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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志士的代表人物有谭嗣同、唐才常，他们用智慧和鲜血点亮了照彻暗夜的薪火。
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湖南涌出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
禹之漠、马益福、刘道一、刘揆一、杨毓麟、焦达峰等一大批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
湖南籍共产主义革命家中的代表人物，有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任弼时、林伯渠、李富春、陶铸、胡耀邦，他们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几乎尽人皆知。
这些湖南的人才，都是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的巨人。有历史学家说，中国的近代史有一半是湖南人写出来的。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妥帖，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担负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湖南人才的奇迹，由于他们在社会历史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由于他们总是在近代历史的关键时刻发挥力挽
狂澜、承先启后的关键作用，而被人们长期地传诵。
湖南人才的奇迹以轰轰烈烈的声势出现，因为这些人才都表现出了一种气吞山河的气概。湖南人才在近代中国奋发有为的历史一再表明，他们只要认准了一个目标，有了一种思想主张，就不会轻易改变。而总是以“虽百万人军中，吾往矣”的无畏气概，为这种目标、主张的实现而进行不折不挠的搏击，至于势之顺逆，人之毁誉，则全然不去顾及，即使断头洒血、粉骨碎身也在所不惜。
湖南人才奇迹的出现，因其突然发生而令人惊愕。中国近代第一批湖南人才的涌现，那么出人意料，完全是不期而至。要不是朱熹在将近一千年之前发出过那么一句著名的预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人们几乎根本看不到有关它的任何预兆。朱熹预言的应验，时间隔得太长久，以至于人们几乎忘记了这个预言的存在。然而，当它终于应验时，人们又不得不啧啧感叹这位南宋大儒具有强大的预测能力。
是啊，在王夫之和魏源出现以前，在湖南这个不受历代统治者重视而往往被他们当作打发罪犯和贬官来居住的地方，确实没有出过几个名人。湖南的人才，被埋没在自己远离政治中心的家园。我们可以假设，在到清末为止的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湖南的人才其实和清末一样多，但他们没有出头之日，因为他们没有机遇登上广阔的历史舞台。
令人窒息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漫长的，对于中国人，尤其对于湖南人，那是几千年单调而沉闷的日子。梁启超说：一部中国史，三千年如一日。屈原和贾谊对湖南人的影响，在抗金、抗元时有所表现，但大多数时候，却被掩盖在沉寂之下。蔡伦做出了永远令中国人自豪的伟大的发明，但在封建社会里未能为湖南人带来崇高的声望。湖南人的身影重叠在历史的阴影中，无法走到绚丽的阳光之下。湖南藏龙卧虎，但龙未行雨，虎未出山。朝代在更替，诸侯分封割据，又被一一剪除，天下大事，按照不变的轨迹运行，把湖南的人才压得透不过气来。在他们无法出头的时候，有谁知道他们是不是人才？
但是，湖南人终于得到了机遇。他们一旦得手，就以人才奇迹所具有的力量，把中国三千年的封建史生生地扭转了方向。他们根本不理睬“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鬼话，强调只有变法才是出路，他们向中国三千年的封建统治猛烈挑战。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变，几经曲折，走上了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湖南的人才奇迹，令全世界为之惊叹。
魏源的一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唤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也使日本人从梦中惊醒。日本人醒过来之后，没有赖床，也没有伸懒腰，而是立刻按照魏源的思路，研究富国强兵的对策。于是中国的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很快就积攒起了侵略中国的本钱。从魏源说出的这句话传到日本的那一刻起，湖南已开始令世界瞩目。
曾国藩、左宗棠这些湘军首领，从军事上找到了朝廷允许汉人武力崛起的机遇。他们自己都为能有这样的机遇而吃惊，禁不住要揉一揉自己的眼睛，证实不是在做梦。尽管他们本来就是满腹经纶，尽管他们已是踌躇满志，但清朝的统治者居然能允许他们这些汉人去带兵打仗，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们似乎没有更多时间去考虑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也没有余裕去考虑自己能不能打仗，他们最大的欲望，就是不要错失良机。于是一个人才的奇迹又出现了，湖南人组成一支本地的军队，稍经训练，就南征北战，很快就打出了一个无湘不成军的局面。他们的事例雄辩地说明，每当机遇到来的时候，湖南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就是人才的特点。
湖南人需要机遇证明自己是不俗的人才，哪怕把握这个机遇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谭嗣同就是这样一种人。他所立下的功业，是用死亡换来的。他是用人生最高的抉择来书写人才的奇迹。在机遇到来的时候，他选择流血，不选择苟安。谭嗣同不是个别的现象，他的学生们也遵从了他的选择。戊戌变法失败后，唐才常在两湖发动自立军起义，死者数千，都是谭嗣同所办时务学堂的学生。
在他们以后，湖南人的机遇纷至沓来，人才奇迹接连不断。那是一个呼唤英才的时代。广东人孙中山长年海外筹款，湖南人黄兴扯起民主革命武装起义的大旗，大批志士仁人聚集在他的旗下。十年之后，辛亥革命终于在湖北和湖南起义成功。
帝制被推翻之后，孙中山和黄兴为大局着想，功成身退，让袁世凯执掌大权，而另一个把握了机遇的湖南人宋教仁又被刺身死。袁世凯重新恢复帝制，历史又给了湖南人建功立业的机会。湖南人蔡锷，谭嗣同的学生，曾经辑录《曾胡治兵语录》的军事思想家，在云南高举义帜，对抗十万袁军，恢复了共和，立下不朽的功勋。他虽然英年早逝，但死而无憾。湖南的人才奇迹中，永远闪烁着他的光辉。
这时候，湖南的人才奇迹，还没有出现最神奇的景观，直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中国的独立自强，这个奇迹就攀上了历史的巅峰。全世界都看到了湖南出生的巨人，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政治家和军事家，使湖南的人才奇迹震撼了世界。
毛泽东的老师和岳父杨昌济先生对这种奇迹有一段总结性的陈词：“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
中国本来是礼义之邦，人才之邦。湖南这样成批次不间断地涌现出杰出的人才群体，即便在中国这个人才之邦，也是非常突出的现象。我们可以说，在过去二百年间，湖南的人才现象，堪称世界人才史上的奇迹。
作为当今的湖南人，我们所看到的是，湖南人才的奇迹走上巅峰之后，仍然在延伸着它的轨迹。共和国民主开放的社会环境，为湖南的人才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湖南的人才涌现于更多的领域。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励志文化和人才文化，仍在强烈地驱策着几千万湖南人。道不离器、明体达用、经世致用的积极精神，继续把一代又一代的湖南人才，送上广阔的舞台。
第三部分 怀抱野性与文明野性与文明：无湘不成军（1）
“无湘不成军”这句流传甚远的俗语，描述了很多湖南人从军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也就是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说过的情景：“只今海内水陆军，无营无队无湘人。”
但是，人们进一步揣摩这句话的意思，也可能想到它的另一些含义。比如说，它有可能也是说湖南人擅长军事。其中又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湖南人具有军事智慧，二是说湖南人打仗勇猛，不怕牺牲。
打仗不怕死，是军人的一种重要的素质。曾国藩说过，只要书生不怕死，就能打胜仗。湖湘文化中保留的原始野性，刚好就为湖南人培育了军人必不可少的粗犷和血性。
因此，从军征战，生死未卜，本是常人避之不及的事情，但湖南人却争先恐后，“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近代以来，在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四大职业之外，湖南人单独开辟了一个热门的职业，使湖南涌现出大量的军人。在战争年代，湖南这个地方，家有三兄弟的，往往有两人参军。
湖南成为军人的出产地，自有历史的大背景。从太平天国起义到
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年之间，中国大地上战火连绵，战争几乎没有间断。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在战火的洗礼下完成的。对于这种现象，毛泽东有着精辟而形象的总结。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他还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湖南人既然是书写这百年战争历史的主笔，就不能不在军事上有极大的建树。换言之，湖南人不能不投身战场，不能不发挥战争的艺术，不能不制定正确的军事战略，不能不在枪林弹雨中流血牺牲。
在兵荒马乱的岁月，当兵是成材的唯一出路，也是成材最快的捷径。北伐英雄和杰出的红军将领黄公略，就是在军队中成材并成名的典型例子。
黄公略是曾国藩的老乡。他在少年时就显示出湖南人的精神，性情刚烈，不畏强暴。他高小毕业后，在山冲里教蒙馆，领着一帮孩子念书玩耍。十四岁那年，他在离家五里地的一座小溪石桥上，看到税警欺压民女，便怒不可遏，走向前去，一巴掌把税警推下石桥。他非常羡慕张良从圮上老人黄石公手中接受兵书，辅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建功立业，因此改名黄公略，激励自己做一番事业。
黄公略在父亲病逝后，弃家出走，投笔从戎，开始了一生的戎马生涯。他投入湘军，最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