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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川
2005年还会写一些诗，题材可能与故里有关，近来总在想30多年前插队农村的生活，自己最风华正茂的十年岁月是在农村度过的，所以，在写小说之余，也许会用这段生活内容来写一些诗。1970年是我插队农村的第二个年头，这一年，我所在的苏北里下河农村，特大暴雨昼夜不停，我站在我的茅屋前，站在茫茫一片大水中，茫然无措地望着眼前的一切。身后茅屋的铺板门上贴有一副依稀可见新气的春联：身居茅屋，心安天下。这是当时流行的大话。1970年夏天的大水，令一个乡村少年的黑眼睛里满是惊讶：原来平时走来走去的乡间，竟是那样的低凹！从那时起，走出凹地就成了我的始终的追求，然而，那是一片总也走不出的凹地。
2004年写了几组诗，作品虽不多，大体符合自己对诗歌美学的追求，总还是欣慰的。在俯刊》等发表组诗，出版《子川诗抄》，与朋友合出了一本散文合集，另有一个长篇小说在写作过程中。
近几年来，对当代诗歌现象比较关注。我对当代汉语诗歌文体的汉语性征比较有兴趣。当代汉语诗歌的汉语性，这个话题阐说空间很大，只说其中一点，那就是翻译诗歌文体与汉语诗歌创作的关系。翻开当代文学史、诗歌史，均可见到翻译诗歌文体对当代汉语诗歌创作的影响。其实，“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以及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都程度不同地受过翻译文体的影响。不过，80年代后期，人们已经开始看到小说的文体已经从显而易见的过度翻译文体化倾向走回来，这是一种文体成熟的标志。翻译文体并不等同欧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尤其是诗歌的翻译文体，众所周知，诗歌从来就是最难翻译的文学样式，诗歌翻译文体距离原作总有难以逾越的沟壑，这也是翻译诗歌文体的汉语性值得置疑的原因之一，因为无法找到贴切的汉语来译介原作，翻译诗歌的文体难免与我们习见的汉语有些隔膜。如果我们的诗歌对优秀外国诗歌的借鉴不是从原作的角度出发，而仅仅是对翻译文体的借鉴或者直接受翻译文体的影响，可能既是认识上的误区，也是实践中的误区。所以，当代汉语诗歌的汉语性征应当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种文化的交融及其相互影响日益变得平常。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一种完全不受其他文化影响的语言文化是不存在的。问题是这样一种影响，应当是渗入式、被吸收式，而不是盖浇式或者点染式。如果在一个当代诗人的诗作中，感觉不到这种世界文化交融渗透的语言变化，是不成功的。但如果在一个当代诗人的诗作中，人们看到的只是翻译文体化（严格意义上它并不是欧化）形式，会让人觉得这首诗的语言元素并不是本真的汉语，因为它太近乎译诗甚至是蹩脚的译诗，这同样也是一件很糟糕的事。这里，我认为的本真的汉语诗歌，应当有一种真正渗透着当代文化（包含世界文化交流），同时又是严格区别其他不同语言的语言元素，如果当代汉语诗歌找不到这样的语言元素，应当是当代诗歌发展的一种不当，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失败。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当我们全景式地观照中国当代文学，把诗歌文体放到包括小说散文等文体中去思考，会惊讶地发现诗歌在借鉴翻译文体方面的过度的依赖与僵化，使诗歌文体的成熟明显滞后于小说、散文，这不是当代诗歌发展应当有的现象，因为，诗歌从来都是文体创新的带头兵，而过度的翻译文体化倾向，已经让诗歌在当代文学的文体意识方面落伍了许多。
子川（张荣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现在江苏省作家协会供职。出版诗集、散文集、长篇小说多部。其作品多次被《中华文学选刊》、《作家文摘》、《报刊文摘》、《散文·海外版》等选载，并被选入多种选本与教材。
诗歌：抵达事物核心的最近的路途
■ 彭 程
关于诗，可以有多种定义，可以从多少个角度打量，可以列举出一系列触发感动的理由。但如果要求最为简洁地概括出对于诗的理解的话，我要说，诗是对于存在本质的贴近，是抵达事物核心的最近的路途。这一点，正是将我和诗牢牢连接在一起的纽带。
事物的特色往往在比较中更能够凸现。在文学的多种体裁中，小说和戏剧依赖于塑造人物形象，编织故事情节，散文随笔需要埋设情感的管道，或者搭建思想的逻辑，它们都具有某种繁复、迂回的特性，不同程度地依赖于某些技术性的手段；只有诗歌，最大限度地剥离了这些因素，直达存在的本质。删繁就简，略去了一切交代、过渡，诗以最简洁的形式，系连着最为精粹、凝聚的情感和思想。说到这里，不妨表达得极端一些：有些情形下，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可以用几句诗来给予高度的概括。英国大作家哈代，在《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等一系列长篇小说杰作中，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遭际，描绘了主人公悲剧性的命运身世，印证了在他的许多短诗中反复吟诵的主题：时间侵蚀希望、才华、美丽、清新、热情和活力；人生是一系列挫折和失败的冒险；人作为个体，作为宇宙和社会的生物，只是受到不可抗拒的生命力的任意驱使而已。
真正优秀的诗句，总是像一道闪电，当它闪耀时，万物被骤然照亮，呈现为一种彻底的澄明清澈。天空和大地的阻隔瞬间化作乌有。借助它的光亮，你能够观察到事物最细腻的纹理，一切阴翳都被驱逐殆尽。事物在一瞬间彻底袒露了自己。
譬如，对于生命，且听听诗是如何揭示和言说的。
生命何其短暂飘忽，思之每每令人黯然。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的《瞬息间是夜晚》，对这点给予了凝练的表达：“每一个人／偎依着大地的胸怀／孤寂地裸露在阳光之下／瞬息间是夜晚。”短短几句，往返于这样一组既对立又依存的范畴之中：阳光和黑暗，存在和消逝，生命和死亡。法国诗人保尔·福尔的《认生》，更是把生命的历程高度浓缩于三个片断中：“一开始听到钟声：‘像耶稣在马槽中诞生……’／接着是更响的钟声：‘高兴啊，我的爱人！’／随后，立刻就是哀惋死者的钟声。”读着它，会联想到汉代古诗十九首里这样一些句子：“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如白驹过隙的匆促之感，表达得酣畅淋漓。
生命尽管短暂，却因其价值和意义的充溢丰盈之感，而令人激扬不已。在墨西哥诗人帕斯的《生活本身就是闪电》中，生活获得了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观照，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大海的黑夜里，穿梭的游鱼便是闪电。在森林的黑夜里，翻飞的鸟儿便是闪电。在人生的黑夜里，粼粼的白骨便是闪电。世界。你一片昏暗，而生活本身便是闪电。”
生命的意义经由具体的生活而呈现，恰似音乐通过音符而存在，图画通过线条和色彩而存在。生命中，面临着无穷的可能性，尤其是在青年时期，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生活方式，选择令人眼花缭乱。但人生的悲剧性意蕴就在于，获得和舍弃并存，选择了一条道路，也便意味着封闭了其他的道路。对于这点，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一条未走的路》揭示得十分透彻精辟。一条道路在树林里分成两岔，通往不同的方向，行路人只能选择其中之一。那么，选择哪一条？放弃哪一条？取舍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必须如此的特别理由。于是作者选择了其中之一，带着很大的随意性。然而这只是第一步选择，因为这条被选择了的道路，不久又接续上了另一条，这个过程还会不断地重复。这样，随着脚步的不断延伸，当初曾经相交相连的两条岔路，相互之间距离越来越遥远，通往完全不同的区域和风景。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机遇和偶然性，往往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面貌。任何一种选择都同时意味着更多的放弃，任何一种实现，也都是以众多其他可能性的夭折作为代价。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匆促，然而这个短暂的旅程中，仍然充满了大量的挫折，所谓命途多舛。怀疑，焦虑，消沉，丧失生存的意义感，自暴自弃的冲动，等等，种种戕害生命的阴霾，时常会笼罩在灵魂的天空。这是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比喻：“我的生命是一条废弃的船，背叛了命运，躺在荒凉的港湾。它为什么不拔锚启航，乘风破浪，去和奇迹联姻？”“行动的躯体已经僵死，没有意志使他复生。”这种困惑的极致状态，便是莎士比亚戏剧中丹麦王子面对的命题——“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但无疑抗争才是人间正道，经由它才能最终达成和命运的和谐。在里尔克的诗句中，生命的理想姿态应该这样确立：“我是一只鹰，一阵暴风，还是一首伟大的歌。”用疑聚起来的全部生命力，来对抗世界的荒谬感，努力摆脱生存的种种有形和无形的羁绊，让灵魂向着一切美好的东西敞开。就像一位葡萄牙诗人安特拉德所吟唱的：“急切需要创造快乐，成倍地增加亲吻和收获。急切需要把玫瑰、河流寻觅，还有那美丽的晨曦。”只要这样做了，我们就会拥有和欣赏到那么多珍贵的事物：孩子的笑靥，恋人的絮语，射进丛林深处的一缕阳光，澄澈的溪流中水草轻柔的摇曳……总之，诗是一种内在的光源，其投射之处，晦暗的都会被照亮。一位名叫让尼娜·米托的法国女诗人，更是把诗中所蕴含的力量，提升到天地自然一般的位置：“在飘落的雪花上或累累的硕果上／在灌木的叶芽上或鸟群中／让诗歌展示第五季节的电光”。
由此出发，我始终如一地认为，诗是文学的最高境界。散文中的诗意一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