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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潜的曾祖父陶侃，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也当过安城太守。
陶潜八岁死了父亲，跟随母亲和五岁庶出的妹妹一起生活。十二岁时，家中除僮仆之外，仅母子三人相依为命。
陶潜的祖上留下一些产业，到他父亲手里，逐渐败落下来，但仍有几处果园。父亲去世后，家道更为衰落。陶潜在二十九岁那年出任州祭酒，但不堪吏职，不久就辞职而去。嗣后，在柴桑住了六、七年，又出任桓玄镇军的参军。在孟氏母亲去世后，陶潜奔丧归里，守制二年。四十一岁时，他当上了彭泽令。这时，刚好有监察权的督邮要来巡视。吏人告诉他，要束带见之。他叹口气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乃解印绶，回归故里。他只当了八十五天的彭泽令。自此，陶潜隐居乡里，不再出仕。四十四岁那年，陶潜家遭火灾，经济上受到了很大损失。到六十三岁时，他就去世了。陶潜所撰《五柳先生传》实际上是他的自传。在这里，他把自己描写为“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基本上是陶渊明的自画像，故历来为人所重视，称之为“实录”。
陶潜死后，人称之为“靖节先生”。
思想和风度陶潜所处的历史时期，是宗教思想弥漫的时期。这时，围绕着生死富贵的问题，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各有自己的看法。佛教中有人认为神不灭，就是说人的形体不存在了，他的精神还是可以永存的。道教中有人认为炼丹制药，可以白日飞升，化为神仙。这些都是唯心主义的观点。陶潜就这些问题写了三首诗，题为《形影神三首》。第一首是《形赠影》，诗曰：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洏。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第二首是《影答形》，诗曰：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此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第三首是《神释》，诗曰：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宋书·隐逸·陶潜传》、《晋书·隐逸·陶潜传》、萧统《陶渊明传》。所引诗文见王尧编注本《陶渊明集》。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令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三首诗词意尚不能尽解，但大致说来，是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各种说法，提出了对生死应有的认识以及如何活着的问题。
诗的第一首是形对影的诉苦。它说，天地山川，都是永存的。草木霜露，每年都按季节出现。人是最灵智的，却不能像它们一样，刚才还在世上活动，一下子走了就不再来。要现实一点，只要有酒喝，就不必推辞了。这是及时行乐的思想，带着浓厚的颓废色彩，当然是不足取的。诗的第二首是影对形的回答，说，长生不可信，学仙的路走不通。我与你相遇之后，总是共同地悲哀和喜悦。在树荫下好像有暂时离别，在阳光下总是在一起的。这种共存也不是长久的，一下子就都消灭了。身子没有，名声也完了。还是干点善事，可以留下遗爱，这不比喝酒好吗？！这种观点以立善代替第一首诗中所说的及时行乐，有所不同，但二者却同样不能正确解答当时所提出的问题。诗的第三首，是陶潜在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婉转地、不指名地批评神不灭论和修炼成仙的不可信，以及立善求名是脱离实际的，醉酒或可忘忧，却伤害身体。陶潜提出了有生必有死，一切都有自然的安排，要把自己解脱出来，纵深大化浪潮中，不喜也不怒，不要想得太多了。陶潜对生死问题的认识是实事求是的，也可说多少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彩，但在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却落入命定论的牢笼了，这是一种唯心主义代替了另外一种唯心主义。命定论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悠久的发展过程。子夏所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曾为陶潜所引用，也可以说是陶潜命定论思想的概括。在陶潜的诗文集中，随时可以发现这种思想的流露。陶潜的名著《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感士不遇赋》等文对这种思想表现得更为显著。应当指出，陶潜的命定论思想并不是认为人在世上可以无所作为，而是要人不把得失成败放在心上，做好应作的事。因此，他给人以豁达的印象，有时还使人感到他清高。长期以来，他一直受人尊重，固然是因为他的诗写得好，同时还是因为他的作风好，给人留下了一个好的风度。
理想社会陶潜对当时的社会是很不满意的。他在《感士不遇赋》的序中说：“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近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陶潜在这里指出了当时社会风气的腐朽，而士人不遇只是其中的一种现象。陶潜辞官归田和他的饮酒无度都是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消极抗争。陶潜的命定论思想也是社会情况在思想意识上的曲折反映。
陶潜有自己的理想社会，具体地与在《桃花源记》里。文章说：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按照文章所说，桃花源是一个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干扰的地方，武陵人在偶然的机会中到了这个地方，但在离开这个地方后，再去寻找，就找不到了。在生活上，桃花源居民自给自足，无论小孩或老人，都能怡然自乐。《桃花源记》没有说到官吏、兵丁，也没有说到收税人、商业和学校。像这样一种设想要求并不高，也附合农民的愿望，但这和社会现实就不知有多大距离了。正因为如此，就不能再让武陵人和其他的人再到那里去了，这实际上是陶潜对他的理想没有实现的信心，反映了他对改革现实的绝望。
陶潜的理想社会显然是受了道家小国寡民的思想的重大影响。
辞官归田在彭泽的辞官归田，对陶潜来说，在政治上、生活上以及诗的创作上，都是一件大事。在这个问题上，陶潜是有思想斗争的。陶潜在回家后，特写了一篇《归去来辞》，表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及有关的生活情况。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提出来生活道路的问题。当时读书人的生活道路主要是作官和归田。对陶潜来说，在这二者之间，是有思想斗争的。斗争的结果是田园思想占了上风。《归去来辞》是顺着这条思路发展下去的。文章说：“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可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说的就是他为这问题而思想斗争的情况。他为此曾有过独悲，有过悟，有过知，终于是思想上明确了归田的道路，于是就觉得“今是而昨非”了。《归去来辞》中的大部分是表述他归田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其中包含上路后的愉快心情、家庭生活的亲切、欣赏大自然的悠闲自得。这是以身在农村，与官场中的人交往断绝了。在乡里中还是可以“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随后，他还是不能掩盖自己的悲观情绪。文章中写道：“羡万物之得失，感吾生亡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机时，易不委心任去留。”这好像是说还能再活几时，随他去吧，为什么还要慌慌张张追求什么呢？他自述他的生活情调是：“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乐，尽夫天命复奚疑。”对于将来怎么办，作者把它推到命定论的方面去了。
田园诗陶潜是晋、宋间的一位诗人，他的诗有丰富的内容，有高度的艺术成就。他留下的诗有一百二十多首，田园诗在其中占了重要地位。
陶潜归田后，写诗就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诗的内容也往往和他的生活密切相联。他在归田之初，写了《归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