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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为师，学习二程理学，经过潜心苦读和四方讲学交友，学业日进。胡宏曾称他“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张轼推动了宋代理学的发展。宋代理学家强调义和利的对立，张轼更进一步指出，这种对立实质上是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利就是人们违背天理的心理活动，所以人们必须进行内心反省，以便使思想、言论、行动都符合天理的要求，而天理演化为社会政治道德就是纲常伦理，因此人们必须接受纲常伦理的规范。
张轼还注重“力行”，反对空谈，强调道德实践，行至言随。此外，在宇宙论、人性论等方面，张的议论也有其特点。因而，他成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和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
当时，朱熹两度来到长沙，吕祖谦也寓居潭州所属醴陵城北，居民感其教化，建有东莱书院。“东南三贤”都来潭州讲学，可见湖湘学派盛况空前。
1165年，张轼在长沙城南寓所授徒传业，后又主讲岳麓书院，从学者广及江西、浙江、江苏、四川等地，名声远播，湖湘学派规模得到很大扩展。如果说胡安国、胡宏父子是湖湘学派的开创奠基者，那么是张轼使湖湘学派达到了极盛。当时学者就有评价：“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这一现象，深深影响到以后千余年的湖南文化历史。
张轼去世后，他的学生许多改从了朱熹。朱熹在就任湖南安抚使期间，又致力于振兴岳麓书院，经常和生徒讲论问答。于是，程朱理学在湖湘占据了学术的主导地位。
湖湘学派之所以能够融入湖湘文化，因为它不存门户之见，抱兼容并蓄态度，对不同的学派并不一概否定，而是互为取舍。
宋代以长沙为中心的湖湘学派，是湖南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学者群体。这个学派重视经世务实和包容众家之长的学风，和湖湘文化的基因相吻合，因此得以流传下来，促使湖南人奋发成材。
喜欢干大事、能够成大局的湖南人，确实身体力行了湖湘学派关于知行合一的理念，他们只要认定了某个主义、某条道路，就会持之不疑，行之不悔，如左宗棠所说的“一意干将去”。湖南人“霸蛮”而又“灵泛”，其不胜不归的硬汉精神和死士精神，比野山椒更辛辣，比牛皮筋更柔韧。此外，湖南人有很强的种族观念和国家观念，连闾巷细民也关心政治，先天下之忧而忧。湖南人建功、立业、扬名的心劲特别足，这是湖湘文化的熏陶使然。
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和章炳麟这些“王牌”人物，无不与湖南的俊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是师徒，或是盟友，或是同志，或是劲敌，或是仇雠。由当初“无湘不成军”到后来“无湘不成事”，从当初“蛮荒之地，人才鲜少”到后来“湖南人才半国中”，近现代百余年间，湖湘雄杰的奇能伟力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从晚清到民国，天漏日残，湖湘雄杰每每迎着险恶去建功立业，充当“补天者”和“追日者”。他们一环扣一环，形成紧密坚固的人才链，屡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起到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曾国藩一手缔造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左宗棠统领湖湘子弟，保住了西部边陲的金瓯完整；谭嗣同头颅一掷，激起了革命回声；陈天华蹈海而死，使同盟会空前凝聚；黄兴指挥各地起义，使中华民国有了明显的胎息；宋教仁组织政党内阁，使民主宪政射出第一缕晨曦；蔡锷打响护国战争，彻底铲断了封建帝制的根系……从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到杨昌济、毛泽东；自嘉庆道光年间的湖南经世致用派、咸丰同治年间的湘军集团、戊戌维新群体、辛亥革命志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身上，都或明或隐、或多或少地闪现出湖湘文化基因的影响。由此可见，湖湘学派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深远的。
清代以来，湖南地面好像是春天向阳山坡长蘑菇，人才出了一茬又一茬。不单是政坛军界，就连文艺、学术方面的人才，也能排成长队，王夫之、何绍基、王辏г恕⑼跸惹⑴费糁叙馈⒁兜禄浴⒁着嗷⒁姿扯Α⑵氚资⑴费粲栀弧⒑芈掏 ⑸虼游摹⑻锖汉投×幔囊晃徊皇谴笫途藿常磕囊晃徊皇窃谄淞煊蚰谥创笃炜复蠖Φ娜宋铮俊 �
在明朝中叶，岳麓书院接待了浙江余姚人王阳明。他本名王守仁，字伯安。当时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和反对强迫灌输的教育观，受到了学界的欢迎。
第三部分 怀抱野性与文明岳麓书院鼓吹经世济用，也为商人鼓掌（3）
1507年，王阳明因触犯太监刘理而被谪贬到贵州龙场，途经对贬官文化十分欢迎的湖南，先在醴陵靖兴寺和泗州寺讲学，再到长沙讲学于岳麓书院。他居住在岳麓山，为朋友和门徒谆谆讲解良知的学问。当时，湖湘学派被人淡忘，需要振兴，而阳明先生的教化，使湖南又兴起了许多有志之士。从此，王阳明的学问开始在长沙传播。
1539年，王阳明的弟子季本来到长沙。他又是一位贬官。他当到了南京礼部郎中，不料出了事，被贬谪到湖南辰州，又升任长沙知府。在此期间，他修葺岳麓书院，并亲自开讲，吸引了大批士生前来听讲。季本进一步传播王阳明的学说，直到被罢官回乡。
在这期间，王阳明的弟子罗洪先也在岳麓书院讲学。罗洪先是江西吉水人。他特别强调“良知”要义，认为“良知”二字，是阳明先生一生经验的心得。但他没有盲从王阳明，对王阳明认为良知完全出于自然表示了不同看法，指出良知也与后天学养有关。他这种不盲从的品质，对岳麓书院的学生产生了一定影响。
明朝万历年间，王阳明再传弟子张无忭也到岳麓书院主讲，对王阳明学说在整个湖南地区的流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张元忭是浙江绍兴人。1582年，他因使事入长沙，应兵备道李天植的敦请，主教岳麓书院。明代初年，张居正执掌宰相权柄后，一度调毁书院，禁止自由讲学，但岳麓书院虽因其独特的文化地位而未被毁弃，但讲学之风早已停止。张元忭致力于重振书院学风，一些著名的王门弟子相继在此讲授良知之学，湖湘四方士生纷纷慕名而来。岳麓山下，湘江河畔，一时又书声朗朗。岳麓书院又进入一个学术繁荣期。
王阳明及其弟子在长沙岳麓书院的讲学活动，并没有排斥尊程朱理学为正宗的湖湘学统，而是表现出二者相融合的倾向。不仅如此，张元忭还对朱熹和张轼表示了极大的崇敬。因此，湖湘学派海纳百川、经世济用的传统，得以保存下来。
王阳明和他弟子们影响了许多后起的湖南学子。如以后任长沙惜阴书院和岳麓书院山长的长沙人吴道行，就是张元忭主讲岳麓时的学生。他在聆听了张元忭的讲学后，衷心服膺，追随左右。他日夜发愤攻读，终于成为湖南著名学者，他悉心修辑的《善化县志》、《长沙府志》都堪称佳作。王夫之在崇祯年间就学岳麓书院，对山长吴道行的学识人品十分敬重，因而王夫之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吴道行有密切关系，并更长远地影响到近代湖湘文化。
湖南人王夫之生于1619年，卒于1692年，享年七十三岁，是明清跨代的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是衡阳人，晚年居住在衡阳的石船山，学者们称之为“船山先生”。明朝灭亡后，他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后退到肇庆，在南明桂王政府任职。由于反对王化澄，差一点进了大狱。他决心隐遁，游走在湘西以及郴州、永州、涟源及邵阳等地，躲在窑洞里，藏在深山中，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四十年都没有蓄辫子，其爱国气节和刻苦精神，至死不渝。
王夫之在天文、历法、数学和地理方面都有研究，尤其精通经学、史学和文学。在哲学上，他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他又从“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在知与行的关系上，他强调行是知的基础。他在政治上反对豪强地主，主张减轻自耕农的税收，而增加地主的税赋。他善诗文，工词曲，论诗多独到之见。所著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王夫之的经世之说，影响着清朝几代长沙人。王夫之大力倡导“留心经济之学”，在经济思想上颇有建树，是我国较早论述商品流通作用和市场调节理论的学者。他认为商人是不可缺少的，民众缺了商人，就无法互通有无，维持生计。只有商品流通，才能给百姓带来各种生活用品，并为国家提供丰富的储备。他充分认识到价格对市场供求的调节作用，主张让市场价格自由涨落。他在《黄书》中论述了商业促进发展乡镇经济、为农民提供生活资料的社会功能，赞扬了商品流通对社会经济的重要影响。王夫之批判宋明理学提倡的“去人欲，存天理”的道德观，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主张满足人生的物质要求。他还要求富民大贾成为国家的中坚，主张发展自耕农经济。他的主张，推动了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王夫之的厚商兴商思想，正是明末至清代前期湖湘地区自然经济逐渐向商品经济潜变的印证。当时长沙的经济发生潜变，突出表现为农产品的商品化趋势。长沙米市逐渐与九江、芜湖、无锡米市齐名。乾隆在位的六十二年里，清政府开始实施“轻徭薄赋，加惠商民”的政策，对商人有三个方面的优惠政策：一是免征粮食税，使商人为了赚钱，把粮食运到灾区接济灾民，平抑灾区粮价；二是整顿税关，以防法外苛取，克剥商人；三是减轻市税，规定官员不许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