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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男，16岁。
牙痛时轻时重，牙齿全部浮动，齿间疏豁，偶而齿衄3年多。医诊慢性牙周炎。先请西医治疗2年多不效，后又配合中药清胃散、牛黄解毒丸、牛黄上清丸等治疗近1年亦未见明显效果。细察其证，除牙齿浮动，隐隐作痛，时有齿衄外，并见烦躁易怒，舌苔黄白，脉弦。综合脉证，思之：齿者，肾之所主，疏豁动摇，隐隐作痛者，阴虚相火上炎也。脉弦者，肝火也。合而论之：乃肾阴虚而火旺为主，兼有相火用事之证也。治宜滋阴降火，佐以泻肝。处方：升麻1克，白芷1克，防风2克，龙胆草13克，地骨皮40克。
服药7剂，牙齿浮动，隐隐作痛明显改善，用舌舔牙已不动摇；继服40剂，虽吃炒黄豆与花生米亦不动摇。
2．审其所主，察其昼夜，知其阴虚火旺，予滋阴降火愈
郑××，女，29岁。
齿衄时轻时重5年。医诊慢性牙周炎、维生素c缺乏症。先请西医治疗3年多不效，继又配合中药清胃泻火等剂亦无效。细察其证，除牙龈不断有鲜血渗出外，经常夜间睡醒后满口是血，且齿龈萎缩，牙根有血块，牙齿疏豁，头晕心烦，舌苔黄，脉弦细。综合脉证，思之：夜间齿血加重者，病在肾也。治宜滋阴补肾降火。处方：元参60克，石斛15克，生地15克，怀牛膝10克。
服药15剂，齿衄大减；继服20剂，诸证俱失，愈。
某医云：为何应用怀牛膝？答曰：怀牛膝者，非但补肝，亦且补肾；非但滋补，亦且引火下行。故肝肾并损而虚火上炎者多用之。
3．察脉审证，知其病在肾命，予培补肾气始愈
弓××，女，成。
牙龈肿胀衄血时轻时重13年。医诊慢性牙周炎。先请西医治疗7～8年无明显效果，继又配合中药清泻胃火，滋阴降火数年亦无改善。细察其证，上下牙龈均肿胀，不痛，牙根部有少量血痂，牙缝处有少量鲜血溢出，用手按压牙龈则出血加重，用牙刷刷牙时全刷均呈红色，用牙一咬馒头则咬的部分全变鲜红，舌苔为血染色，脉沉细尺大而弦。综合脉证，思之：牙龈属胃，牙齿属肾，且脉见尺大乃肾之阴阳俱衰，虚火上浮也。治宜补肝肾，降虚火。处方：元参15克，麦冬15克，生地15克，骨碎补15克。
服药12剂，齿衄停止；继服30剂，愈。
某医云：骨碎补乃跌打损伤药也，齿病因何用之？答曰：骨碎补苦温，归肝肾二经，非但能活血续筋，亦且能补肾，治肾虚之牙痛、衄血也，故用之。
杂论篇
绝对不能原谅自己
数十年前，作为一个临床医生，在治疗某个疾病屡屡无效，或久治不愈时，常常这样地原谅自己，说：“国内的著名医家都治不好，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国际上对这病都没有办法，我怎么能治好呢？”在与一些同道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有这种看法。所以长期以来，我认为我的这种思想是对的。在一次与我院前副院长刘崇德的交谈中，他谈了他的如下观点：①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我们治不好的病；②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我们现在治不好的病；③只要辨证论治准确，就能治好这个病。我听后颇有非议，甚至有认为其简直是信口雌黄的想法。事隔30多年以后，我翻检了一下我的著作、论文一看，过去认为根本不可治愈的病，现在却一个一个地治愈了，有的虽然不能治愈，但却取得了可喜的苗头。这是为什么呢？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数条：
其一是是否把这个病人看成了自己最亲爱的人，若是，就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就会通过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其二是是不是把所谓的国际、国内水平看作了不可逾越的鸿沟，若是，就会把自己束缚住，若不是，就会使我们进发出无限的创造力，充分利用我们的知识治疗此病。
其三是是否敢于向自己的微小过失开战，若是，就会使我们认真地检查自己的甚至是微小的过失，使我们在总结个人的成功与失败中，找出出路，找出办法，并创造出新的成果来。
总之，我们要想发明，要想创造，我们绝对不可原谅自己，绝对不可以以别人是如此为借口原谅自己。
历史与方向
中医数千年的发展史，是一部总结经验和利用现实科学成就去认识解释这些经验的历史，也是一个巩固成就、否定错误的实践——理论——实践上升史。
早在《内经》时代，中医就广泛应用当时的科学成就去认识、解释临床实践中发现的一些规律，例如：利用古代辩证法的哲学观点去认识病理、生理、诊断、治疗，利用古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心理学去认识病理生理和与自然界的关系。提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异法方宜”；“一病而治各不同……地势使然也”；“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是以夜行则喘出于肾，淫气病肺，有所堕恐，喘出于肝，淫气害脾，有所惊恐，喘出于肺，淫气伤心”；“至而不至，未至而至……应则顺，否则逆，逆则变生，变则病……物生其应也，气脉其应也。”通过这种方法进行的研究，不但承认如解剖得来的直观的现实和规律，而且也承认用直观不能解释的，如肺合大肠，心合小肠，脾合胃，肾主骨，肝主筋，脾主肌肉，肺主皮毛，心主血，“少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脏”等现象和规律。
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和医疗实践的丰富，一些盲目乱碰的实践经验和错误的理论逐步被纠正，新的较为正确的理论渐渐建立。正如张仲景所说：“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録》，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在《伤寒论》条文中纠正了《素问》中，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的机械的传变理论，提出“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的辨证的传变理论。并提出“辨”是认识治疗疾病的纲领，提出外感病的六经辨证学说，从而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理法方药相统一的辨证论治观点。
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张仲景不可能将很多问题都认识清楚，例如：温热病的感染途径，风热客表、热入营血、热人心包等都没有认识，神昏谵语也仅知道热入阳明、亡阳，热人血室、蓄血等原因，直到明、清两代的医家，如吴又可、叶天士等，才认识到温热病可以由口鼻而人，温邪的传变有卫气营血的不同阶段和热人心包，但是对湿热病的传变和温热后期的虚风内动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吴鞠通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和个人的实践，提出了三焦学说和温邪久羁、虚风内动的理论及有效的方法，才使外感热病的理论比较完善。
在杂病领域里，中医的理论和临床经验也是不断发展的。例如：痰饮在《内经》中仅有“饮积”、“积饮”、“饮发”等名称，发病原因也主要集中在脾胃，张仲景才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指出：“夫饮有四……有痰饮、有悬饮、有溢饮、有支饮”、“有留饮”、“有伏饮”，饮还有五脏之分，虚实之别，但是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各科的不同疾病，都是后人逐步积累经验的过程中加深认识和完整起来的。瘀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如此，《内经》、《伤寒》、《金匮要略》阐发于前，后人发展于后，到王清任、唐容川才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脏象学说，《内经》虽提出了脏象的基本内容，但对脾胃、肾的作用阐发得还不完整，而通过李东垣、黄元御对脾胃升降作用的研究，朱丹溪、赵养葵、张景岳等对肾的研究和其作用的阐发以后，才使我们对脏象学说有了一个系统的认识。
在一部分人利用古代辩证法的观点和当时科学成果研究中医时，另一部分人提出直观的研究方法。清代王清任经过对部分尸体的仔细观察，提出：“尝阅古人脏象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每日清晨，赴其义冢，就群儿之露脏者细视之……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也不相符。”“惟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临症有所遵循……”。一部分人指出“专病专药”、“截药”，如：常山、柴胡治疗疟疾，马齿苋、白头翁等治疗痢疾，最近姜春华又提出开展“截药’’研究与利用辩证的观点研究方法相对抗，并指出某些药物对肠伤寒有特殊效果。通过这些研究丰富了药物的品种和对某些脏腑系统的实质认识。虽然直观的、形式逻辑的推理研究，发现了一些规律，纠正了非直观研究中的一些错误，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人类眼界是有限的，有些客观真理不一定用直观的眼睛看到，直接的触觉摸到，视觉看到的不一定是客观真理的症结所在，从而有时得出一些幼稚可笑的结论。所以在王清任提出“医林改错”时，又有人指出《医林改错》中的“错中错”，在提出疟疾用常山时，又有人指出辨证论治的方法治疗疟疾，张景岳的何人饮等即是一个代表。近人姜春华提出卫气营血是错误的理论，阴就是阴，阳就是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错误的观点，沈仲圭提出了反驳的原因就在于此。
随着西洋医学和现代科学的传人，直观的研究方法对中医的影响日渐扩大，中医界某些人提出以阴阳学说的一分为二观点发展起来的研究方法是“迷信”、“不科学’’的，利用中医理论去说明问题是“丢人”的事，也跟着某些人喊用“西医理论代替中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