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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灵事件接踵而来，个体和群体的对峙才刚刚开始，从亨伯特带着洛丽塔上路的那刻起，它在延伸，在被更多的作家更深入地叙述着，在米兰·昆德拉，玛格丽特·杜拉斯，以及王小波那里，质疑，辩护，审判，抚慰还在继续。但纳博科夫依然是个特例，他是一面多棱镜，从各个角度折射着奇异的光芒。没有完全进入阅读之前，我们这些正常人说他写了一种畸形的恋情，那个已不年轻的男人在猎取非常年轻的女孩，这个女孩正处于女童到少女的过渡期，这个男人奇怪的嗜好，从少年到中年，年龄见长初衷不改。纳博科夫曾说，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就是作者和世界的关系，那么亨伯特和小少女的关系蕴涵了作者怎样的世界观。阅读至此，我们肤浅的关于畸形恋的猎奇心态变得可疑，到底谁有病，这是一个问题。经典的最初面目就是病态的，它的创新部分让我们感到别扭甚至厌恶，它超出了普通人的感知和经验的范围，又好奇又排斥，又靠近又拒绝，病毒在蔓延，文本和读者就这样形成了感染和被感染的关系，我们开始迷恋亨伯特的死亡之旅了。没有人能够像纳博科夫那样，把欲望的血肉和经脉放大得如此醒目清晰和精确，同时也丰富了欲望的内涵。情景在变换，欲望的面孔也在变，是激情，是幻想，是性行为（极少），是性意识，是绝望，是期待，是记忆，是挽歌，是爱情，是忏悔，是嫉妒，是天堂，是地狱，极度的自私，极度的忘我……欲望因此具备了文本的结构性功能，那曾掩埋内心深处的惨白灰烬被煽动起来，被洛丽塔的脸，腿，身体，动作，声音蛊惑着，在独自阅读的混暗中，我们真正的“洛丽塔”在哪里？矛盾在激化，旅程在继续，一场没有止境的流亡，也许只有纳博科夫深深懂得流亡的滋味。
十月革命前夕，少年纳博科夫就随家人开始了流亡生活，从克里米亚开始，土耳其，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直到生命的终点站瑞士，这个孤傲阴郁的流亡者，举目无乡的俄罗斯之子，生命里弥漫着悲剧性雾霭。汽笛，车轮，站台，行李都在雾中影影绰绰，只有破碎的记忆，可以照亮苦涩的坎坷多艰的激情，只有记忆可以带给他片刻的晕眩的快感。客居的国度，那里的人群，习俗，以及所有的生活，他都本能地保持着冷漠的距离。就像一个身份不明的私生子，被故土遗弃，被世界遗弃，为了挽回心灵的尊严，会以更固执更彻底的怀疑来打量这个同样怀疑着他的世界。没有归途，没有引领脚步的方向，茫然，疲惫，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雾中行走，一切都是陌生的。没有信仰，这并不是件坏事，因为纳博科夫发现那些信誓旦旦的人，最终都以跪着的姿态从信仰的斜坡上滑了下来，此刻，流亡者依然在路上。流亡生活是戏剧性的，闲荡，虚掷光阴，窘迫，恐慌，像一头被狮群驱逐的雄师，必须和生存作殊死搏斗。在纳博科夫看来只存在一种关系——个人和世界，对抗的力量从何而来？那就是欲望，激情，以及属于自己的即便是微不足道的智慧，凭此可以恣意嘲弄这个神人同构的理性世界。纳博科夫在回忆录《说吧，记忆》里说：“我只有让所有的空间，所有的时间加入我的情感，加入我尘世的爱，以便除去它凡尘的边界，以此来帮助我抗击一个有限的存在，从而发展起无限的感觉与思想的世界，一种完全的堕落，荒谬和恐惧。”可见正是写作促成了这场蓄谋已久的相遇，洛丽塔不是天外飞来的小仙女，而是来自故土的原初的记忆，是纳博科夫的初始体验孵化出的女儿，是属于自己的小秘密，是幽闭内心的诡异城堡。自脱离母体的那天起，肉身在不断远离，灵魂却在不断返回，对峙中蕴涵着对称，对称中蕴涵着平衡，这个别的，奇异的，罕见的，短暂的欲望旅程，引起了巨大的阅读热情，纳博科夫的坦诚和细致告诉我们，他的书是写给每一个独立自由的精神流亡者。
进入文本打开的空间，就像世界在我们的心中所打开的空间一样，记忆的错乱，情节的衍生，时间的弥漫，都在一种封闭孤决的状态下缓慢地悄无声息发生了。昆德拉说：“现代的艺术个人主义正是在艺术中实现自己，确认自己，找到他自己的表现，自己的光荣，自己的纪念碑。”小说艺术正是在社会合作日益繁复大众文化日益昌盛的当代生活中，收留了神情恍惚的个人。在言语力量的守护下，每个人，翻开书，就可以静静地和自己的“洛丽塔”相依相伴。
当然，仅仅质疑，辩护和抚慰是不够的，这样的事情可以留给像尼采，萨特，福科那样的现代思想家去做。身为文体学家的纳博科夫，还引发了一场文体暴动。《洛丽塔》在很很地粉碎着我们的阅读习惯，这是小说吗，我们找不到更多的事件，更多的人物，以及波澜起伏的故事，通通没有。可读性的愉悦被一种阅读的焦灼状态所取代，接下来写什么，我们还能读到什么，这像一个阴谋，人物的危机就隐藏在叙述的危机之中。必须要有耐心，在这方面，纳博科夫并不亚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他们都像一位出色的侦探，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普鲁斯特记录的是贵族生活的明细帐，纳博科夫记录的是心理活动的明细帐。可是我们所了解的普鲁斯特更像一个双料间谍，他在现实和精神之间来回穿梭，忙碌着窃取情报，在上流社会的客厅，舞会，戏院迎来送往，他津津乐道的正是他鄙夷不屑的，他不可避免地患上神经衰弱，失眠，有呼吸困难的哮踹病。在寄生性的排比句和语法复杂的长句中，我们读到了普鲁斯特的疲惫，他的任务过重，他致力于呈现人的外在生活和内在生活的全部秘密。在纳博科夫这里，也有两种生活的区分，不是外在和内在的，而是“我的”和别人的，尤其上流社会在纳博科夫的感性档案里，是可笑，滑稽，愚蠢，可悲的容量极少的栏目，他的兴趣不在这里。我们发现，那些和汽车旅馆一样灵活简约的句子，也是欲望旅程的同谋者，带着某种速度往前奔涌。一份关于自己的精神分析报告，私人日记，法庭供词，旅游札记，情书，便条等等杂糅一处，一种没有边界的开放的文体，纳博科夫残忍地抛弃了他的读者，他的心里只有洛丽塔，他的小爱人，可我们却爱上了纳博科夫，这就是经典，作者，读者之间的无望的爱情关系。我们爱上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叙述者，孩童般透明，混乱又固执的语言，自说自话，哪里该盘旋停留，哪里该走马观花，都难以琢磨。一个意外连着又一个意外，兴奋和悲伤，沉醉和绝望如影随形，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些破碎的句子，跃动的词语会把我们引向山巅还是悬崖，但是我们还是惺惺相惜，跌跌撞撞的往前走。当普鲁斯特的主人公还在为情人兜里的可疑短签而忧心忡忡的时候，纳博科夫的主人公已经在他的枪膛里填进了8粒子弹，他准确无误地击中了情敌的耳朵，“迸出了一团盛大的紫红色”，这一超现实主义的画面表明，纳博科夫患上了比哮踹还严重的疾病。一种词语的癫狂症，折磨着为洛丽塔着魔的作家，还有为作家着魔的读者。没有那么多的闲暇时光去思前想后，被内心的风暴，语言的风暴挟裹着，密集的词汇扑面而来，隽刻着我们的阅读表情。什么是形式，什么是内容，纳博科夫从在不考虑这个问题，在他的笔下，它们一直都血肉相连。如果非要做理论上的区分，这无疑是对经典的谋杀。
现在，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就放在我的枕边，凌晨四点，我关上电脑，拿着书翻看两页，然后入睡，以此躲过清冷的黎明。正午醒来，太阳刚好直射北半球，此时，纳博科夫和他的洛丽塔还在路上，最明亮时刻里的最阴暗的影子。
《持不同性见者》 有关身体欲望的三个切面喊叫（1）
（玛格丽特·杜拉斯）
杜拉斯曾说“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那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并没有什么中心。也没有什么道路，线索。只有某些广阔的场地，处所，人们总是要你相信在那些地方曾经有过怎样一个人，不，不，是那样，什么人也没有。”这是一句咒语，把你唤进文字的黑森林，然后遗弃你，像女巫一样从你面前消失。
走在杜拉斯的语言迷宫里，我的理解力在瑟瑟发抖，但我并不沮丧。我闻到了酒精的味道，想象力像一团火在燃烧，脚步也有些颠簸和摇晃。我迷恋这种摇摇晃晃的状态，置身于欲望和恐惧的深处，有无数的陷阱，非常刺激的存在。被黑暗的空气所包围，又逃脱，又靠近，在绝望中沉醉，带着罪恶感，陷入那个世界的核心。没有任何幸福能够取代这种幸福，每个词都是绝对的，独立的，但它们之间又在进行着奇异的婚配，如此的陌生，如此的亲密，就这样缠绕在一起，混杂而迷乱。
这是属于杜拉斯的片言只语，断简残章，这个用酒精取代上帝的女人，她的每一个字都生长在沉醉的夜晚，然后随着白昼的来临，而归于无有。她不承认虚构，她认为虚构是文本和现实的分裂，她的写作是比现实更加强劲，更加真实的体验。她的作品里从来没有完整的故事，她说：“写作并不是叙述故事。是叙述故事的反面。是同时叙述一切。是叙述一个故事同时又叙述一个故事的那种空失无有。是叙述一个由于故事不在而展开的故事。”杜拉斯想表达什么，这是她一贯的风格，把一切都弄得扑朔迷离，不可理喻，当然你也可以说她在故弄玄虚。所以，一开始，她总是被拒绝，没有人读得懂，直到现在，还有朋友对我说，《情人》还能接受，《蓝眼睛黑头发》又弄不明白了。很多人是借助电影来阅读小说的，电影把《情人》拍成了一个通俗的爱情故事，影象一般也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