服，要理论。毛泽东给刘少奇递过去一个眼色，说：“现在主要是讨论军事路线，不要把话题扯远了。”
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对此念念不忘，说：“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宝贵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刘少奇会后立即奔赴华北，全力推行党的团结抗日新政策。毛泽东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刘少奇坚定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推荐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首创共产党人修养理论，在延安引起反响。他撰著的《论党内斗争》，受到毛泽东的盛赞，称该书“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
在中共动员杨虎城共同抗日的时候，刘少奇从陕北到达天津，领导中共北方局和华北地区的抗日运动。北方局发动群众抵制日货，反对走私，举行政治示威游行、请愿、罢课和部分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同时，在全国许多城市组织各界救国团体。
刘少奇在天津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大力争取宋哲元和他的第二十九军倾向抗日。宋哲元军负责北平和天津一带的防务，处在抗击日军侵略华北的前哨。刘少奇认为，宋哲元的立场是动摇的，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于是把群众在“一二·九”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从此以后，群众的救国运动取得了宋哲元的支持。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刘少奇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基本问题》，中共北方局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坚决而迅速地把党的主要力量从城市转到农村，派遣大批党员和革命分子到乡村去组织人民抗日武装。
1939年11月底，刘少奇到达大桥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12月19日，刘少奇电告中央及项英：武汉失守后，皖东完全有可能建立相当完满的根据地，现在时机已失，而大有发展希望的是苏北，应集中最大力量发展苏北。项英不同意刘少奇的建议，要求新四军主力继续留在江南，发展安徽、浙江和江西。
陈毅领导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则按照刘少奇的指示，积极派出下辖四个团和挺进纵队北渡长江，在扬州和泰州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另外，第四团和挺进纵队一部合编为苏皖支队，向江北的仪征、天长和六合地区发展，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
1940年10月下旬，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到达苏北阜宁东沟，与黄克诚会合。不久，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部队在海安会师。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