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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具有明显的重商倾向，鼓励跟各地发展贸易，重农而不抑商。
地处楚国南疆的湖南长沙地区，商业经济虽不及楚国中心地带，但到战国时期，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长沙作为南楚重镇，当时已开始成为本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经济文化中心。湘江航运发达，长沙又是楚国的重要粮食产地，又拥有较为发达的手工业，是该地区的生产中心。这就使长沙发展成为商业中心。
楚国时期，屈原在湖南留下的足迹，对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湖湘文化打上贬官文化烙印，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秦朝在湖南设置了黔中郡，后又析置长沙郡，确立了对湖南的统治。长沙所辖范围很广，包括现在的长沙、岳阳、衡阳、湘潭、株洲、邵阳、娄底、郴州、零陵等九地市，以及广东连县等地。
随着秦朝对湖南统治的强化，这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同中原日益融为一体，长沙成为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公元前220年，秦朝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两条驰道，一条向东直通山东，一条向南直达湖南的衡山。广西、湘南以及长沙已同秦王朝的中心紧密联系在一起。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南巡，辗转抵达岳阳湘山，即今天的君山，因遇大风浪，才未继续南行。
秦朝交通的拓展，促进了湖南包括长沙地区与南方的往来，有利于商贸和经济发展。秦代长沙的社会经济，比楚国时期有了较大提高。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经历多年的征战拼争后，建立了汉王朝。
西汉时的湖南地区直属中央，设一国三郡，一国即长沙国。长沙国所辖则包括今长沙、岳阳、衡阳、邵阳、湘潭、株洲、娄底八地市。在后来的二百多年里，长沙国在控制和稳定湖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使湘江中下游特别是长沙地区成为整个湖南的政治中心。
汉代长沙地区经济还较为落后，但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民的勤劳，居民的生活还算过得去。无冻饿之人，也无千金之家。
当时的长沙人掌握了完备的缫丝技术，是长沙地区缫丝技术高度发展的结果。长沙当时已经有了平放式的和斜卧式的织机。
西汉长沙地区丝织业、漆器业、陶器业等手工业发展的水平，反映出长沙先民们高超的智慧和技艺，为长沙历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汉代几百年间，长沙地区逐渐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
人口的增长，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从公元2年，到公元140年，长沙郡有大约二十五万六千户人家，大约一百零六万人口。前后相距一百三十八年间，长沙地区的户数增加了近六倍，人口数增加近四倍，为当时全国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汉代长沙地区的农业有了较大发展。湖南地区包括长沙，最迟在东汉时期已开始推广牛耕技术。水稻种植普遍，产量提高。农业有了多种经营。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家畜饲养业有新的发展。酿酒业的出现，说明当时长沙地区有了较多的剩余粮食。
东汉时期，湖南粮食开始外调。
汉代长沙地区的商业发展较快。加上交通发达，长沙与苏州、绍兴、南昌、当涂并列为江南五大商业中心。
造船业和制瓷业，是汉代至六朝时期长沙经济的两大杰出成就。
长沙地区及附近水域，西汉时造船业已兴起。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长沙地区已能制造装载万斛粮食的大型船只——“方船”。
这个时期，长沙已有较多瓷器出现。到六朝时期，长沙地区的制瓷业发展迅速，青瓷器数量相当多，制瓷业已初具规模。
在汉代，长沙来了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就是洛阳人贾谊。他以才闻名，为汉文帝所赏识，二十三岁便官至太中大夫。公元前177年，他被佞臣的谗言所害，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在长沙一共生活了四年，时间虽不长，但他在任内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和湖南的文化及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称他为“贾长沙”。
贾谊才气横溢，眼光敏锐。他作为一名贬官所具有的民本思想，给湖湘文化注入了朴实的社会观念。他的重农主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与湖南耕读文化的形成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他的伦理观和礼治观，融入了湖南人淳朴的民风，对湖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农本思想以抑制工商业为条件，为湖南人不重财利、轻视商人、只重功名的价值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西汉前期的社会，普遍出现了弃农做工经商的现象。贾谊指出：放弃农业而从事工商业的人太多，这些人都要吃饭，给国家带来很大的损耗。而淫靡奢侈的风俗长此以往，会败坏社会风气。这两种风气公然风行，不能制止，就会影响国家的气数，无法挽救。《史记·货殖列传》也记载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局面。贾谊看到工商业占用了农业劳动力，十分焦急。西汉初人口总数不过一千万，全国壮劳力不过三百万，但汉代官府三大手工业——制盐、冶铁、铸钱就占据了大量劳动力。汉代盗铸钱的人多达数十万。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思想到明代发生了动摇，“工商皆本论”逐渐成为明清经济思想的主流。从张居正、黄宗羲到王夫之，都在宣扬这种思想，湖南的工商业虽然也有繁荣的时候，但耕读文化仍然深入人心。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湖南是中国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地区。湖南人的蛮，其实相对于中原地区的文明而言，并无很大的差距。因此可以说，湖南人的蛮是轻微的，在历史上无疑不是中国最野蛮的地区。湖南人喜欢张扬自己的蛮，只是一种血性的夸张表现。如果湖南人真是很蛮，就无法发展自己的另一个特质“灵泛”。湖南人的灵泛，正是建立在湖南地区相对发达的文明的基础上。因此可以说，湖湘文化是一种夹带着若干野性的文明。
第三部分 怀抱野性与文明在文明中张扬野性（3）
这是一种怎样的文明？我们试图从湖南人的精神中去寻找它的特征。由蛮夷文化、移民文化、贬官文化和耕读文化四种要素构成的湖湘文化，给湖南人赋予了勇敢顽强、吃苦耐劳、桀骜不驯的气质。分析得细致一点，可以列为十条。
第一，湖南人质朴、务实而不务虚。湖南人作为一个长期在蛮荒地带拓展生存空间的内陆种群，由于气候潮湿、环境闭塞、资源匮乏和风俗蒙昧，他们并非得天独厚。从一开始，他们就必须胼手胝足，筚路蓝缕，踏踏实实地为生存而奋斗。
第二，吃苦耐劳，如同骡子负重行远。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湖南人既然无法在天时、地利两方面与外省人抗衡，便只能磨砺自己的精神，提高自己的体力、智力和耐受力。
第三，湖南人倔强，又谓“霸蛮”，坚韧执著，屡败屡战，头撞南墙而不回；不胜不归，打脱牙齿和血吞。这是湖南人吃苦耐劳的特质在精神上的反映，也是湖南人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征逐中养成的品质。
第四，傲岸，不拘细行琐德。这是被人讥笑为蛮夷的尊严反弹，也是贬官文化所独有的气节。
第五，刚健，勇于任事，锐意进取，敢为天下先。这是移民文化的一个特征。
第六，自信，天降大任，舍我其谁，当仁不让。这是屈原精神的遗传。
第七，好学，虽武将亦能折节读书，求知欲旺盛。这是受到耕读文化和功名意识的影响。
第八，任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疾恶如仇，锄强扶弱。这是移民文化特有的包容性及悲天悯人的情怀，也是蛮性中固有的豪气和血性。
第九，特立独行，不盲从，不迷信权威，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和坚强不屈的志节，喜欢别出心裁，标新立异。这主要是贬官文化打下的烙印。不合统治者胃口的文人骚客，大都具有不羁的思想和不屈的志节，把他们的观点和主张以及狂放的精神带到了湖南。
第十，不怕死，不要命。用湖南话说，就是：“老子不信邪，要死卵朝天，不死变神仙。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其中既有屈原投江以死明志的情结，也有贬官文化移民文化蕴涵的反抗精神。
自古以来，中国北方产顺民，南方产刁民。
为什么南方产刁民？因为中国历朝历代，政治中心多在北方。而南方人多被视为“化外之民”。南方人本来就生活在偏见之中，逆反心理颇重。何况天高皇帝远，但凡有鞭长莫及的时候，南方人就会蠢蠢欲动，反抗残暴的专制统治。
历朝的专制统治者们，对湖南的刁民非常头疼。打开湖南各地的地方志，触目皆是起义、暴动、战争，从钟相、杨幺起义到乾嘉苗民暴动，从湖广士兵抗倭到湘西延绵半个世纪的匪祸，一片揭竿而起、血染刀刃的喊杀之声。太平天国是广东人和广西人发起的运动，湖南也有不少人加入。曾国藩湘军镇压太平军，有时就是湖南人之间的厮杀。到了湖南人兴起维新运动继而致力于推翻帝制的时候，湖南一地更是烽火四起，帮会组织反清复明，革命党人响应武昌首义，在北伐中又成为全国的农运中心。在抗日战争中，湖南成为与日军拉锯搏斗的战场。直到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湖南，这块红色的热土才安静下来。
湖湘文化怀抱着野性与文明，就是因为湖南人的精神包含着以上罗列的十大特质。这些特质既可以令人感到野性的炽热、自然、张扬、酣畅和放肆，又令人感受到进步、开化、包容和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