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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更直接的说法就是，你活该。
备受非议的女权主义，被男性哲学家常常指责为政治文化中的“种族隔离”，女人到底是一个特殊族群还是一种特殊的阶级，这样的责难会让女人发笑。她们的经验让这样的责难成为了一个假问题。女人站在差异的这一边，就是被我们常常提到的文化多元，承认文化多元，就是对差异性经验有足够的同情的理解。那么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所提到的消除男女退休年限的差异，岂不和这差异性相矛盾吗？
差异性不是一个超验的概念。正如我们常常用素质水平的差异来敷衍选举问题一样，什么时候尊重差异，什么时候消除差异，尊重差异是赋权，消除差异是平权。我们所尊重的差异，针对的是少数和弱势人群的差异，比如同性恋的人群比例相对小，我们不能因为异性恋的主流价值而取消他们恋爱的权利。性骚扰中的女性，是处于相对弱势的情景中，比如空姐之于男乘客、女下属之于男上司、宾馆女服务员之于男住客，还有同一辆公共汽车里的女乘客之于男乘客，虽然不象前面几项情景中有明显的权力优势，但大部分的性骚扰恰恰是在公共汽车和地铁上发生的，一种性别的绝对优势观念，常常让女人们防不胜防。在这些权力实施的微观场景中，骚扰就是对身体尊严的侵犯，违背了女人自己的主观意愿。如果在性骚扰没有立法之前，不被禁止的行为就是合法的，那么平权的理念逻辑就会推导出，女人也可以对男人进行合法性性骚扰，显然，男人们又会不服气。即使他欢迎骚扰，也是一个性别优越者的沾沾自喜，即使违背他的意愿，在我们的文化中，他一样以为他占了便宜，这就是男权文化中的男人，他们总是左右逢源。毕竟在权力分配上，让女人有权性骚扰的机会太少。性骚扰立法，就是赋权于女人，就是让某种处于绝对优势的权力受到限制，让女人们可以昂首挺胸，在她昂首挺胸的时候，她的感觉是安全的，自在的，当女人说“不”的时候，她不再惊慌失措。
但愿反性骚扰是一个历史阶段性的立法，性文化中的弱势并不代表这个群体在智力和能力上的弱势，女人55岁退休，而男人60岁退休的预设前提就是，老龄女人想当然地比老龄男人更早的衰退，在年龄门槛上，限制了女人继续工作的权利。平权就是消除对女人的年龄歧视，因为能干的老龄男人和能干的老龄女人，或者不能干的老龄女人和不能干的老龄男人同样的多，也同样的少。如果有女性提前衰老的表象，那也是文化叙述的结果，在我们的文化中，女人30岁以后，就老了。是否老，不是生理的，也不是智力的，是文化对于女人的强迫性暗示。
女性经验的被遮蔽，还让反性骚扰立法出现这样的争议：男人在和女人的相处之中，他们的行为界限在哪里，那些关乎风月，何解风情的私人经验，该怎样表达呢？非常人性化的调情，是不是就成了惊弓之鸟了呢？这个疑难问题就是完全男性中心的，因为他们长期混淆了强迫和自愿的概念，女人的被动身份让女性处于零意志状态，或者女人也只是他们想象中的女人，在性知识文本中，或者有性描写的读物里，女人其实是不存在的，她们被简化成尤物，这个尤物长期的沉默和顺从，在一种反弹力效应中，造就了男人的粗鲁和无知。是时候了，我们的文化是否也该想想，女人是怎么回事的呢。
当然，正是因为性骚扰取证的困难，就是当我们思考性骚扰始于何处——这可以觉察而又无法辩明的存在，思考微观权力是如何发生的，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持不同性见者》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痛从身体出发的抵抗策略
1960年11月25日，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秘密警察谋杀事件，受害者是三姐妹，她们的名字叫米拉波（LASMARIPOSAS蝴蝶），而三姐妹的身份是反抗特路基落独裁统治的政治活动家。当她们伤痕累累的尸体在悬崖边被发现的时候，举国震惊，而独裁政权在第二年就崩溃瓦解了。随后，在世界女性主义者的积极推动之下，1999年，联合国正式确定每年的11月25日至12月10日为“消除性别暴力16天运动”（简称V日行动），而V日行动的最后一天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这就意味着女性主义者的反性别暴力是作为人权行动的一部分展开的。
在人类所有的暴力形式中，针对女人的性别暴力更加隐晦和复杂，这罪恶和我们的文化偏见、积习以及传统镶嵌在一起，使得法律认证和社会正义常常缺位和失灵，比如强奸，在最近众所周知的“黄静案”中，居然发明了一个“强奸终止”的法律词汇，使得男权逻辑更加臭名昭著，这个词依然站在犯罪嫌疑人的立场，证明他是“终止”意愿的执行者，以为“终止”可以淡化行为的恶劣，可是在逻辑效果上却显示出，这种暴力更加可怕的真实性，因为他控制了一切，受害者的意志等于零。
那么，在性别暴力中女人的零意志和零力量是如何产生的，尽管台湾的女权主义者何春蕤教授，在她那著名的《防暴三招》演讲中，极力鼓舞女人在暴力情景中，积极反抗，不要成为“发抖和无力的娇小姐”，要拿出你挖鱼眼打沙袋的狠劲。但是女人一贯的娇弱被文化建构成女性气质和美态样本的时候，有力量的抵抗不是一触即发的。
而任何强权暴力遵循的依然是这种连锁反应，你弱，他就强，你更弱，他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强。虽然佯装柔弱，可以让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得到暂时的实惠，但这并不能保证女人整个一生，被痛苦危险所豁免。因为权利的非均衡分配，会随时引暴危机，而社会问题与两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同质同构的。
那些不被说出的事物
在女性主义的思想中，身体一种是她们关注的重要场域。女人的解放，离不开身体，而女人的抵抗，也必然从身体出发。因为在女性经验中，最及至的快乐和最深切的痛苦，都和身体息息相关。而男权文化的权力实施载体，或者进行压迫的微观战略，也是针对女人的身体，从控制（贞操观）到侵害（强奸、殴打），这些使女人女性化的社会脚本，在书写纯洁而脆弱的女人形象。当然，我并不是说否认强奸、家庭暴力这样的事实，而是想说暴力文化和纯洁脆弱构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的逻辑命题，把“身体”这个重要的场域偷换成和廉耻相关的概念，让女人有口难言。
女权主义戏剧《阴道独白》，除了其反抗性别暴力的中心主题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赋予女人说话的勇气，因为“那些不被说出的事物，是秘密，秘密导致恐惧与羞耻。”在当代文化中，女性作者的情欲书写一出现，就受到围攻与堵截，为什么男权文化害怕女人出声。其实这里的转喻关系就是，阴道…女人…沉默客体…被操纵的机器，禁止思考，是最便捷的统御招数。而说话的女人，成了麻烦制造者，“不说，就等于不存在，不被记忆”，不说，就变得麻木与蒙昧，不说，就永远不能恢复我们的勇气与力量，就不能书写女性自己的生命尊严。
如果言说是解放的第一步，那么言说依然是抵抗的有效途径。
何春蕤教授不仅在战术上教导女人，她的深刻追问发人深省。她问，到底是一个强奸犯让女人无法活下去，还是我们的世俗贞操观在作崇，让一个受到身体侵犯的女人自觉丢脸，使大多数受害者不得不忍气吞声。这样的情形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样存在，据英国的社会学家统计，强奸案的报案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
而据家庭暴力研究者的统计数据显示，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妇女百分之六十的女性保持沉默，导致性格抑郁，有的选择自杀来结束痛苦。所以，性别暴力的严峻冲突，几乎让法律和政治手段失效，滑向了你死我活的绝境。
恐惧是怎样蔓延的
大面积的沉默，其实是源于恐惧，恐惧产生的无力感，让防暴比抗暴更加艰巨。
防暴考虑的是暴力是如何发生的，暴力文化是怎样被书写的，这种文化怎样预设了女人的弱者地位，一旦我们从发生学角度，釜底抽薪，捣毁其书写逻辑，那么，正如女权主义者莎伦·马库斯所说，“要建设一个不再有恐惧的社会，我们首先要把强奸文化吓得魂飞魄散”。
马库斯在其文章〈〈强奸防范的一种理论和政治〉〉中分析到：强奸是作为文化，而不仅仅是强奸暴力事件而存在。那么，妇女的恐惧构成了强奸文化的一部分，是一个外在的动因。她主张一种女权主义的政治解决办法，就是平等地去迎击这样的暴力。如果承认体力上的不平等，实际上就预先放弃了抗暴的决心。
体力上的差异，这恰恰是让身体侵犯得逞的文化暗示。就是说在侵犯发生之前，暴力实施者就得到这样的肯定：被侵犯者不敢声张，被侵犯者力量太弱小。而研究者在案例调查中得到的信息是，女人是否抵抗与侵犯者是否采取额外的力量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发现，受到暴力侵犯的男性，他们的恐惧也比女性少，尽管同是男性的侵犯者在体力上比他强大。
如果说阴茎是男人的作案工具，那么女人的恐惧则是作案者的心理工具。集体恐惧的心理征候表现为，在没有抵抗之前，就放弃了抵抗，预感自身的痛苦和行动的无效，这和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男性英雄，哪怕九死一生，也要和强势集团抗争到底的形象形成反差。就是说关键不在于是否势均力敌，而在于怎样“把他从一个无所不能的进攻者位置上推翻”，意思就是说，女人要自我提醒，是的，我也可以加入战斗。
西方女权主义者所倡导的公平战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