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贡王国臣民向国王宣誓时是这样说的：我们这些并不比你卑贱的人，向你这位并不比我们高贵的人宣誓，如果你能尊重我们的自由并遵守法律，我们接受你作为我们的国王和最高统治者，否则我们就不接受。
实际上，因履行义务不力国王被杀死的事情屡见不鲜。在巫术盛行的远古时代，国王往往兼巫师，求雨不利，自身性命也难保。不用说业绩，就是子嗣传承不力，也有受处罚的
，远古，有些国家的国王仅仅因为性能力不足就被毫不留情地杀死。国王的权力最大，风险也最大。“权力”与“务”被工工整整地对应了起来。中国从五帝至西周这段历史，是政治发展较正常与健康的时期，权力与义务比较工整地对偶着。最有力的证据是鲧与禹父子二人治水：
舜“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史记·夏本纪第二》鲧治水，拥有巨大的权力，但治水不力被流放羽山而死。有意思的是，鲧之死并不影响儿子禹继承其事业。禹用疏导的办法治水大获成功，结果获得了最高权力。权力与义务工对无误。禹并没有滥用权力，究其原因，并不像司马迁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他的品德高尚。毋宁说，这与禹的品质丝毫无涉，完全是一种机制在起作用。这种机制，简言之就是权力与义务的对偶。只要这种机制存在，即使是权力欲极强的野心家执掌权力，也难以乱为。传说尧利用“乐”治国：
尧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华书局，1958年版）康有为认为因为“才不足”，导致“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权其行者也”（出处同上）。
对“尧、舜、禹现象”（推而广之由五帝至西周）大致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那是一种假托（是由孔子、孟子与司马迁渲染而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实有其事。我偏向于后者，以为后者的可信度更高，或可备一说。如果是前者的话，中国就是世界上彻头彻尾的特立独行者了。实际上，中国在漫长的皇权专制社会中所表现出的特立独行，并非民族基因所致，而是独特的文化所致。是文化颠覆了尧、舜、禹至西周所形成的政治传统。在政治权力的发萌期，中国没有道理与世界格格不入。《旧约·出埃及记》就详细描述过摩西因未尽到
义务而遭受批评与处罚的情形，几乎与鳏被流放羽山而死如出一辙。尧、舜、禹及其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所作所并没有出格，符合当时“历史潮流”，放置到世界大环境中，他们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有在中国，尧、舜、禹才算圣人。
第一部分第三章 对权力义务准则的第一次破坏
经过短暂的所谓“德政”黄金期，中国出现了第一位德政破坏者，那就是禹的儿子启。
相传启建立了中国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个朝代———夏。夏结束了“尧、舜、禹”的黄金时代。当有扈氏不服他的权力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用武力进行镇压。启还作了一篇叫作《甘誓》的讨伐檄文，召集六军将领，向他们发布讨伐令。结果在甘地消灭了有扈氏。
从此，政治协商（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手段）基本不见了。出现不服从的政治势力，不是斡旋协调想办法消除不和，而是诉诸于武力，用武力统一分歧，求得强制性的一统———这一切肇始于启的征讨。尧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远古民主雏形，仅昙花一现就渐渐式微了。
其原因甚多，其中一条是，没有宗教的制约。没有宗教，没有高于人的神的制约，人（特别是政治家）是很难控制自己行为的。如果政治家被赋予了用武力征讨政敌的特权，权力与义务之间的平衡也就被瓦解了。权力就逐渐变成野蛮而又粗暴的单纯支配，权力的支配对象则全部沦落为附庸。如果权力与义务是对偶与平衡的，权力就难以实施野蛮与粗暴的支配，因为一旦出现野蛮与粗暴，自然会出现替代他的势力。而对此能够起到监视与维护作用的，非宗教莫属。夏，是个动荡的王朝。
夏启（画像）启死后，他的儿子太康继位，太康沉湎于玩乐，被弈放逐。这本身就
说明血缘继承政治秩序先天的痼疾———无法避免不谙政治或恶德昭彰的人掌权。而这个问题，在民主政治中几乎不成为问题。太康死后，弟弟中康继位，中康执政的时候，大臣羲氏与和氏饮酒作乱，胤奉命讨伐。就这样代代相传，最后传到了桀。桀既无德行又凶暴残忍。
他囚禁了汤，但后来又放跑了他，这说明桀虽然残暴，但比起后来的政治家却温和多了。桀自己也对放跑汤后悔不迭，悔不当初一刀砍了汤。结果汤推翻了夏，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商。
巧合的是，商的最后一代执权者———纣重蹈了桀的覆辙，囚禁了姬昌又放虎归山，结果姬昌父子推翻了商，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周。周颠覆商与商颠覆夏的过程逼肖之至。这样就引申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重复出现，是中国历史最明显的一个特征。这两次教训使得中国一代代政治家深深懂得了“除恶务尽”的道理。政治角逐胜负的关键是武力震慑，以德威感召人是不行的（然而，后来还是出现了更大的仁慈者———项羽！）。
令人深思的是，中国古代的民主政治何以如此短促，何以消失了之后就永不再现了？
答案只有一个———中国人把自己设定在价值坐标的顶端了，得到了权力，就与“天”平起平坐了（不像西方多数国家，权的上面还有神），脱离了管束，脱离了制约，可以恣意胡为。
中国古代的政治没有把游戏规则交给神来监督。换言之，由人来制定政治游戏规则，也由人来瓦解这些规则。用时下的话，运动员身兼裁判员。没有一个东西高居于“人”之上，监督人的一切承诺与协议。黄帝敬天，那属于个人品德问题，黄帝无法让他的后继者也像他一样敬天。黄帝恐怕想不到，掌管天地四时的大臣羲与和氏只顾享乐，把每年的四季节气都搞乱了。黄帝保证不了他的后人都像他一样敬天悯人，这便是症结之所在。在百姓与政治家的头上，没有一个通管的权威，让人服膺，因此，人所制定出来的规则，轻易就会被人瓦解。人的野性是自发的，人的自我约束则需要一种机制。
中国人对“人”的认识最典型的表述是“混沌初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并没有给“初辟”设置一个先验的主体。中国的历史，发韧于“混沌”自开，给人以突兀而起的感觉。既然人是突兀而起的，人自己就是一个不可超越的终极，有权力附身之后，便不可一世，任性胡为，绝不会相信，实际上人是应该受到制约的，人并非是世间存在之终极。
宗教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示人们：你是有罪的，你是卑微的，你应该服膺万能的神或上帝（具体因民族而异）！当然，如果是政教合一的，宗教有等同于无。不过即使是政教合一的，也会溢出一部分功能，恩泽人们的心灵。诚如汤比因所说：要消除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只有通过每一个人的内心革命性改变。这种心灵的变革也无论如何要借助宗教来实现……。对人的本性来说，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汤比因、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可惜，中国始终没有完成这种“心灵的变革”，没有形成完整的宗教。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缺憾。
第一部分第四章 商王朝
较之夏，中国第二个王朝商的历史资料更多些。商汤、盘庚、武丁、殷纣，这四个王构成了创业———中兴———衰败的标准图式。后来的汉朝、明朝在模式上几乎与商无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商朝为中国的历代王朝建立了一个标准范式，无论哪一个朝代都难以逾越。
商汤是启的第八代，是夏朝的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有权征讨邻近的诸侯），是当时最有声望与势力的诸侯之一。
汤伐桀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桀已经荒淫无道到极点，人们忍无可忍，把桀比喻为太阳，诅咒到：
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消灭，我宁愿和你一起灭亡。《诗经》需要特别留意的是，桀已经可恶到如同“太阳”一般，朝野却丝毫没有通过非暴力废黜他的办法，更不可能像古代西方那样“杀国王”，杀之而一了百了。于是只能任由他为非做歹。这和尧、舜、禹时代的协议政治（让权让国）已经相去甚远。任何政治势力对“王”都是无可奈何的，当“王”的统治腐败到一定程度时，只有下属起兵把他打倒这样一条道路可走，别无选择。几千年可怕的周而复始的怪圈，因商汤对夏桀的讨伐而被强化。不得已而讨伐，而若干年之后，讨伐者的后代一样也要被异姓讨伐。商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兵的。商汤个人魅力是一回事，商汤生活时代的特定条件是另一回事。商唐是个伟大人物，他所生活的时代则是个可悲可叹的时代。商汤以其伟大，启动了中国历史的“怪圈”。
欲观其详，需要先了解商汤其人。
商汤的人品、能力都不待说是一流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他开创了先礼后兵的先例。有以下记载：
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
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史记·殷本纪第三》商汤给了周边诸侯以充分的选择权。还写了《汤誓》，讲明了胜要奖励，败要惩罚。而且商汤表明自己是代表天�