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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读沧桑，感慨系之。奸诈的刘邦后代中竟然出了一位汉文帝这样的仁慈皇帝。毋庸借助史料，简单的逻辑推导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汉文帝之“好”是相对的，因为大一统皇权专制下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好”皇帝。我想，太史公颂扬汉文帝，一定不仅是出于“不虚美，不隐恶”的公正，另有他意在焉，其中暗含影射汉武帝的刚愎与专断，也未可知。
大一统皇权专制者何？集权力与权威于一身也。“内圣外王”，天上人间，阴间地府，统统在皇权管辖范围之内，不受任何约束。这一点与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大相径庭。世界多数家，至少神权并不完全归最高行政统治者，即使是政教合一的场合，最高统治者也会对神有所顾忌。统治者绝对不是全知全能的，在“天”或“神”面前，他也得匍匐在地。社会相对稳定的条件是，在专制权力之上必须存在一个比它更“专制”的权威。然而，在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权威。专制皇权本身就是至高无上的最高级别了。期望为所欲为的权力掌握者做好事、善事，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期待皇帝富于远见而且具有极强的自我约束力，在既无压力又无管束的情况下做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这实在是太难了。好比委托一个人管理公共财物，却允许他不记账，任凭他去支配，他怎么能够做到不把钱财装入私囊呢？
中国的皇帝固然敬天，但敬天的含义并不是收敛自己的野心与野性，并非迫于天的权威，而是一种自私的需要———让天为自己的统治张目。尽管皇帝的生活不自由，但皇帝的意志是相对自由的。皇帝意志的自由以老百姓的不自由为代价。
皇帝有短视、远见之分，有高雅、粗俗之别，有道德高下之差，有人格高尚卑劣之异。
“好皇帝”是偶然的，坏皇帝是必然的。所以，即使是相对意义的好皇帝也寥若犀角。汉文帝确实是个极有自制力、极有道德涵养的皇帝。但他同样处于皇权专制体系之中，有些短拙他是无法摆脱的。
表面上最让人感动的可能要算时为代王的刘恒（汉文帝）继承皇帝位之前的谦虚了：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庙。臣谨请（与）阴安侯、列侯顷王后与琅琊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议曰：“大王高帝长子，宜为高帝嗣。愿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宗庙。愿请楚王计宜者，寡人不敢当。”群臣皆伏固请，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计之，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计，不敢忽。愿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群臣以礼次侍。《史记·孝文皇帝本纪第十》实际上，刘恒在登基前的坚辞并无实际意义，那不是即兴表演，而是事先与大臣们做好的扣，用现在的话说，大臣都是托，做给天下人看的。汉文帝的坚辞为历代皇位继承提供了标准范式，皇帝即位———特别是在没有充分继位依据的情况下———必须先辞让而后登基。
汉文帝取消肉刑（刺面、割鼻、断足三种）与连坐也为史家津津乐。取消肉刑与一位名叫淳于缇萦的女郎中有关系。淳于缇萦之父为齐太仓令，因罪下狱，她上书汉文帝，请作宫婢以赎父罪，汉文帝准请，下令废除肉刑。淳于缇萦因此而留名青史。但是，圣旨并不都是算数的，这个圣旨并没有执行多少天，不久肉刑就死灰复燃了。直到20世纪，肉刑仍不罕见。
汉文帝的减税薄赋是实有其事的。这无疑说明了他的远玉鹰见。汉祚较长，与他开的这个好头不无关系。
汉文帝废除“诽谤罪”也是一大贡献。
汉文帝下“罪己诏”非常频繁，天象出现异常或外患日亟，他都要罪己。中国皇帝下“罪己诏”的传统与汉文帝开创罪己先河有很大关系。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忘记，汉文帝终究是个专制皇朝的帝王，他的个人意志决定着世事的演变及结局。我们不妨看一看他对两个人物所持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他对乖巧奉迎的邓通宠信有加，让邓通官由黄头郎而至上大夫，并赐予他蜀郡严道铜山，许其铸钱，因此，邓通所铸之钱遍于天下，至今仍有“富比邓通”之说。然而，与邓通同时代的超级才子贾谊就没有这么好运了。由于受到周勃、灌婴等人的排斥，加上贾谊说出“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这种皇帝并不爱听的忌言，终于遭到汉文帝的疏远，被流放至长沙，作梁怀王的太傅，只好孤独地以屈原自况，吟诵《吊屈原赋》了。我想司马迁对汉文帝的过失是有所隐的，他的过失绝不仅仅限于提拔邓通、打击贾谊。
第二部分第二十章 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社会中不多见的亮点之一。之所以“汉”能够成为“中国”的同意语，与文景之治的盛世不无关系。文景之治接近于很早就在中国人心中扎根的乌托邦，那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中国历史上，由两个皇帝共同构筑一个盛世，除去“文景”，就只有清朝的“康乾”了。接连出两三代明君的概率本来就微乎其微，何况当时中国的大一统皇权体制刚刚建立不久，权争难于平息，出现盛世实属不易。其实到了景帝，文帝的德政已渐式微。景帝的治绩无法与文帝相颃颉。史家将“文”、“景”并列，固然有其道理，但也稍嫌牵强。所谓盛世，按照形成原因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好皇帝造就的，一种是政治惯性造就的。汉文帝属于前者，汉景帝属于后者。当然，成就汉文帝的也不乏惯性的因素。然而用“好皇帝”的标准对照汉景帝，汉景帝就要相形见绌得多。在司马迁的价值王国中，“好皇帝”比“政治惯性”重要得多，因此，在他心中汉文帝比汉景帝分量重得多。
《史记·孝景本纪第十一》是本纪中篇幅最短的一篇，相对来说，平抒直叙，写得也平平，给人以应付差事的感觉，流露出作者对汉朝皇帝一蟹不如一蟹现实的无奈。
“好皇帝”总有好运相随，德行差的皇帝常有厄运相伴。似乎司马迁隐隐约约相信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德政的式微，表现在景帝已经不再有文帝“日行一善”的自觉。汉景帝在位16年，发生了许多天气异象，包括日食、彗星、地震，此外还有蝗祸等自然灾害，汉景帝面对这些不利，采取的多是“大赦天下”，而较少罪己。至少在表面上，景帝比文帝的罪己少得多。说中国皇帝拒绝忏悔始于汉景帝，虽不中亦不远矣。对于文帝的优长，景帝没有能够全面继承下来，更谈不上发扬光大了。汉景帝统治时期，冤假错案明显上升。比较有名的是周亚夫受辱之后含冤绝食而死；晁错乃景帝心腹大臣，却被用来当作应急退敌的筹码，成为稳定政局的替罪羊。
景帝统治时期，酷吏横行。具有代表性的是宁成与周阳由。宁成，南阳人，汉景帝时任济南都尉、中尉，贪暴残酷，民曰：“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周阳由，汉景帝时任郎官，暴虐残酷，蛮横放纵。宁成、周阳由等酷吏宵小蟹行，为非作歹，为“文景之治”涂抹上了一缕灰色。
文景时期，是否真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府库钱财“无法周亚夫像计数”、粮库的粮食装不下只得“任其腐烂”，不得而知，但“文景”时期百倍强于秦朝的战乱不断，则是毫无疑问的。
“文景之治”得益于三方面因素：一是汉文帝采取了“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使百姓得到喘息；二是汉文帝取消了肉刑与“诽谤罪”，拓宽了言路；三是汉文帝投入治国的时间多于投入策划权谋的时间，没有人为地制造过多的内讧，政治形势平稳，形成典型的太平盛世。
在大一统皇权体制下，以上三条，都极难做到。仅做到取消“诽谤罪”这一条就难于上青天，没有几个皇帝有勇气这样做的，遑论认真执行了。所以，司马迁才动情地发出“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之感慨。
可不是，中国历史上就是治世少而乱世多。
第三部分第二十一章 汉武帝与方术
“君子之泽，三世而斩。”皇权专制中的治世，“事不过三”，这是颠扑不破的规律，没有谁能够打破。两代明君，到第三代势必变形走样，无人能扭转这一趋势。汉文帝、汉景帝，到汉武帝就露出荒唐败落的迹象了。
一个不受制约的帝王，最终会不自觉地把精力放到张扬权势与延长寿命这两件事情上。
汉武帝热衷于后者。愚蠢得可以，也荒唐得可以。
汉武帝废黜了百家，但武帝就偏偏喜好黄老之术。黄老之术的核心是求仙。黄老之术不像佛教或其他宗教那样，求死后在极乐世界占据一席之地，黄老之术赤裸裸地求现世的无限延续。按理说，长生不老术是需要证明的，也极容易证明。哪一个方士真的让人长生不老了，才算高人。事实上，没有一个方士能够接受这一简单的验证。方士并非靠实证确立自己的权威（这是他们永远也不到的），他们是靠骗术获取皇帝信任的。汉武帝就是一个“愿者上钩”的典型，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入骗子的圈套却至死不觉悟，不悔改。汉武帝是坚持错误到底的典型人物。李少君就是个著名的骗子。不知道李少君耍了什么手腕，猜中了铜器上的铭文，一下子就得到了汉武帝彻头彻尾的信任：少君言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