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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说，女人要自我提醒，是的，我也可以加入战斗。
西方女权主义者所倡导的公平战斗论，这让我想起中国的武侠小说，几乎是最少存在性别偏见的作品。比如金庸笔下的武略才女王语嫣，即使不会拳脚工夫，她的头脑也能击退千军万马。
强奸还作为隐喻，在我们的现实中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受到各种形式暴力威胁和恐吓的人，男人女人，几乎可以因循着一种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善，来认可和关注女权主义，来共同建设一种新的现实，新的文化，因为暴力和强权是人类的公敌。
《持不同性见者》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痛谁来保卫我们
除了身体暴力和攻击，在更广泛的层面，V日行动所抵抗的性别暴力也包括文化的层面。V日行动在中国的倡导者——艾晓明教授曾有一个心碎的记忆，她说在美国访学的时候，发现有那么多的书籍是专门针对女性的成长、健康和教育的，感慨那里的女人真是幸福，而她自己的成长中，女性主义的教育和文化几乎没有。
而匮缺依然存在，我几乎找不到一本专门针对性别暴力的图书，而手头仅有的海南出版社的〈〈女子防暴手册〉〉，作为一本实用类的书籍，我才发现女性对自我的关爱，对自我的文化反省几乎成了一种另类的出版举动。
为什么女性主义的空气如此稀薄？为什么要来谈V日行动？
这首先是一种有关困惑、直觉和身体经验的疼痛冷暖相关的产物。在我们的职业经验和生存经验的基础上，几乎是出于某种本能的性别意识，感觉到有些逻辑，有些言论，有些观念在不知不觉中，行使着文化暴力和偏见的特权。由于这种特权的存在，遭受强奸的女学生不敢声张、农村女童失学率、农村妇女的自杀率惊人的偏高、城市女性在职业和家庭责任的夹缝中，她们心理的和身体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女性劳工的权益被更恣意地践踏，而另一方面，财经界的女性管理者则面临“透明天窗”的限制，看见目标却永远不能企及，在文化领域，女性写作者一旦对身体欲望发言，就会遭到漫骂与攻击……我们不禁要问，哪些屈辱，哪些伤害、哪些恐惧、哪些压制还在我们的周围发生，而我们的现实，又是怎样盲从于文化和积习的惯性，让性别问题以及更严重的性别歧视所造成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空气，使得身处期间的我们，都成为了一个潜在的受害者。任何一种伤害和屈辱，其潜在的悲剧性的结果，都得所有的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正是我们发现，没有任何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只有息息相关的，同呼吸共命运的社会共同体，在此意义上，我们都是所有不幸的当事人。
是的，还有常识，我们说关于女人的常识，她们敏感，她们更加本能，这种本能让她们更接近大地的属性。大地的属性，就该是对风霜雪雨，春暖花开有着更加强烈的感受力。这种感受力，让她们的坚韧和诚实达到了令人惊愕的程度，这是一种令人惊愕的笨拙战斗。
依然是女人们在做着持续不断的努力，为“约会强奸”正名的是一群女学者，为身体真相的呈现而写作的是女人，向家庭暴力抗争的是女社会学者，为文化多元倡导宽容精神，去研究同性恋的依然是女人，这一切的一切，让16天V日行动渗透了每一个平常的日子，让女性主义的政治语言自然而绵长地展开。
《持不同性见者》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痛消费社会的女幽灵（1）
一则电视广告：女人的躯体，当然是起伏有致的那种，晃呀晃，突然变幻成一款手机，女体残留的线条，融化在手机的边缘，圆润、光亮并且玲珑，通过这些中介元素，手机和女体完成了某种转喻……这时，一只男性的手伸过来，把手机握住，手语充满了温存、把玩和掌控的意味，然后特写，才是手机的品牌……
一个天生的女权主义者，当然会从这则广告中，读出刻板女性形象：把女人等同于玩物，男人们的意淫渗透到了消费主张之中，女人被高度符号化，被感官效应简化成一个普遍的欲望标本，这欲望首先是占有和控制，而快感也从色情现场被抽离，就是说男人快感的心理指数明显不足，他们的神经中枢基本处于休克状态，愉悦来自理性的提示，你看，我拥有她/手机，仅仅是获得，这就够了。这和战士对阵地的渴求一样，目的取代了过程。
当消费社会把女人高度符号化的同时，他们早就彻底地丧失了女人。女人实际上不存在，而看起来她们似乎又无处不在，娱乐工业（女明星）、广告（电视、招牌和印刷品）、时尚杂志、色情杂志（针对男人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这样的对立结构中呈现的：男人/女人、主动/被动、积极/消极、看/被看、消费/消费品，男性中心的思维机器，必须依靠这样的二元对立才能运转起来，女人也就成了他们想象的产物，他们一相情愿地面对这幻觉的影子兴奋不已。而如何无止境地制造兴奋，这是消费社会的生产秘密，女人被高度抽象之后，仿真女人是以匮乏的面目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她们如此地醒目，如此地富有吸引力，女人的楷模就是以精确比例制造出来的芭比娃娃，芭比向消费社会奉献出她的躯体，在躯体之上，巴芘可以是女警察（穿制服的巴芘）、可以是卧室里的性感小猫（穿情趣内衣）、可以是探险家（披挂上一整套探险的行头）、可以是成功职业女性（她穿阿玛尼职业套装），我们可以用任何梦幻组合来打扮我们的芭比。而装饰物之下的躯体，注意，是女人的，女人的胸、腰和臀，就是说和平板的男性躯干不同的凹凸部分，像遥远神秘的异国情调一样，满足我们生活在别处的平凡梦想。于是，男人们梦想拥有芭比，女人们梦想成为芭比。梦想拥有芭比，实际上是想占有这种差异性，以此缓解他们的匮乏，即曲线的匮乏，这曲线匮乏还可以延伸出对生育的嫉妒。在生育事件中，子宫是根本性的，而父权文化非常狡猾地偷梁换柱，他们以妻妾概念和子嗣中心论，来把女人比附成生育工具，而试管婴儿的出现，是对父权文化的毁灭性打击，因为试管里的受精卵还得重新植入子宫，子宫才是最根本的生命腹地，而在子宫里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受精卵，让变化、差异、增进、成长在女人的生命中，早已就是一种内在化的体验。精子只能是精子，是可以无限复制的泛滥的存在的，是真正的刻板单一，他们从离开男人身体的那一刻起，男人才正是因为子宫的存在而被彻底地工具化了。所以，当他们对女性想象停留在一种刻板印象中时，是他们的生命结构自身的映照，绝非男人的偏见，他们很无辜，或者说，被男权中心所塑造的女人的匮乏，就是他们自身匮乏的镜像。刚刚过世不久的大思想家德里达曾在他的传记记录片里说，我的母亲可以是哲学家，但哲学家绝对不是我的母亲。
制造符号，是男人们的强项，而这符号生产能力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最近有新闻说，韩国变性人何莉秀以6000万台币的高额报酬，代言女性内衣，在此之前，她（他）还在韩国代言过卫生棉，卫生棉是对女人生理现象的转喻，抹杀本体——月经的缺失，凸显喻体，就像借壳上市的股份公司一样，用概念股/符号来刺激你购买金融商品（股票）的欲望，市场效应除了轰动性，没有其他。这也是芭比肉身化的消费神话，芭比已经从一个塑料模型，带着体温、声音和行动能力走到了我们的面前。当何莉秀对着镜头说，我就是一个女人，这句话的完整表达应该是：我就是一个女人的符号，这符号，是消费社会提供的“相异性外科手术”，是男人力图占有这差异性所做的极端努力。当我们力图借助外科手术来达到对差异性的长期占有的时候，恰恰是男权社会因为玩不转同一性（男女同体）的绝望表现。对女人的掌控，被消费逻辑所支撑的时候，女人越来越像产品，男人这个固执的消费者内心的恐惧就越深。这恐惧，就是当人与物在窃窃私语的时候，物更像一个幽灵，我们知道，消费社会恰恰是物质的世界，物质/物欲完全地控制了生命的情境。占有企图本身，已经被占有所占有。
而女人不需要处心积虑地去占有差异性，她们就是差异性本身，成为芭比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她们的兴趣集中在变化，标准身材只是小女孩才玩耍的幼稚把戏，因为标准身材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有让标准身材进入流通领域（比如选美）——美丽而又自持的女人是少见的，变成硬通货币的时候，标准身材能够带来生活的变化，变化成了目的，而这是一个无法终结的目的，当变化发生的时候，现实就会被新一轮的变化渴求所覆盖。如果把女人当成现成的产品，就是非女人的存在，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可以定义为女人的概念，或者说，女人永远是那个在永远在生产线上的女人，非成品但似乎又接近了成品，在成品与非成品之间游荡的幽灵，她们是概念和秩序的敌人。消费社会的运转机制，永远气喘絮絮地想寻找女人的脚步，然而幽灵们是无迹可寻的。如果非要在文化上区分，女人是天生的后现代，如果非上在意识形态上划分，女人是天生的激进的自由左派。撒切尔夫人和莱斯国务卿，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有异装癖的男人，而无法完全进入男性政治系统的台湾女名人陈文茜，被她自身的离心力，甩出了这个系统。在脱口秀节目中，电视观众消费的，以为是她的观念，尽管陈文茜说：观众想看什么，想看陈文茜这个星期有什么想法，如果她真正的非常有想法，她应该是台湾的女总统。我们消费的不是陈文茜的观念，因为她根本就没有观念，她是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