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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留给齐桓公的最后遗产是用人之谏，他力谏桓公不要用易牙、开方、竖刀这三个人。齐桓公不听，结果齐国乱于此三人。
管仲像管仲的人格也是很高尚的。公元前648年，齐国派管仲去周国。周天子想用上卿之礼接待管仲，被管仲坚辞，还是接受了下卿之礼。管仲死，齐桓公死，齐国的霸业随即烟消。这是“其人亡，其政息”的人治政治所不可避免的。
管仲为后来的政治模式确立了一个标范，贤君加良相的标范。不过贤君加良相是很难得的，可遇而不可求。不是君不贤或相不良，就是相良而未被用，再不就是二者皆平平无所作为。贤君与良相碰到一起的几率实在低得可怜。然而，中国人对这种本来微乎其微的几率注入了极大热情，百年期盼，千年渴求，希望天降祥瑞，恩泽万民。
管仲的历史地位是抹煞不了的，后来的政治家比况管仲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管仲对于齐桓公死后走马灯似的换国君以及对于国君的短命（齐桓公死后，十多个儿子中先后有个登临君位）却是丝毫无助的。几百年后，自比管仲的诸葛孔明，死后蜀国政局也是混乱得一塌糊涂。
也许十个管仲，也比不上一条合理而又可行的政治制度。可是在权力的王国中，制度与机制又价值几何？！
第三部分第二十七章 周公旦
司马迁把周公旦的事迹安排在世家第三，是因为鲁国不如吴国、齐国显赫，按照国力排位，一吴国，二齐国，三鲁国，这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不考虑国力，周公旦必排在第一位无疑。周公旦的功德大致有四：一是辅助武王得天下，二是代理成王治天下，三是参与制定周礼，四是从无野心。
前两条似乎是臣子的本分，算不上什么特殊功德。但是后两条就不一般了，不是哪一个臣子都能做到的。对“礼”有充分的理解，而后方可评价周公。
“礼”，表面看是制度、规矩与礼节，深入研究，可以说“礼”首先代表道德、法律，其次代表惯行与形式。
“礼”不仅把君臣关系、君民关系、臣臣关系、臣民关系固定了下来，同时也把风土人
情与民族性固定了下来。礼，成为华夏民族文化方面的凸征，言及文化教化意义上的华夏，不能不言及礼。
从国民性的角度看，华夏民族经历了两个时期，一个是礼的时期，另一个是“礼崩乐坏”之后的时期。分界线在秦始皇统一中国。
第一个时期主要是由周公旦奠定的；第二个时期主要是由秦始皇奠定的。
第一个时期以诸侯分封制度为主，第二个时期以大一统皇权专制为主，泾渭分明。令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古代辉煌文明，大多数是在周公旦到秦统一中国的800年间建树的。特别是诸子百家建树了鲜活的学术，一家一个面孔。同是儒家，孟子的主张与荀子的主张有时也是不尽相同甚至是对立的。绝非其后一张面孔的经学考古、稗史演义、方术五行、程朱理学可比。百家争鸣的学术被大一统皇权专制阉瘀殆尽，再也没有复兴的机会了。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自秦始皇起，把“礼”所代表的“形式”粉碎了。中国变为了喜欢变换形式的民族，从服装、饮食，到礼节、礼仪，无时无刻不处于剧烈的颠荡变换之中，不得宁日。每当想到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就不由得诚心沥情地追慕起周公旦。周公旦是中国最伟大的一位先哲，其功德远在孔子之上。孔子近于无条件地崇拜他，司马迁近于虔诚地景仰他，都不是没有道理的。
周公旦最伟大之处在于他发现了保持“形式”连续性的重要。他有对“形式”大加挞伐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武王伐纣取胜之后，在他的建议下，把殷纣的许多形式化的遗产（包括礼）保留了下来。殷纣时的祭祀方法，甚至祭祀的主持者大都得以保留。甚至保留了殷的诸侯国地位，仍由纣的后裔主持殷国的事务，予以充分信任。封纣的儿子武庚禄父，命管叔、蔡叔辅佐他。后来武庚反叛，不得已才诛杀之，但仍保留殷国。《周礼》书影由于周公旦的不断规劝，周武革命是一场相对温和的革命，没有滥杀滥砍，滥毁滥焚，使得殷的文化遗产得到完好保留。对殷纣的旧臣没有实行“秋后算账”，该任用的照旧任用。周武革命，除了灭掉了残暴的纣王，几乎没有什么天翻地覆的颠荡，一切照旧。这怎能不让深谙历史的孔子与司马迁佩服得五体投
地呢？即使是今人，我们也不能不为周公旦叹服。
周礼中不乏可以非议之处，但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无疑是价值连城的国粹。至今外国人提及西周的文化，也不敢不仰视。司马迁本来有机会以春秋曲笔为帝王脸上贴金，以改变自己的险境，但他没有这样做。司马迁无党无私，与周公旦神交弥笃，他用重墨渲染了周公旦德操弥厉的人格，至今读来齿颊生香。
其一，周公旦以卜救武王：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才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今我其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圭归，以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周公喜，开龠，乃见书遇吉。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兹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滕匮中，诫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
《鲁周公世家第三》其二，周公旦以祝告诫成王：
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其蚤沉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
《鲁周公世家第三》评价历史人物，人格因素在其次，主要还是看其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周公是对中国先秦政治格局与文明产生影响最大的一位政治家与先贤。
第三部分第二十八章 太史公的感慨
鲁国是春秋时期道德最先崩塌的一个诸侯国。正是这个残酷的现实刺激与造就了孔子。
管中窥豹。鲁国的混乱乃华夏大地分封制度式微的一个缩影，值得今人予以探讨研究。
司马迁在结束对鲁君世家的描述之后是这样总结的：
太史公曰：余闻孔子称曰：“甚矣鲁道之衰也！洙泗之间如也。”观庆父及叔牙、闵公之际，何其乱也？隐、桓之事；襄仲杀嫡立庶；三家北面为臣，亲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鲁周公世家第三》太史公对不讲道德的无义杀伐深恶而痛诋之。国家将亡，必出妖孽（《礼记·中庸》）。鲁国确实出现了许多妖孽，庆父最为典型。庆父作乱，竟然根源于他与庄公夫人哀姜私通，为男女私情而把鲁国的政治搅得溷浊不堪。他与哀姜合谋派卜杀死了公。鲁人群起而攻之，逼迫庆父自杀，哀姜也被杀死。在庆父生前与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鲁国篡权弑君或臣子互相杀戮的消息不绝于耳，让人难以足闻。孔子大声疾呼：礼崩乐坏！然而于事丝毫无补，事情愈演愈烈。
没有谁能够力挽狂澜，阻止礼崩乐坏的颓势———包括接连出现的圣人、亚圣及他们的弟子。
寻常史家往往以“历史必然性”搪塞，以为“礼崩乐坏”是历史之必然，不如此才是反常。甚或认为，礼崩乐坏是“历史进步”，孔子螳臂当车，乃不自量力的小丑。不然！历史有宏观微观之分。宏观之历史，其来有自，没有力量可以改变；而微观历史并非天然地、自发地遵循它应该遵循的轨迹运行。并非可以将“历史必然”的咒符套用在一切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上，如是，历史学家就无事好做了。大凡历史事件，分为两大类：必然的与偶然的，换言之，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与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
显然，孔子时代的“礼崩乐坏”是偶然的，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因而是反动的（与有些人所说孔子是反动的恰恰相反）。“礼崩乐坏”最深刻的原因存在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中。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喜新厌旧的价值取向。喜欢变换，不喜欢保守。没有一样东西，中国人能够自古保守至今。这种情形，放置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
最应该保守的当然是维持分封制的血缘秩序。然而就是按血缘传承社祠，也保持不长，总是有人出来瓦解规则，重新“洗牌”。大一统皇权专制不去镇压“洗牌”者，就无法确保政治秩序的稳定。正是基于此，许多学者认为秦始皇的郡县制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天大的误会。
从世界范围考察，绝大多数国家把分封制延续了下来，近代资本主义恰恰是与分封的封建制接轨，而不是与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接轨的。分封的封建制所积累起来的地方自治意识与自主意识，乃资本主义之基础。资本主义很难与大一统皇权制度接轨，因为在那种制度中自由的空隙太小了，不足以酝酿出积累资本的意识与冲动。可见，封建制比大一统皇权专制离现代社会制度更近。资本主义的萌芽就诞生于封建城邦之中。
那么，中国人好变的习性从何而来呢？这是一个巨大而又从来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